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忆车辐先生

彭雄 · 发表于: 2013-1-29 23:04:44

　　2013年1月29日上午，天气转阴，冷风扫残叶，气温与昨日比陡降数度。今日与流沙河先生、孙梦渔先生、王健兄等吃茶。所谈内容为：他们各自心目中的车大爷。人无完人，车大爷的形象在各位老朋友的讲述中变得活灵活现、有血有肉、逐渐丰满起来。

　　2007年某日从沙河老师家出来，见一老妇推着轮椅上一老人，一看是车大爷，于是前去打个招呼，我正好带着照像机，便说想给老人家拍照，他点头同意，说：“不要忘了把照片洗出来给我哈。”我答：“好的，我洗出来后就放在门卫处。”车大爷后来看到照片，连连说：“拍得好。”

　　王健兄（64岁）道：“那天晚上我从家中赶到医院，见车大爷口微张，发凌乱，我忙用手帮他把头发梳理一番，一摸车大爷的手，软而未僵，尚有余温。医生来用黑色塑料袋子装入，拉上拉链抬走了。本来家人根据遗嘱不设灵堂，文联的领导来，各大媒体都过道上，江功举也来了。领导说：‘还是要设一个灵堂，供大家祭奠。’于是决定就在家里设灵堂。第二天我也去了，成都各界来了不少人；第三天，遗体告别，要举行遗体捐赠仪式，没有主持人，他们打电话请我去做主持人，我从未主持这样的仪式，首先对车老遗体三鞠躬，众人对遗体告别，最后捐赠给医院。医院说要将遗体泡在药水里一年时间，才能拿出来解剖实验等等。”

　　流沙河先生（82岁）说：“车大爷，一个少见的负责任的好丈夫。几十年来，我一次都没有看见他在外面乱花过一分钱。因为他有八个娃娃，靠他一个人供养。五十年代初我们都还是供给制，没有工资，而组织上对他特殊，他是薪给制，给他发工资。虽然他爱在外头吃这吃那，号称美食家，那都是别人请他。他当记者，全部收入交归家庭。他爱打杨琴，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搞了一个星期五聚餐会，有荣乐园的老板蓝光剑（音），其他几个都是大老板，每个人轮流做庄请客，几顿油大下来，该轮到他了，大家都知道他穷，就不要他请客，他自己都不好意思，硬着头皮说一定要请，就请大家吃牛肉脆馅扮凉粉，大家吃了还很满意。
　　他的夫人叫毛碧梧，给他生了八个娃娃，他俩门遇到熟人，就这样介绍他的夫人：‘这是我的航空母舰，上面还停着八架飞机。’五十年代文联编《四川群众》，我与车辐在一个编辑室，一有空我就向他请教，他知道的东西很多，我喜欢听他摆过去的龙门阵。文联领导认为他有历史问题，就提醒我，不要跟他走得太近。他是典型的成都人，口不遮拦，有什么全部要说出来。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块玻板，下面压着三张从三十年代电影画报上剪下来的美女像，他指着其中一张，对我说：‘你知道她是谁吗？’我摇摇头，他说：‘她叫蓝萍，现在主席的夫人。’我还看见璃板下压着他自己用毛笔写的一首诗，诗我还记得前四句：‘大江日夜向东流，聚义群雄又远游。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我问他：‘是你做的诗？’他说是鲁迅的诗。他很崇拜鲁迅，四十年代去一趟上海，专门在鲁迅的墓前留影纪念，一只手还轻轻搭在鲁迅坟上。
　　有次他向我推荐捷克作家雅洛斯拉夫哈谢克的小说《好兵帅克》，他说：‘有时做人就要象帅克，外表疯疯颠颠，傻傻忽忽，到处惹麻烦，但是内心善良敢，又不露声色。’这也许是他能在这个世间游戏人生近百年的法宝。
　　回忆这几十年交往，我没有一回看到他穿新衣服，五六十年前，他的衣服总是洗了又洗，洗得发白为止。他常常骑个烂自行车，没有护泥板、没有后衣架、没有灯、没有铃铛，大约是英国莱宁牌的，质量很好。1956年某一天，他到我寝室玩，看到我有一床紫色新毛毯，他羡慕赞叹不已：‘好贵啊，你要用一层棉布把它包起来，不然好可惜呀。’可见其惜物。
　　他爱好打杨琴，是杨琴票友的四大名旦，戏剧家陈白尘先生叫他‘车娃子’，叫李德才‘德娃子’。有一次他拉《处道还姬》，故事讲的是隋朝的杨素（处道）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将他的小妾美姬还给别人，让陈国的东昌公主与她的夫君破镜重圆。车辐真正进入了角色，我看他拉琴时的表情，抬头闭眼，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慷慨激昂。”

　　孙梦渔先生（86岁）道：“我跟车辐很熟，四十年代我在成都教书时就认识他，后来他的几个儿子我都教过，我们经常在一起喝茶吃酒。他跟川剧清音李某某关系很好，私下跟我讲：‘我吃她，还□她。’，我就有点看不起他了。五十年代整理扬琴谱，他跟李德才一道弄的，得了稿费680元，他一人用了，用了之后才跟李说，为此李德才很不安逸他。他参加民盟又登报脱盟，所以许多人对他有看法。他人好，爱帮忙，四十年代末，胡风来成都办杂志，找到他帮忙在春熙路租了个铺子，胡风请他吃了一顿饭，总共见了两次面，几年后的1956年，他却作为‘胡风分子’被逮捕。
　　1949年前，我们都直呼他为‘车娃子’，他知道成都的掌故很多。他与李劼人先生关系好，抗战时期外地的文化人入川，他都报告李劼人，由李出面办招待他实际上就是文化人中间的媒介，故与中国著名文化人多有交往。他虽然爱占小便宜，但实际上帮了别人大忙，他本人的文章写得也不错，我在《新新新闻》上读过他的一篇文章，写抗战胜利还都南京的，叫《便下襄阳向洛阳》他当时作为报社的记者，随返乡人流一路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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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2007年某日，应法国总领馆邀请，参加《法国与四川百年回眸》展，沙河老师和车大爷都去了，我当然不忘与大爷合影留念。

李家驹谈车辐先生
　　大家聊到最近车辐先生走了，李大爷讲：“我家和车家是世交，我父亲与车辐是大成中学的同学，民国时期的大成中学在爵板街，校长是徐子休，他们同班的还有伍瘦梅、吴少伯、吕鸿年。那时车辐名叫车瘦舟，他们学校有两个男生在厕所里搞同性恋，被车辐揭发了，可是那两男生家里有权有势，给学校压力，学校为了自己的声誉，也就极力掩盖事实。说车辐乱说，将他开除学校。车辐家民国时住在学道街，（现在省科协）他家子女多，排老九，故喊他‘车老九’，父亲早亡。他家在青石桥与盐市口之间开了一家名叫‘天恩店’的大栈房，我家也在附近交通路开了一家名叫‘忠信兴’的百货商店。
　　车辐从小聪明，记忆也好，喜欢打杨琴，拉小胡琴，唱坤角，扮女生。他性格豪爽，在社会上广交朋友，又爱写的小文章，在成都各报刊上发表，后来就入报社当记者。他找到吕鸿年（同学），吕在省政府余中英那里当秘书长，消息多，他文笔快，许多内幕消息都是从那里搞到的。抗战中，车辐还参加四川漫画社，他也画漫画，内容多为抗日宣传。后又秘密加入中共，与洪钟、杨波等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王朝闻没有去延安之前，在银行当小职员，与车辐熟悉，他们俩经常在一起喝酒听戏；抗战时，许多文化人入川，文化艺术界许多知名人物与他有过交往，如张大千、刘开渠、白桦、黄宗英、郭沫若等等。成都成立抗日文协，他参加，成立会当天，冯玉祥将军亲临会场与参会人员合影。后来，车辐还加入民盟，不久被特务逮捕，在狱中饱受折磨，一只耳朵被打聋，他后来用笔名‘一聋’就是这个缘故。特务告诉他，想出来必须在报上登一个脱盟申明，为了掩护地下党的身份，他照做了，登报脱离民盟这个公开身份。出狱后，一个叫徐中其的人（据说是国民党特务）带车辐去上海玩，去之前，他将此事向地下党领导洪钟汇报，引起了洪钟的警惕，加之联想到车有脱盟申明，马上把这一消息通知上海文艺界中共地下党员陈白尘，要上海文艺界、话剧界、美术界的同志提高警惕，可能是特务以车为诱饵，来破坏上海地下党。所以后来，车辐这个‘特嫌’的问题一直没有说清楚，也成为历次运动的‘运动员’。
　　1951年，我考入成都艺专，这个学校以前叫南虹艺专，车辐当我的老师，阶梯教室上课，课堂纪律很差，他在上面讲，同学们在下面摆龙门阵、吃瓜子，他说：‘请大家给兄弟一个面子，大家认真听，下午我带你们去南虹游泳池教你们游泳。’大家才稍好点。有一天正在上课，突然校长进来，对大家说：‘今天的课就上在这儿，我们找车老师有点事。’，我看见门口站着两名公安，把他逮捕了。
　　有一位老同志曾说：‘车辐的问题要搞清楚，只有等到全世界都解放了才可能搞清楚。’后来就不搞了。许多人都不了解车辐，以为他是一个老玩童、老帅哥、老耍家、美食家等等，都不对，我从1951年认识他到他死，我认为他最大的特点是：忍辱负重，性情豁达。他从不整人害人，历次运动批斗他，他每次态度都最好，主动给自己戴许多顶帽子：‘特务’、‘烂记者’等等。交待的态度好，人家也就不打他，所以他并没有挨多少打，我认为他是现代版的好兵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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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我在文联工作，经常爱去一家茶馆喝茶，茶馆里跑堂的见着我都高喊：‘文联的李莆同志来了。端碗三花。’有一个云南的烟贩听了就记下来，不久烟贩被捕，公安审他烟土送到那里，他就乱说：‘送文联李莆’。我根本啥子都不晓得，突然一天，领导说：‘你到农场去工作一周，那里人手不够。’我就打起被盖卷，骑上自行车到省文联农场去（在将军碑），那时在农场劳动的有大右派流沙河、神话专家袁轲、洪钟、王余和车辐等等，我干了一周，还不让我回来，而且管理人员对我的态度怎么和对他们（流沙河）一样呢？这时领导找我谈话，问我认不认识某某、某某。我一听，丈二和尚摸不了头，一个都不认识。在那里呆了近一年，一天文联小车来接我回去，说问题搞清楚了，云南烟贩子全如实交待了，我才算脱了干系，不过文联农场的那段生活劳动经历，却在我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沙河老师曾说：“车大爷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快乐的小男孩，有一次我躲在他身后远远看他，一个人被人推着，他悠然摘下身边一株冬青嫩芽，拿在手里反复观赏，天真如一孩子。”
　　你笑吧，或许天堂不如这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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