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旧与新：从抗非典到四万亿的十年间

一：本届政府完成的“世界性”
　　从2003年中国新的国务院组成到2013年即将换届，这10年间的工作，是本次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重点评议内容。我们作为网络上的发言者们，也可以为本届政府做一个全面的回顾和评价，毕竟这十年间，网络意见和网络参政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示出宪政层次的分量。
　　如果用一个主题词来评价本届政府，我认为应当是“世界性”。
　　我们可以拿1993年到2003年的朱镕基那一届政府作比较。朱镕基那一届政府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和政治史留下的主题词是什么？应当说就是“市场性”。那是在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的强力推动下，朱镕基总理在引进市场力量和社会保障的前提下，对于国营企业大量破产重组和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再就业方面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朱镕基那一届政府为什么不叫做“世界性”呢？因为中国入世是在2001年底才完成的，并且规定了几年的过渡期，比如取消各种税收政府收费并规定开放准入的期限等等。也就是说，在全面面对世界的发达国家市场准入标准方面，是在本届政府的10年间才全面显现出中国融入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特点。
　　在与世界的经济融入方面，我们必须对历史进行一下回顾。
　　历史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是被迫的。公元1793年，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正值康乾盛世的末期。之所以称作被迫融合，一方面当时清朝还没有实行海禁，另一方面与世界贸易有关的融合主要是外国人拿着白银到中国来买东西，此时，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
　　当时支撑中国的贸易出超的是中国数千年来发展到至臻完善的小农经济，具有高度自给自足的特点，占世界1/3的中国人根本不用外国东西，外国商人除了带来白银之外，西方产品在中国几乎找不到市场。
　　百余年后曾主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其《中国见闻录》中写道：“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也无怪乎乾隆自诩“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了。
　　但1793年的这一天前，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马克思描述的各个国家的被资本同化过程迅速发挥了历史作用。此时，西属美洲白银产量下降，而殖民扩张费用紧缺，英国停止把白银运往广州。转机出现于鸦 片贸易的发现。东印度公司扩大生意，专门成立鸦 片事务局，垄断印度鸦 片生产和对华出口以后，从179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 片价值23904万两。对华鸦 片输出使英国平衡了50多年以来持续的对华贸易逆差，再也无需运送白银到中国。相反的还有大量盈余可换成白银运出中国。
　　大量进口鸦 片毁我国民身心不说，巨额白银流出造成银贵钱贱，引起严重的通货紧缺，导致清政府财政危机，经济长期失衡，国力式微。
　　1840年鸦 片战争以后，伴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国门洞开、外国工业品大量涌入，新的一轮商潮随坚船利炮滚滚而来，深入中国的内陆。1887年洋货进口突破一亿海关两。到1894年，七年间已经迅速上升到1.62亿海关两。中国贸易巨额入超已势不可逆。
　　全球工业浪潮和殖民贸易，在中华民族被动的情况下裹挟而来，在以钢产量和服务贸易为衡量标准的世界强国当中，中国的老大地位终于不再。旧中国在1949年的钢产量只有16万吨，国内的工业只有火柴、棉纺等等几种，很多工业品都要进口。此时距离1793年，已经过去了150年。
　　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中国的工业化发展迅速，但是对外贸易中能够与世界贸易和服务接轨的经济比重严重不足。
　　到了朱镕基任总理的国务院10年的时候，中国一方面进行与世界服务贸易接轨的入世谈判，另一方面，对于国内大量的单一计划经济模式企业和银行进行符合国际规则的大胆改革。因而为入世以后的新的国务院工作打下了融入世界的良好基础。
　　入世以后的新的国务院工作的10年，也是融入世界进行飞跃式发展的10年。经过10年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跻身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贫困人口继续下降。10年前，中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在世界排名第六，10年后的今天，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达到51.9万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2002年的1000美元达到2011年的5414美元，贫困人口下降到1.2亿。
　　到了2012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已经连续年均增长12.2%，从世界第三位提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额跃居世界第一位，占国际市场份额比2007年提高2个多百分点，进出口结构优化，贸易大国地位得到巩固。
　　中国成为世界老二的意义并不在于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大幅增长，而是在于中国自清朝时期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以后，又一次跻身于世界前列，而且是在与世界的交流、互相融入的情况下做到的。它成功地恢复了一个古老大国的自信。

二：从抗非典到四万亿的回顾之一
　　评价本届政府的10年，我们有一个形象的回顾，那就是从抗非典到四万亿。为什么要用这样两件大事来形容本届政府的工作呢？这是因为，2003年抗击非典充分代表了中国在软实力方面与世界的融合，而2008年的四万亿财政资金投入，又代表了中国的硬实力方面对世界的带动作用。
　　也就是说，比起中国在朱镕基政府时期的抗击1997年金融危机的银行业大动作，今天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无疑被世界关注和联动成分更多更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期，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的沿海经济都受到了极大影响，主要是亚洲的服务贸易和金融服务，被西方所掌握，一旦亚洲的单一出口经济被服务链条中的金融风险冲击，亚洲的单一出口经济迅速受到重创。当时，中国的庞大内需和重工业结构的调整，挽救了亚洲国家。中国不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而且出台了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主动进行艰苦的结构调整，释放了国内的资产泡沫和历史包袱，用来进行世界科技信息革命后的产业替换。韩国日本的很多新产品都是在中国的开发区形成规模生产力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服务业贸易业与中国的连带性越来越强。整个亚洲在中国的带动下成为一个整体代替了过去的日本一家独大的亚洲发展阵列。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期发生的上述这一切，由于西方国家还沉浸在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发展狂欢中，对于中国的已经发挥的世界性作用还没有注意到。
　　在与中国的入世谈判中，西方国家的眼里对于经济与政治的连带性还比较多的带有历史的偏见。某西方大国领导人在10年前就有这样一句名言：让中国加入吧，在经济方面规范中国的行为方式，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
　　无疑，中国在亚洲发挥作用同时，主要的目标还是要融入西方国家的以金融和服务为杠杆的世界贸易体系。但是我们绝不能让外国的商品借着服务贸易的优势，一下把我们的经济搞垮，就像1840年时那样。因此我们进行了艰苦的入世谈判。
　　谈判中西方带有偏见的服务贸易标准和单一的民族性政治性有很深的关联。但是，一场非典疫病爆发改变了世界与中国的互动关系。
　　2003年刚刚入世不到两年，我国就迎接了第一场考验──世界范围的非典疫病爆发。非典疫病的爆发，使得西方的体制要求在软实力方面全面压倒中国的要求变得现实了，那就是大规模疫病防治方面的人类共同难题面前，应当尊重所有民族的国家的特性。
　　中国政府在非典疫病早期的时候，也是按照自己民族政治控制的惯性在操作，比如统一舆论，压制病情消息。但是，当明白非典疫病带有人类性和世界性以后，中国政府主动调整了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变的主动与世界的惯常做法接轨，主动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进行符合国际规则的抗击非典运作。因此，在中国并没有搞清非典疫病的发病原因和机理的情况下，中国终于渡过了非典危机，也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政府在政治方面的独特性方面进一步得到了世界的承认。
　　正是因为抗击非典的经历，中国在对外经济融合与国际互动方面，变得纯粹了，超越政治偏见了。
　　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在生物疫病方面也存在着大量的现代治理问题，比如新型流感、疯牛病以及各种基因变异等问题。西方认为，与其带有偏见地要求中国在服务贸易方面接受一切西方标准，西方自身对于全球化时期的政府作用还没有搞清楚，还带有很多不确定性，需要中国这样的负责任的大国作为合作方。
　　因此，本届政府在入世以后能够顺利的开展国际贸易和各种服务业接轨，应当从中国在软实力方面得到国际间的尊重和良好互动中得到解释。

三：从抗非典到四万亿的回顾之二
　　以上我们了解了本届政府在非典时期的独特作用，超越了传统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界限，使得中国的21世纪的经济发展能够在非政治化操作的层面，与世界发展进一步融合。
　　下面我们将会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看到中国在世界经济背景下的进一步融合度发展的情况。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回顾了在两年中投资四万亿，主要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生态环保、自主创新等方面建设。
　　在以后的代表发言中上述情况得到了进一步补充：例如自主创新方面，中国提前发放了3G牌照，对1.6升汽车排量以下购置税减半。在基础建设方面，进行高铁高速公路和机场的建设。对落后企业的关停也硬性要求暂停，在贷款方面给以保证。
　　也就是说，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时，本届政府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财政政策工具，增加政府支出，实行结构性减税；有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
　　四万亿财政刺激经济的实施，在国外与国内获得很多矛盾的评价。这包括对于本届政府的作为和在历史上的地位，都是存在充满矛盾的认识。
　　本来，2008年借着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和筹办上海世博会的机会，中国已经在内地和沿海确定淘汰一批落后产能和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但是，世界金融危机一来，很多好的设想没有坚持下来。比如，原先设想即使逼走一批外资企业，也要把农民工的劳动用工制度完善，坚持实施全覆盖的社会保险和劳动用工制度，但是，在不遗余力地保就业保企业的口号下，保留了一批落后企业和不落实用工制度的企业。
　　有代表就回忆说，我记得当时在工业企业中有一句口号，叫做“在金融危机中不裁员、不减薪”。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觉得对，在当时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稳定，必须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抱团取暖，这是对的。但回过头来仔细琢磨这两句话，它不符合市场规律。在那种极端困难的时候，肯定要有企业破产，有企业退出，肯定要下岗分流，肯定要减少收入，奖金也不能再发那么多了。在极度困难的时候不减薪，不减人，什么时候减薪减人?所以，实事求是讲，改革在那种情况下可能要放缓一点。
　　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要稳定增长，不要使经济下滑，以致负增长。真如此，问题就严重了。工业如果负增长，GDP肯定就负了，那个影响就大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要客观、科学的总结中央应对危机的一系列决策。
　　但是，在欧美国家，由于先后爆发了银行和国家信用危机。欧美长达三四年都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银行链条断裂，企业倒闭，失业大增。所以在中国四万亿及时出台和见效的对比中，就显现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3—4年多了，中国很好，而美欧经济非但不见起色，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也浮出水面。西方一些人不得不给中国经济良好发展态势打高分。
　　同时另一部分人又热衷于寻找中国的“制度缺陷”，并借此预测中国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还有一些人不满足于此，在实际操作层面积极鼓动发达国家联起手来，通过制定一套新的“游戏规则”来阻遏中国发展模式构成的威胁。
　　不管怎样说，比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西方对于中国的不管不问相比，今天中国的一举一动都非常得到关心甚至评价，这说明今天中国与世界的经济甚至政治价值观的融合度已经今非昔比了。
　　这不能不说是本届政府在10年当中的作为带有世界性又一个例证、又一个样本。

四：十年间中国为世界做出的教训与贡献
　　说到四万亿的政府决策，今天回顾起来，我们不能单从一方面下结论说好还是不好。
　　比如当初为什么缩小贫富差距的全面落实新的劳动用工制度没有坚持下来？结果是在房价不正常的暴涨造就一批富翁同时，很多工作岗位的工资常年徘徊不动，贫富差距非常明显。
　　再比如为什么落后产能没有压下来？结果今天北京在2013年的一月全月没有见到几个蓝天，全是雾霾漫天的恶劣天气。有人回忆起，2008年周围河北内蒙的排烟尘工业全停的北京蓝天情形，认为这都是四万亿惹的祸。
　　中国特殊性和连带性，在中国的2003年应对非典时期，已经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识，现在，在四万亿实行过程中，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政治内涵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集中力量办大事，决策及时不扯皮，都是外国人对于中国政治与经济的传递机制的认识。但是，就像中国当年的非典危机中，中国社会的自我调适性在里面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外国人并不清楚一样，这里面的政治互动外国人并不清楚。
　　看看中国人对于这里面的政治进程的认识，在中国的政治层决策快的背后，是“出手要快，出拳要重”的领导意志，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常年造成深层次问题的全民共识。
　　于是我们中国人看到，四万亿投资，十万亿贷款，光一个高铁就砸进了三万多亿。于是就有了张曙光28亿美元存款，和刘志军案已逮捕15名局级以上官员2000亿的涉案金额。也于是就有了7.23惨案和铁道部的债务黑洞。当然还有海量的货币超发，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以高房价为代表的通货膨胀。当然还有20多个行业的产能过剩，尤以钢铁、水泥、多晶硅为甚。毫不奇怪，同期居民收入占比继续逐年下降。股市的区间涨幅只有区区15%，恢复07年历史高点还需要涨近300%。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外国受益于中国四万亿计划，道指区间涨幅是90%。离07年历史高点只差3%多。
　　同样还有一个有趣的对比就是韩国。中国四万亿出台，当时中国新闻网有篇文章的标题是“股市汇市双双暴跌 韩国恐成“亚洲版冰岛”，称其濒临国家破产。而韩国股市早在2011年就创了历史新高。更为难得的是，2012年8月公布的一项全球企业品牌价值排名中，韩国三星高居第6位，品牌价值达381亿美元，日本企业“大哥大”丰田仅排在15位。另据韩联社2012年8月的报道，韩国具有代表性的大企业“在全球市场蓬勃发展”，半导体、显示器、炼油、建设、钢铁、造船等6个主要出口行业的韩国大企业的市价总值超越了日本同行企业。
　　难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说，“对中国自身而言，这粗放型‘四万亿’计划并没有改变什么，却为欧美国家经济、尤其是周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复苏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现在全球都密切关注中国手里的牌，等待中国政府再一次出台刺激经济的政策，期待中国‘救市’。”
　　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到底存不存在？到底应当怎样认识？
　　也许只有联系起来政治体制深层次的东西，才能认清。
　　于是，在温总理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并存；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和政府刚性支出增加的矛盾凸显；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不少，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问题，有些是长期积累的，有些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有些是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造成的。
　　于是，我们就看到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今年政府工作提出的建议：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入推进改革开放。
　　温家宝说，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不断把改革引向深入。
　　──这就是与我们相伴10年的本届政府留给我们的最后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