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实力和软实力：通货膨胀、创新经济和大众股份

一：有控制的通货膨胀一直伴随着经济全球化
　　美元的长期低利率政策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自从1990年代美国高科技创新经济诞生了大批高科技公司以来，互联网的应用终于催生了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创新浪潮。配合著这种创新，美国的美联储就实行了长达十几年的低利率政策。它的后果之一，就是促使世界的能源和资源性产品，逐年价格上升。以便使得替代这些资源的高科技开发的经济需要被不断催生。
　　但是，由于南北对立和不平等的经济秩序，世界各种文化制度的冲突不断，美国的众多互联网公司，并没有在文化的沟通上迎来文化全球化的前景。由此互联网的发明没有得到最大的社会效益，被迫出现了网络经济的泡沫。
　　原先创立网络高科技公司时的种种远期设想──物联网、远程遥控家庭电器等等节约能源和促进人类沟通的市场机会并没有得以实现。因此，美国一直设想的靠互联网经济带动的全面服务业升级促进美国人就业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高科技经济泡沫破灭，美国经济长期陷于滞涨的局面，也就是在通货膨胀、基础资源价格长期处于上涨同时，美国的制造业生产链条大量转移以后，服务业大量岗位创生的局面并没有产生，经济增长停滞，失业人数长期高居不下。
　　与此同时，美国华尔街众多金融寡头公司，利用互联网和低利率，使得大量热钱、金融衍生品，在全球各个金融区24小时不间断地流动以便随时获得利益，然后再注入各种资金源。其中美国和各国的房地产，以及石油、大豆和各种适合炒作的资源都成为低价利用美元进行炒作的载体。
　　美国的众多养老金、保险金和房贷组合金，就成为这种不断增大的金融泡沫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普通人不用掏首付，只要以新房作为抵押、参加房贷组合贷款，就能得到一所房子。在房价的高涨中，贷款使用美元的使用利率已经低到了负值。不知不觉中，美国普通人又一次陷入类似于当年全民炒作金融泡沫的浪潮当中。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各地，例如在美国人买房的同时，远在东方的中国香港地区，使用同一套有关房屋组合贷款的债券的持有人，也可以在房价的增长似乎永远超过美元使用占用成本的情况下，得到超额的收益。因此，一些欧洲国家政府都不惜以政府财政作为抵押来购买这些有毒债券。
　　一时间，似乎依靠有了互联网在全世界各个金融区和资金来源地的沟通互联，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在华尔街的创新金融服务中得到似乎永远不尽的收益。
　　直到2008年10月美国两房公司和雷曼兄弟公司发生连锁破产危机的时候，世界才真正重新面对类似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局面。

二：跨国公司、各国政府和有教育素质的劳动力
　　美国是创新科技的带头者，但是这不意味着它是新科技的唯一受益者。
　　在众多的世界各国的互联网公司中，中国的百度、搜狐、新浪等互联网公司，很快就在美国的创业板经济榜上占据了一流的位置。
　　这也代表了在中国、印度等转移了和嫁接了美国的生产链条和高科技链条的新兴经济体中，长期投入的教育资源的优势能够真正得到发挥，这种技术提升和创新不等于过去的简单进口替代，而是引进同时结合了本国特征的服务业产生了高效益。
　　可以说中国的百度、搜狐、新浪等互联网公司的诞生表明，原先的后进国家也可以跨过了工业化的大多数阶段，中国和印度的众多高科技企业和服务型企业，如百度、搜狐、新浪等，一步到位地就形成了后工业特征十足的现代新型企业。
　　形成比较的是，美国创立的许多诸如雅虎的高科技公司，在相结合本国的文化以及跨国的文化没有做到如此的成功。也就是说，有些在新兴国家做到的事情，比如印度和中国的公司自己做到的事情，美国等发达国家却没有做到。
　　这与文化背景有关，但是更相关联的是，这些后进国家都引进了大量的跨国公司和外贸型生产加工企业，使用的劳动力都是跨越了轻工业重工业的工人区聚集的劳动力产生模式的受教育的劳动力模式。
　　这种劳动力模式，是与本国的教育、交通和大的农村社区资源没有失去联系的新型的工人阶级的劳动特点并存的。
　　以中国为例，中国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多个层次的教育，例如中小学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实行，使得中国的农村地区青年，已经具有了城市化特征和集体主义素养，已经适合工业化特别是后工业化时期的服务业劳动的要求。因此特别适合发达国家转移生产链条的劳动力成本和素质要求。结果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在一个社会和地区的普遍城市化、信息化和服务化同时做到的。
　　例如中国目前的沿海加工企业密集的地区，已经分不清城市与农村的界限了。
　　这里面各地政府千方百计引资设厂，以及对于教育普遍重视，起到了基础的实际的作用。这些都与跨国公司纷纷来到中国产生了互相推动的良性循环。
　　而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却是在把资本和管理进行输出的国家，他们把大部分生产链条加以转移，准备实行下一步的例如新能源、与环境税有关的产品、新型汽车等等的经济门类生产。但是，由于这需要全世界各个地区国家在改变和改善了原有经济秩序基础上，才能实施，所以地区和文化冲突不断，此计划迟迟未能实行。
　　因此，欧美国家在实现经济结构转移提升方面，出现了空档。
　　进而，欧美国家，他们的国内教育与新经济的结合没有了社会基础，所以，在欧美国家出现滞涨局面同时，长期处于财政负担高福利和失业人数高居不下的社会现实中。这些国家的互联网的应用创新和经济的提升当然会受到影响。

三：怎样避免贸易保护主义与今天的汇率战
　　由于美国等一批金融创新跨国公司高管们的不负责任，以及由于欧美政府在本国没有实行经济结构创新的情况下，财政和社会福利支出都受到了威胁，这些都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加以放大。所以，欧美国家中目前普遍出现了本国民众对于政府常年不能有效解决本国失业和基础资源物价上涨问题的不满，出现了政治上的危机。
　　欧美国家的老龄化、外来移民、教育与社会发展脱节等弊病长期存在。造成了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和社会福利支出过高，政府财政负担过大等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欧美的服务业和就业人数全面受到收缩的威胁。他们迫切需要重振制造业提升就业，但是跨国企业已经把大多数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链条向东方亚洲等新兴经济区域转移。这些生产链条不光是与输入国的教育水平和城市化配套有关，也与这个国家的货币汇率有关。在欧美国家常年使本国货币处于低利率空间的时候，这些新兴经济国家的货币也长期实行盯住美元的政策，使得这些国家的制造品长期处于有利出口的情况之下。
　　美国的低利率使得经济泡沫长期积累，而同时中国的长期出口顺差造成了大量美元收益。由于中国人东方人的储蓄习惯，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并没有变成大量的进口，所以这些储蓄都以美元的形式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家债券，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美国的低利率美元政策可以长期实行、美国普通人的高消费和大量占用资源的生活方式可以长期实行。
　　中国这样长期保持的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它造成了美国和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都长期受到拖累，转变得很慢。
　　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都不能适应这个地球面对资源不断消耗的现实，所提出的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的最终要求。
　　美国想重振制造业和出口，不光是为了本国的就业，而且也是为了尽快把世界范围的生产与资源配套的新型生产模式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包括一旦实现物联网、实现远程控制家庭电器之类的高科技化社会，美国不至于被下一个经济浪潮所抛弃。
　　中国长期保持对美顺差，国内消费不振，也是有弊病的。中国的局部和简单劳动力的城市化，只能维持一段时间，而不能长久维持下去。在与美国的联系中，中国不仅是一个商品出口和储存美元的关系，中国需要的是与美国不断在制造业创新中实现的高科技应用水平之间的联系──就像中国的百度、新浪当年实现的那样，而不是简单的跨国企业简单地使用劳动力的联系。
　　中国应当可以把对于美国的债权变成对于美国新型制造业的投资，使得美国的对中国出口，不再是美国人眼下强调的简单的商品，而是美国的金融创新中潜在的一种对于中国大众的全民股份社会之类的实体建设。例如美国能源部长前一段推广的美国的新能源技术和物联网技术，可以在中国的劳动力新的城市化过程中发挥作用。
　　只有中国和美国都做出了自己国内制度上的调整和改革，才能最终避免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国家之间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爆发汇率战。

四：新型跨国投资公司和大众股份
　　以中美之间经济联系为代表，跨国投资急需一种新的形式。它可以最终解决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和汇率摩擦。
　　跨国投资的历史已经很漫长了。
　　第一代的跨国投资，就是对资源性贸易和对于殖民地地区的垄断性的投资。第二代跨国投资，是在民族国家兴起之际，带有政治目的和结盟性质的援助型或者其他类型投资。
　　到了第三代跨国投资，就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大量跨国公司涌现以后进行的跨国投资，它们是以世界范围的贸易组织章程为舞台的以大量留学教育为背景形成的全球化经济现象。
　　这种现象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资本为主导的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冷战结束，似乎资本成为唯一的动力，在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下，似乎新自由主义学说无敌于天下了。但是几次经济和金融危机，表明跨国投资和全球化进程，不能只是由资本来主导，而且必须有劳动的加入和主导才成。
　　假设，中国在自己未完成的城市化过程中找到一条新型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再生产道路，使得劳动收入在新经济增长中得到逐步的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匹配的提高，而且又找到了一条不占用资源和拥挤于大城市的城市化生活模式，那么这样的一种新型模式和劳动力再生产就可以转化为一种投资，一旦这种投资用于美国的企业中，就可以有效地消除中美之间在贸易顺差和汇率上的分歧。
　　比如，中国最近令世人瞩目的高铁──高速铁路建设。中国的高速铁路建设目前已经在技术的配套提升和标准制定方面占据了全世界的前列位置。
　　但是，中国的高铁项目，在经济和社会效应方面，还存在着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一，中国的高铁实施前景，应当是是解决汽车社会大量耗费能源问题的出路。这一出路能否找到，不仅是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当然也植根于中国的农村与城市的管理、衔接和文化社会融合的问题。可以说，高铁不光是一项技术，而且是一项社会进步。这里面，有着巨大的社会进步的内容。
　　第二，中国的高铁建设采取的是目前的地方政府参与融资的模式。地方政府之所以参与投资，当然是从城市的角度出发，其中对所设立的站点的考虑，出发点都是对当地房地产价格和土地价值的提升，而在同时地方政府都没有考虑当地劳动力与就业地的联系和经济社会联系。
　　如果凡是有高铁站点的地方城市，都能把城乡一体化的措施纳入到劳动力的输出和农村经济信息化的管理当中，就可以解决目前高铁只有城市化特点而没有农村特点的局限。
　　第三，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能不能走出一条与上个世纪初美国福特的T型汽车造成了一个汽车社会一样的经济带动社会的新路？这是一个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问题。
　　就是说“高铁社会”是一个新的概念──由高铁的和谐号动车，进而造成一个对于全世界有着示范作用的高铁社会？这个概念的最终实现，就可能不是仅仅一个高铁技术标准所能涵盖的。它代表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
　　以上三个问题只是中国的高铁技术一旦占据世界的制高点，所带来的新面貌的一角。
　　对于目前世界普遍面对危机后社会的渡过方式苦苦寻找来说，中国的高铁是一个类似于欧洲环境经济的设想一样伟大的意义深远的设想。
　　一旦类似于高铁社会这样的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与十二五计划的发展实施同步建设，造成了巨大的示范效应，那么下一个世界范围经济浪潮和新经济制高点将会被中国占领。
　　因此，看到中国四万亿财政投资的潜在发展，美国聪明的但是受制于两党制国会制约的奥巴马总统，会心急如焚。他一再提醒美国国会──中国在后危机时代高水平建设新一代基础建设所可能造成的经济优势。他说，目前美国有很多人争吵不休，谴责民主党奥巴马提振美国经济的措施是社会主义，在这种无谓的争吵中将会贻误时机，最终可能造成中国甩开美国。
　　但是，中国的高铁技术能不能最终建成高铁社会──基于高铁经济的新的城乡一体化格局，其中的关键还需要一项重要金融创新，即在高铁的建设和经济运行中，一项重要的金融创新──大众股份概念的实践和政治化。
　　大众股份概念，意味着像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这样的涉及国土规划的大规模建设，其中的金融创新，要有大众股份的设计。也就是这样的经济发展必须使得尽可能多的民众受益。
　　今后，在中国特色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中，大众股份这个金融创新概念必须得到承认。
　　也就是说，有了大众股份这个概念，今天的城乡拆迁、土地征用，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建成，不能再让付出土地、劳动的人们认为是与自己无关的是城里人的事情、是有钱人的事情。
　　而应当就像中共中央制定的十二五计划中说的那样，发展的成果由全民共享，改革的进步由全民参与。
　　美国的国会还在争吵，中国的“十二五”即将实行。
　　人们希望，目前还在演变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最终渡过，将会是一个社会和政治得到改革后的新的世界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