巴山蜀水寻文化

勒拿　　中华文化是由各个区系文化多元一体整合凝成的，巴蜀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区系。巴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人文积淀，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造就了多彩的民俗和民间风情，具有强烈的人文气息。　　巴蜀文化的形成　　巴蜀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有着灿烂的文化史和辉煌的文明史。古蜀是中国西部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她有着悠久的始源、独特的文化模式和文明类型。　　夏商时代的古蜀文化主要表现为神权文明；西周至春秋战国的蜀文化主要表现为礼乐文明；秦汉时期，巴蜀先后在秦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改造以及文化变革和引导之下，逐步从独立王国性质和民族形态的文化向着秦汉统一帝国内的地域文化形态转型，成为中华文化一支重要的地域亚文化，在经济文化上获得了重要进步，同时又给汉文化以重要影响。汉魏之际，巴蜀不但发生过蜀汉政权的兴亡，而且还是道教的重要起源地。天师道（五斗米道）成为全国道教的主干，铸成巴蜀文化的突出特色，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又为南北朝的蜀文化注入了新内容。隋唐五代，巴蜀经济昌盛，文赋纷华，为“国之珍府”，而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大交流，大批文化名家入川，又使巴蜀成为全国文学最盛的一个地区，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宋代四川经济高度发达，文化上达到空前鼎盛的局面。文、史、哲名家辈出，时人指为“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经济上发明了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不论在中国经济史还是在文化史上都占有极为显赫的地位。宋元之际，蒙古（元）攻蜀，四川军民奋力抗战，不但延缓了南宋的灭亡，还迟滞了蒙古大军西侵亚欧草原的步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明代四川在元代经济凋敝的基础上有所恢复和发展。清代前期历时长久而规模浩大的移民四川运动，引起了巴蜀文化的新变迁，成为近代四川文化的直接前身。近代四川文化绚丽多姿，造就了不少文化名家，在海内外享有极高声誉。20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四川诞生了一大批著名革命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渴求开放的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它的形成、继承和发扬，主要得益于它汇纳百川、兼包并容的文化传统和强烈的渴求开放与走向世界的意识。　　四川盆地四面高山环抱，历史上是有名的“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致使李白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这一封闭地形对作为农业文明的巴蜀文化必然带来较大影响。但正因为如此，又反过来激励起巴蜀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于是，环境与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终于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中原和秦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北方高山秦岭。但巴蜀先民以惊人的勇气，创造了高超的栈道技术，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蜀王派遣五丁力士开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个美女的神话故事，就是上古时代开山通道进行交流的生动体现。栈道是巴蜀人的一大发明。由于栈道的发明，终于使巴蜀变“四塞”为“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从而突破了封闭而走向开放。　　逢山必须开道，遇水必须造桥，古蜀先民为了突破封闭，在发明了栈道的同时，又创造了笮桥。笮桥即绳桥，有多种类型，至今尚可见到的藏区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岷山上的竹索桥，滇西北的编网篾桥，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桥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铁索桥，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智慧体现。　　远在三千多年前，巴蜀地区就开辟了几条从云南、贵州和两广分别通向沿海和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等出土的海贝、象牙，茂县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和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从巴蜀到印度、中亚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地区，经“滇越”乘象国（今东印度阿萨姆邦），到达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直至中、西亚。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根据中、越历史文献资料，战国晚期，蜀王子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王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对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五光十色的巴蜀文化　　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　　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文化主要与云南、贵州地区的南中文化、中原文化、长江中下游楚文化有着密切的往还交流和相互兼容。大量来源于南中地区的铜锡铅原料，为辉煌的三星堆青铜文明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西南各民族密切的往还交融，又为巴蜀古代文明中心的形成培育了深厚的文化温床。中原文化与巴蜀文化原本就是同一血脉，同源而异流，而巴蜀文化更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在礼制、风习、价值观和历史观等方面的影响。巴蜀与楚，江水上下，一苇可航，蜀风巴俗早与楚文化交流混融，“巴山楚水”成为历史上巴蜀文化与楚文化紧密联系的一个生动比喻和象征。　　巴蜀文化又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除与南中、中原、楚文化相互渗透影响之外，主要还表现在对滇黔南中文化的辐射，并远达东南亚大陆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汉唐以后，文化的交流更多地体现在人才的双向交流上。这一方面如明代学者杨慎所说：“自古蜀之士大夫多卜居别乡”；一方面又如清代学者赵熙所说：“从古诗人多入蜀”。这种双向交流不仅使巴蜀文化在保存其特色的基础上更多地推陈出新，而且使巴蜀文化在更多的方面走向全国，进一步推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水乳交融的历史步伐。　　巴蜀文化兼容与辐射特色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移民有关。从先秦时期起，历代的巴蜀都容纳了东西南北四方众多的移民。这种移民的特点，从历史记载看，主要是外地人单向移入四川，而很少有四川人大规模向外移出。秦汉时期向巴蜀的移民，主要是整合多元文化。蜀汉时期的移民特点是上层荆州士人集团的迁入，整合巴蜀文化，而下层少数民族流民的大量移入则使“户口于此而繁”，促进了民族融合和交流。唐宋移民主要是文化人入蜀流寓，还有客家人的迁入。清初至干隆的“湖广填四川”则是垦荒和经商。历史上这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带来文化的大交流和大交融，形成“风俗舛杂”的文化特色，使巴蜀文化更加五光十色，灿烂夺目。　　积淀丰厚的巴蜀文化　　巴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人文积淀，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们便是如今巴蜀文化资源的主要源泉。现有的文化资源主要有：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2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7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24座，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2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4处，省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00余处，各种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64所，其他人文景点200多个。大致可以分作如下四类：　　文物古迹资源　　主要包括历代寺庙、园林、古建筑、古城镇、古堰、古塔、石刻、古墓、古碑等，分布广，种类多，构成四川人文资源的一大特色。古寺庙主要有成都昭觉寺、文殊院、武侯寺、青羊宫等；摩崖石刻著名的主要有广元千佛寺、安岳卧佛，乐山大佛等；园林主要有成都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楼公园等；重要古文化遗址主要有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都江堰水利工程等等。　　宗教胜地资源　　四川古代宗教盛行，在中国宗教历史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有不少遗迹保存下来。如大邑鹤鸣山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青城山是道教第五洞天，峨眉山原为道教第七洞天，后被列入佛教的四大名山，它们都是当今著称国内外的宗教名胜。　　除此以外，宗教名山还有佛教的云顶山等，道教的瓦屋山等。　　至于寺庙宫观和石窟、石刻、宝塔，则在全川星罗棋布。尤以成都大慈寺，文殊院，昭觉寺，青羊宫，新都宝光寺，平武报恩寺，峨眉报国寺，德格印经院，青城山天师洞等最为著名。　　民族文化资源　　四川少数民族有彝、藏、土家、苗、羌等十余个，各有自己的历史文化，独特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传统节日、穿着打扮，以及独特的节庆、歌会等。如彝族的“火把节”、藏族的“康定情歌”等均蜚声海内外。而羌族作为中国民族史上的“活化石”，纳西族作为历史上“母系社会”的活化石，在国内的文化资源中，都堪称第一，富于极高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旅游价值。　　民俗节庆资源　　四川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造就了丰富多彩的民俗和民间风情，具有强烈的人文气息。每年按农历进行的节庆盛会有：正月成都灯会，二月成都花会，三月都江堰市清明会和成都龙泉山桃花会，四月康定跑马转山会，五月乐山龙舟会和郫县赛歌会，六月凉山火把节，七月渠县三汇亭子会，八月新都桂花会，腊月自贡恐龙灯会，以及道教三月三日庙会，佛教二月十九日观音生日庙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