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中华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价值、信仰、精神的总和。中华文化是由56个民族的优秀文化融合而成的。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要主动在民族自信、语言自信、生活自信、地域自信之上，提升文化自信心。
　　文化立世、文化兴邦。一个民族的文化力强盛，这个民族的生命力就强盛。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不仅要靠经济实力，最终还要通过文化符号来表达，通过文化力量来展示。中国共产党提出文化自信，实际上是中国软实力的最好注释。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之势前所未有，西方强势文化深刻影响甚至侵蚀着一些欠发达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如何保持和增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成为发展中国家和民族最关切的问题之一。我们既要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文化自信，又要有包容的世界眼光;既要有开放接纳、交流融合的雅量，又要有鉴别先进与落后文化的智慧和定力。
　　文以化人、文以载道，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走出国门，让文化自身说话，使其成为不同语种、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和平交流沟通的媒介。对文学工作者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奋力谱写中国好故事、抒写“一带一路”文化新篇章的新时代，是让文化活起来、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
　　纵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存，对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国家软实力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对于当代世界的文明互鉴、文化交融、文学共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学不但要走出去，更应致力于加强国际合作，开拓国际视野，尤其是加强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合作、翻译作品合作。我们一方面要讲好中国故事，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另一方面要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成果，不自卑、要自信、不骄傲、要谦虚，使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彰显中国魅力。
　　2013年起，中国作家协会开始实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翻译工程”，对已经与国内外出版机构签订出版合同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给予资助。这项惠民工程让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大规模地走了出去。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不仅具有独特的文化和文学特色，而且与具有相同的语言、宗教、民族背景的周边国家有着很高的文化契合度，易于被这些国家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已有众多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进入国际文化对话领域，成功展示了中国形象、弘扬了中国精神、传播了中国价值，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多元共生共荣。
　　“少数民族作家海外推广计划”从2012年开始，得到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国作家协会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以每年一辑5本的规模翻译出版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同时积极推动这些作品的多语种版走向国际。截至目前，该系列图书已经签约输出的语种达19种，签约总数达到70多部。这其中，藏族阿来、维吾尔族阿扎提、哈萨克族叶尔克西、满族赵玫、回族马金莲、普米族鲁若迪基、蒙古族阿云嘎、土家族叶梅、朝鲜族金仁顺等几十位作家的作品被译成英文，除了在欧美等地的发达国家发行外，还出现在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以及蒙古、俄罗斯等国的书架上。
　　最近几年，中国文学“走出去”做了大量工作，一些优秀诗人和作家开始被国外读者所关注，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已经有60多种语言和版本：诗作《天涯海角》被译成意大利文，《秋天的眼睛》被译成马其顿文，《“睡”的和弦》被译成保加利亚文，《吉狄马加诗歌选集》被译成塞尔维亚文，《彝人之歌》被译成德文，而诗集《时间》则传播广泛，被许多国家翻译出版。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茫茫草原》被译成英法日俄德等十几种语言;藏族作家降边嘉措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被译成英、尼泊尔语等多种语言;回族作家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被译成英、法、土耳其、阿拉伯、韩、马来西亚、塞尔维亚和乌尔都文;藏族作家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被译成英、韩、僧伽罗语，《格萨尔王》被译成英文;满族作家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青木川》《琢玉记》及中篇小说《鬼子坟》被译成日文;土家族作家叶梅的小说《歌棒》被译成英、阿拉伯文，小说《最后的土司》被译成英文，小说《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被译成韩文;满族作家赵大年的长篇小说《皇城根》被译成韩文，长篇小说《公主的女儿》《老舍一家人》《西三旗》被译成日文，短篇小说《智力测验》被译成英文，《熬鹰》被译成法文等。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根脉，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作为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系满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