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收租院是怎样编造出来的 》的几点看法和补充

对《收租院是怎样编造出来的 》的几点看法和补充

本文源自 巴蜀论坛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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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刘小飞先生《收租院是怎样编造出来的》（以下简称“刘文”）一文，有不少感触。

自幼即知道四川大邑有个地主庄园，有个大地主刘文彩。同时也知道那为了形象地教育人们刘文彩究竟有多坏的旷世杰作“泥塑收租院”。在我辈眼里心中，刘文彩这个旧时代的大地主是个十恶不赦无恶不作的坏蛋。应该说，刘文彩是现实中比电影里的黄世仁、南霸天都还要坏的活生生的坏人。尤其是由四川美术学院为配合开展的阶级斗争需要领命集体创作“泥塑收租院”，更是活灵活现地演绎出了刘文彩的桩桩罪行。

然而，自改革开放后，我感到对刘文彩以及“收租院”的宣传似乎也有了明显地变化。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为什么我们姑且不去深究明析。后来，一些关于刘氏家族的种种事情也不断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但因为这些与我自己的生活、工作离得很远，故没有去留意和细想。

然而，当我偶见刘小飞先生的这篇文章，愤懑之情委屈之绪以及言之有据的东西都明显地感觉到了。我想我们还是有理由听听刘氏后人（我认为刘小飞先生应该是刘氏后人）说的。六七十年了，恐怕都到刘文彩的孙子一辈儿了，是不是还是该让人家也说说。况且现如今私有经济也经过修宪而堂而皇之的登堂入室，家业势力做派大于昔时刘文彩氏的“农民企业家”多了去了，算不得拿不上桌面的事情了。但真正让我有话要说，或者有所感触的是文中明确指出编排刘文彩故事的推手乃“马识途集团”！这就让我不能把这篇文章当做事不关己的饭后茶余的事情了。

坦言，“刘文”旁引博证洋洋洒洒。但内容太过分散，行文不注重结构层次。因此，看起来比较费力。而且，“刘文”对乃祖刘文彩溢美之词与过去官方宣传形成的定式反差太大。有点让人一下子接受不了。正如我辈稍长后不相信刘文彩真有那么坏一样，也不太接受刘文彩真有这么好的说法。于此，我不想讨论研究。对富人们有时还真的不好说出个明明白白的结论。故，对“刘文”涉及乃祖的是非曲直善恶美丑，我想还是让真正知情人和研究者们去给考语吧。但“刘文”认定将刘文彩氏推上历史的耻辱柱的是所谓“马识途集团”，却令我有些惊愕！因此不能不就我所知，对这个话题聊做补充，以就教于方家。

不知道刘小飞先生有些什么根据那样表述， 但据我所知和多年来的看法，把刘文彩氏搞成旧中国（共产党当权以前）的大地主、大恶霸典型，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产物。1949年后很长时期内，共产党是以宣扬和进行阶级斗争为目标的。因此，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把刘文彩一类的地主、资产阶级人物树立为阶级斗争的靶子，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没有刘文彩，也会有马文彩的。但是，倘若把身在大邑县的刘氏家族与1949年的中国政权更迭那场波光诡异的事件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事情真的或者不是那么简单。

刘氏家族到上世纪40年代末，有影响的人即刘文彩和刘文辉。这二人中，文辉以西康省主席长期以来与蒋介石中央政权貌合神离；而长期在家乡经营产业的文彩则绝对地在政治上惟文辉马首是瞻。显而易见，二刘在政治上绝对是一体的。文辉指东，文彩断然不会打西。

而中共高层自40年代也同样把争取文辉等地方实力派作为战略性的统战任务目标。文彩经营产业地盘基本上在文辉势力范围以内。故，国共双方对文彩（亦即文辉）地盘上的事情都是谨慎的。虽然中共开展所谓地方游击武装始于40年代中期，但延至48年以前，中共地方武装与刘氏基本上处于心照不宣互不侵扰的态度。而且，中共方面也直接对文彩开展了所谓统战工作，派人担任文彩中学校长，派刘氏宗族子弟以“拉烟帮”“嗨袍哥”建立中共掌握的农村武装队伍。由是，蒋介石对文辉始终放心不下。

果然，在文辉的真心、竭力、全力推动下，有了所谓的“刘邓潘”起义。近闻中央电视台有电视片（好像片名是）《解放大西南》。剧中，马识途向贺龙将军进c言，谓文辉举义不是诚心所为，应严加防范云云。其实，文辉当年，惨淡经营西康，不过区区二万多人的一支队伍，即或有二心，也是兴不起风作不起浪的。此片不知从哪里听来写不靠谱的胡说八道，简直不进仅仅是违背历史，而是贬低贺龙等入川将领和远在京城运筹帷幄的毛泽东氏的宏韬大略水准了。

对“刘文”据此认为贺龙听信了马识途的说辞。我不敢苟同。于我则认为是有人借拍电视篡改历史为自己的行为造根据找靠山。因为，正是这个马识途，既未参与47年前中共在大邑的农村武装建立工作，1949年1月后即脱离四川，年底才随贺龙大军回川接管政权。既然身为地方共产党系统幸存（余皆被抓至重庆屠戮殆尽──地方组织在成都的领导机关人员）的唯一成员，虽然可以正统身份“以我划线”（事实上也是这样）进行甄别，但总还是要拿出些能够让贺龙将军看得入眼的功劳请赏领功。于是，马遂与1948年6月由重庆避险来大邑县三岔乡的李维嘉联手把群龙无首的中共大邑农村武装（此前的多位领导人也因故先后被捕入狱或转移别处）这面旗帜扯出来。而李却因其负责的《挺进报》事变后未及时有效通知印制《挺进报》的陈然（渣滓洞遇难者），备受重庆同志诟病诘难。（李的说法让人们很难接受。据其后来辩称，由于事情紧急，他写信给陈然示警。但陈然不信而致被捕。但此说于逻辑情理都不通。不争的事实是李已然安全跑掉，陈终于被捕死掉。而其中李是通过何人、以何方式通知的陈，却因“死无对证”而成了永远不解之谜！陈既然是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岂能在收到上级明示报警后置之不理！即使不为自己安全计，也要虑及组织纪律啊。如李氏之说，陈岂非死也活该？！无独有偶，马识途在1949年1月的中共川康地方组织遭破坏时，同样只顾自己逃跑，一不在自己家挂出示警信号，二不去同通知他安排隐藏在成都附近的温江的堂妹马秀英、齐亮夫妇，而致使其二人在马识途跑后第三天被坐守他家里的特务抓获，押解至重庆渣滓洞关押，双双死于那里。）故而马识途、李维嘉都需要拿出一个“见面礼”邀功。无奈刘氏于中共完胜大西南的确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李维嘉除了生生的拉出个行将就木（文彩自1949年夏即在成都卧床不起，未及文辉举义就呜呼哀哉矣）的刘文彩来当成战果外，实在拿不出其他什么了。故而，马、李基于相互需要，开始了把刘文彩作为自己在共产党内蒙得高官厚禄的施刀令牌。没有想到，马、李二人当年为了争功抢座一己私利的行径，竟然延续了数十年，而且从文彩殃及真心投共的文辉。最终导致文辉投共的结果，冷了好多圈内人的心。

   不能否认，单是马、李二人，还是掀不起把刘文彩妖魔化的浪头。不过他二人借搞阶级斗争需要，用刘文彩这个死老虎拼命往自己身上贴金捞政治资本的功课倒的的确确是做足做够了的。据闻，直到现在，还是马在幕后，李在幕前，一有风吹草动就八方写信，四处告状的。非要把那些真真假假的罪行污水强加在刘文彩身上。甚至还公然为自己当年毫无统战观、大局观在文辉地盘搅局的行为洋洋自得。我想，假若当年文辉兄弟被真的逼得上蒋公的贼船，纵然还是一个败字，但至少要冤枉死不知道多少人。从这点看“刘文”， 我真的感叹刘氏后代的独到眼光──能够从自己家族的不幸和冤屈中， 看到两个为一己私利而蒙骗天下的奸人，并揭露之。

人家盘踞了四川文坛半个世纪，暮年还被子弹飞了起来！告诫世人：人要投机取巧，踩着别人爬才能得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