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物理学与资本主义物理学之争

社会主义物理学与资本主义物理学之争

社会主义物理学与资本主义物理学之争

送交者: Amalgamator

以下的东西为转抄别人的──偶尔读到某校量子力学教材一段说：“曲折发展的量子力学到本世纪40年代前后，在苏联又遭到一场意外的蒙难。它是以对量子力学的“批判”而出现的，其罪名是硬加给量子力学的。所以，可说是武断性的批判，在量子力学发展史上的一场难言之“灾”。

在中国，物理学某院士似乎曾有过类似的论和批，非俺专业，不去评论。

这一批判，部分来自哲学家，问题不大。但是另一部分，不同于堵着数学所大门，以麻袋的重量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民工；他们是真正的物理学家，却从政治理论出发，反对科学结论。这背后是苏联两大物理派别的争斗。其中之一是列宁格勒学派，另外一方是莫斯科学派。列宁格勒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伊俄非，属科学院系统，他培养了大量物理学人才，使列宁格勒的物理研究所大大发展，并在全苏建立了数个水平很高的物理研究所。

苏联计划全力发展核计划之初，斯大林等向伊俄非征求人选，伊俄非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库尔察科夫。库尔察科夫是位出色的核物理学家，相当于美国的奥本海默，中国的邓稼先。但是那时在人才济济的苏联物理学界，他的成就还排不上号，他那时还不是科学院院士，连通讯院士都不是。在下届增选时，伊俄非等走上层直接使库尔察科夫当选院士。和库尔察科夫同等水平的核物理学家可以找出很多，但是他的组织能力和全局观不是任何其他人可比的。库尔察科夫任用的人绝大多数也出自科学院。

核计划的总负责人是贝利亚，苏联情报机关的负责人。这个人的真真假假的故事流传甚广，俺不打算评论。只想说一点，他是最合适的核计划负责人。他聪明，有极强的组织能力和调动能力，手握庞大的资源，包括从国外来的情报。发展原子弹是当时苏联压倒一切的任务，在贝利亚的手里这一工作会进展得最快。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命令当然也要尽快执行；贝利亚的命令如果执行得不好可能马上会送命。

当时社-会-主-义的物理学家们在物理年会上批判资-本-主-义物理学，莫斯科学派的批判内容包括，but not limited to，科学院的人不引用莫斯科学派的人的工作，对西方物理学的量子理学，相对论叩头等。伊俄非不得不和稀泥，搞个折中的报告。

贝利亚拿到报告后问库尔察科夫的意见，库尔察科夫回答：如果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是错误的，那原子弹的工作应该马上停下来。结果年会总结被压下，当时没有发表。苏联1949年的第一次闪电（核试爆代号）成功后，库尔察科夫，哈里顿等功勋科学家获苏维埃劳动英雄称号，得到大笔奖金，高级小汽车，孩子可以选苏联任一大学就读，本人和家属在全苏乘坐任何交通工具旅行均免费。随着核试成功，莫斯科学派的批判当然也就变得毫无力道，到此也就死得差不多了。但后来被压下的年会报告的内容还是陆续发表了一些，这就是上面引文说的持续到1953年的原因。

库尔察科夫的组织能力一再地得到体现。研究氢 弹时，他请莫斯科大学的一个小组来帮助设计，里面就有未来的萨哈罗夫。萨哈罗夫相当于美国的泰勒，或中国的于敏。他先设计了独创性“多层蛋糕”，后来和其他几位科学家一道找到了氢 弹的引爆方法，和美国的Teller-Ulam设计殊途同归。苏联的第一颗氢 弹设计当量300万吨，试爆时采取了措施使当量降低一半。试爆仍然由库尔察托夫任总指挥。

试爆当天，轰炸机带氢 弹起飞后，天气突然变坏，云层覆盖，飞行员看不到预定目标；更糟的是很多观测仪器也不能发挥作用。轰炸机的原则是不带弹返航，以免发生意外。举个例子，海湾战争时，美军飞行员有多余的炸弹没扔掉，随便找一片建筑投下去了，那里根本不是任何预定的目标。但是第二天侦查发现，很多卡车，吊车，人员在那里抢运东西，好了，马上招来集中轰炸。事后发现，那片建筑是萨达姆的秘密核研究基地。苏联轰炸机携带的是百万当量的氢 弹，苏联的第一颗氢 弹。库尔察托夫向萨哈罗夫确认发生意外的可能，萨哈罗夫回答非常低；库尔察托夫随即下令带弹返航。机场跑道由于恶劣的天气已经结冰，被紧急除掉。飞机安然降落时，库尔察托夫站在机翼下迎接飞行员，向他们祝贺。（中国也曾有一次类似的事情，那次氢 弹没有脱钩。）

两天后，试爆成功，160万吨当量。从此，库尔察托夫将接力棒交给了萨哈罗夫。1955年的氢 弹试爆的巨大火球升起之前，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物理学的争议早已不存在。和遗传学不同，这一争议的实质影响并不大。

后记：

在中国，1965年《红旗》杂志第6期发表日本坂田的文章《新基本粒子观对话》是这场斗争的继续，直到1985年后才开始淡化。这类似当时苏联，是以所谓划清物理学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坚持“哲学上的党派”为名，开展了对量子力学的一场“批判”。

既然如此，这场“批判”不能不被卷进苏联当时为纯洁意识形态斗争的旋涡，使“批判”一开始就带有政治斗争的色彩。事实也正是这样，还在1940年以前，苏联哲学界和科学界一些代表人物，如尼考尔斯基就提出要对量子力学的“唯心论”进行“批判”。到1947年和 1948年，在苏联权威性杂志《哲学问题》上把这一批判推进一大步，提出要“粉碎”量子力学“唯心论基础”。50年代初，随着苏联著名科学家布洛欣采夫所 著《量子力学原理》一书的出版，在苏联《物理科学成就》和《哲学问题》刊物上，展开了对量子力学全面的“批判”。在这些“批判”中，把矛头直指“测不准关 系”、“互补原理”和玻尔理论。把它们视为哲学上的“唯心论”、“不可知论”和“形而上学”的“精致化”，并把哥本哈根学派看作是“资-产-阶-级科学伪造家 们”。这样，把哲学的、政治斗争的词语直接扣到量子力学的头上，混淆了量子力学内容的科学解释与哲学斗争、政治斗争以及阶级斗争的根本区别。为了推进这场 “批判”，对当时苏联发表赞同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科学书刊看作是“堆满了从外国进口的唯心主义的垃圾”，把支持哥本哈根学派解释的苏联科学家视为采取 了一种“唯心主义的立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表现了奴性十足的态度”，提出“应该把他们从苏联科学研究机构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

当然，在苏联当时出现的这种对现代物理学和量子力学的“批判”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其深刻的社会的、历史的背景。它一开始就遭到苏联一些科学家的反对；到1953年以后才得到了纠正。但是经历了二十余年之久的这场“批判”“斗争”，对苏联量子力学的研究与发展产生了难以挽回的恶果。戾如苏联著名科学家福克院士所说，这场对量子力学的“无知的批判”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苏联现代物理学理论研究上的机械论倾向，割断了它与国外先进的研究成果的联系，阻碍了苏联对量子力学的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