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件事影响中国人慈善观

11月27日 三联韬奋书店，“这个世界会更好吗”见面会；
　　11月26日 八宝山，送别宪政学者蔡定剑教授；
　　11月25日 北京，搜狐企业家论坛；
　　11月24日 北京，2010中国企业家年会颁奖晚宴；
　　11月23日 上海，2010中国养老产业与后50住区高峰论坛；
　　11月19日 北京，爱心点亮孤独答谢公益活动；
　　这是他一周多时间的部分日程表，还有很多活动没有统计，这份日程表的主人是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如果读者听着这个名字还有点耳生，那么提到那位辞官的民政部司长，恐怕会有更多的人想起来了。如今，距离自己从司长的位置上主动退下来接近半年时光，然而56岁的他头发却花白了很多。在2010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上，他坦承，做院长比做司长要忙一倍，头发白得快就很正常了。
　　尽管现在依然有从前的朋友称他为“王司长”，但是，这位民政部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促进司的前司长更喜欢人们叫他“王老师”。那么“王老师”这半年来到底在做些什么？是否过着他想象中的生活？从“王司长”到“王老师”的角色转换又会经历哪些？日前，王振耀在北师大的壹基金公益研究院新址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平时忙些什么
　　社会活动多过做研究
　　没有副手帮忙分担
　　记者：从司长变成研究院院长有将近半年时间了，因为很多次打电话您都在外地，我最关心的是您这些日子都在忙些什么？和您辞职前想象中的是否一样？
　　王振耀：还确实不太一样，我原来想象中做一个研究院的院长一定是以做研究和发表文章为主要工作，但实际上参加社会活动也成为了我工作的一部分。很多慈善方面的会议都会找我参加，还有一些原来联系的NGO（非政府）组织也经常召开论坛，他们都认为我参加会议、论坛会更好地推动慈善这个事业，最初我也经常推掉一部分社会活动，但是后来我发现实际上参加这些活动也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能够让我们现代的慈善事业被更多的人关注难道不是好事吗？所以现在我也转变了观念，不会把这些活动当做包袱了，也很乐意参与其中。我所说的社会活动不仅仅是会议、论坛，还包括很多的课程，包括在北大、清华等高校的公益、减灾、慈善等课题的授课和培训，总之非常忙。
　　记者：那您还能否记得这些日子到底参加了多少个会议，多少个论坛，讲过多少次课？和原来做司长的日子反差大吗？
　　王振耀：说实话还真的记不过来，除了在北京的活动，活动地点还包括上海、广州、深圳、东莞甚至四川大凉山等地方，只要是有意义的我都尽量参加，所以现在很少有休息日。做院长确实比我原来当司长时的工作量大出一倍以上，而且原来我的工作有配合默契的副司长、各位处长可以帮我分担，而现在我的工作别人没法代替。而且我还要去学习一些新东西，比如去美国看人家怎样办基金会，不学习、不充实自己就没办法和社会互动。
　　为何全民关注慈善
　　2008年全民捐款 2010年全民思考
　　记者：从9月份陈光标提出裸捐，到十一前“巴比”慈善晚宴，再到10月底“壹基金”向公募基金转型，王石被推为理事长，感觉最近两个多月慈善似乎正在成为一个全社会的热点，包括您本人参加的活动似乎已经超出了单纯慈善的范畴。
　　王振耀：我也有同感，而且我认为过去的两个多月时间，中国慈善事业正在完成一个思想大跨越。先后有三件事情被大家高度关注，第一是陈光标提出的裸捐，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第二是李连杰创立的壹基金受到体制制约面临转型；第三是巴菲特和盖茨的“巴比”慈善晚宴，由于重量级的人物和不公开而受到空前的关注。我个人甚至认为，这几个多月对中国慈善的影响一点也不弱于5·12大地震。2008年，是中国全民参与慈善捐款，而2010年，是中国全民参与慈善思考。就拿陈光标的事情来说，你经常会在某个饭店听到人们在餐桌上谈论裸捐的事。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进步，这是慈善在中国社会的升华。
　　记者：您的意思是全民参与慈善本身就是一个进步，话题是否有争议都没有关系，有人关注就好？
　　王振耀：没错，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亲友聚会时谈论的话题就是裸捐和“巴比”晚宴，这正印证了我的观点，本来家人亲友在一起时是最真实的，也是最能够体现人们想法的，亲友聚会都说慈善的话题而不是房价和花边新闻，说明慈善更加深入人心了。前不久我在大凉山出差，居然听到那里的农民在谈论“巴比”慈善晚宴和裸捐，这让我十分震惊。人们的关注是现代慈善的心理基础，很多共识就这样静悄悄地达成了。这一次全民大讨论完全是自发的。
　　解读中国式慈善
　　慈善家也会喝醉也会犯错
　　记者：前不久媒体报道了一位送水的老太太，据说三天的时间就收到了10万元的市民捐款，但是后来又有街道和邻居站出来说他们家其实每月有3000元收入，因此就有了是否慈善过度的争议，您怎么看？
　　王振耀：不管怎样，这位老太太这么大的岁数还在做送水这样的辛苦工作，肯定有她的难处，别人的捐款能够帮到她也是好事，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让今后的慈善更加公平，这是目前这个阶段中国慈善的特殊性。在中国慈善的转型过程中，必定会有传统的观念受到颠覆，这是中国慈善要迈过的一个大门槛。
　　记者：还有很多人质疑像陈光标那样做慈善太高调，难道做慈善还有固定的模式吗？是不是这样要求他们有些苛刻呢？
　　王振耀：在这样的背景下，慈善也有中国的特色就是传统上中国的慈善是以邻里互助为主要形式的，中国人是讲感恩和回报的。而对于做慈善的人也形成了简单的道德标准，似乎做慈善的人是不能有缺点的。但这是不切实际的。慈善家也会去喝酒、喝多了也会吐、也会说脏话，也许还会打架，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有一颗慈善之心、做很多慈善公益之事，所以不要用过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他们。
　　国外做法
　　我们最好给富豪善意的压力
　　记者：您曾经说过要给亿万富豪一些慈善压力，前一段在东莞又提到了给珠三角一些善意的压力，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王振耀：中国一些媒体对待做慈善的人的态度好像经常是走极端，要么是把捐款的人架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让人家下不来了，以后不捐不行了；要么就是对捐款人进行揭、批、曝光等，比如去年的章子怡诈捐事件。
　　这样就会给一些旁观者这样的感觉，做慈善是有代价的，人家会质疑你财产是否正当、有没有偷漏税等。其代价就是，很多有心做慈善的人会想，如果那样，还不如不捐呢。
　　国外对待慈善的态度就很值得我们借鉴，比如美国的一些媒体每年都要搞一个个人捐款和企业慈善的大排名，然后再和去年的排名做比较，他们不会去刻意说谁捐多了，谁捐少了，但是排名摆在那里，相信对于富豪和企业来说也是有压力的，不过这是善意的压力。
　　辞官原因
　　弑童案给我最大震撼 促使我下定决心辞职
　　记者：您一直回避谈辞官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王振耀：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媒体披露是6月底的事，实际上我4月底就决定了。了解我性格的朋友和家人，他们对此一点也不意外。真正让我下定决心辞职的，是今年四五月间发生的几起弑童事件，作为民政部的官员，我受到了太大的震撼。国外的一些人对这件事最不能理解，他们问：“中国人怎么了？”因为他们觉得动物也不会消灭同类的幼仔，而人类怎能如此？
　　另外，我不是来养老的，人不能什么都占着，我现在损失的就是一点职位和医疗待遇，但得到了更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