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西大学教务长到近慈寺高僧──程昌祺

　　苏曼殊、李叔同，突然间由一个风流才子艺术大师遁入空门，把叹息留给红尘，成就一代高僧。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华西协和大学教务长程昌祺先生也削发为僧，驻锡和中兴近慈寺，给世人留下一个美髯飘拂仙风道骨的背影……

从华西大学教务长到近慈寺高僧

⊙ 岱峻／文

　　程昌祺，号芝轩。1881年生于黔江县青冈乡。少年勤奋好学，考入成都高等小学堂。1898年，清政府行维新，废科举，倡新学，将留学日本定为国策。从1901年起选派首批优秀学生留学日本。黔江县的程昌祺与华阳县吴鼎昌、威远县刘宗沛是1902年四川选送的三位。三人联袂东渡扶桑，吴鼎昌初入成城学校普通科，后专学经济；刘宗沛入东京高级商业学校，学商贸；程昌祺则进了日本宏文师范学校，学教育。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组织同盟会，鼓吹革命。程昌祺与刘宗沛、吴鼎昌热血澎湃，一同加入同盟会，时称“四川三杰”。后来三人先后回国，投身不同的潮流。
　　1908年，程昌祺完成了学业和教育考察，叹服日本“进化之速、全球所称羡”。学成返国，深感清廷内政不修，社会凋敝，农村破产，失业者众，亟谋改革之道，提出引入日本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大力倡办职业教育。他撰写出课程纲要与管理规范，上书清廷学部，请予推广。此为我国职业学校设立之始。
　　为报效桑梓，程昌祺1909年回到故乡黔江，任县视学，推行新学，创办了黔江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及一批初等小学堂。当时温朝钟在黔江成立“川鄂铁血英雄联谊会”，程加入该会，一度曾攻占黔江县城。起义失败，程昌祺辗转成都等地从事教育。曾任川西及川南区视学，督办新学，奔走30多余县。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成功，四川督军熊克武以程昌祺为同盟会的同志，举为督军府教育部长。其时，民国初立，纷争迭起，革命党人、立宪党、北洋军阀为新生的民国政权争夺不休。即使革命党内也各有轩轾。程昌祺的政治理想，和那些争名于朝争利于世的实力派相比，徒有书生之见；和政坛上那些滑溜泥鳅相比，他的议论迂阔得只可以当笑料新闻。至于那些迎来送往、八面玲珑之道，他全然不会。程昌祺倾力投入天清地朗的新政。竭尽忠智，治事勤恳，待人公允。他每日步行至官署，下雨则张伞蹒跚独行。下属也多受影响，皆清廉勤政。不久，党争祸烈，积弊难返。程昌祺如鸟困笼中，有翅难飞。一日慨然长叹：“革命者固如是乎？”从此抱病告退，再无心政治。
　　返成都，程昌祺创办了一所职业学校，亲自任教，以为师范。他主张学生自治，学校宿舍洒扫清洁事务，皆由学生轮值。每有建设改革，皆写成标语，交由学生讨论，然后施行。每周六下午与周日，必与学生共同讨论学校行政得失，检点个人勤惰过失。学生人人自厉，几年之间，面貌一新。
　　1918年，程昌祺出任国立成都高等师范附中主任。后来地方上以教育法令问题，推举程昌祺为代表赴京请示。其后转东三省教育考察，参观职业学校。浏览章程，偶然间发现竟与自己呈交教育部稿毫无二致，心中暗喜。
　　1924年，程昌祺受聘四川华西协和大学，初任文科主任，后任教务长。校中重要的章程制度、内外公文多出于程昌祺手笔。
　　20年代的中国，出现排外反帝浪潮，民众质询传教士在华办学的合理性，提出收回教育权的口号。政府只得支持。教会学校开始了“中国化”的调整。
　　1928年9月，南京金陵大学率先立案，成为中国教会大学首家获得在华注册的学校。1927年华西协和大学也完成了向四川省教育委员会的立案工作，但向中央政府的立案的申请，却一波三折，延宕数年。
　　程昌祺在教育家颇有名望，与国民政府上层亦多交往。他曾撰写出华西大学向政府注册立案的全部文本，还专程到南京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陈述华西大学建校二十余年取得的成绩，希准立案。程先生鞍前马后，长袖善舞，立下功劳。1933年，教育部指令：“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应准予立案”。
　　华西协合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教师多为来自英、美、加传教士和华人教徒。学生必修宗教课。校方重英语、宗教、医、理等课程，而对中国文化却不重视。程昌祺出任文科主任，一改旧习，聘请的教授，多是蜀中宿儒，如林山腴、龚向农、钟稚珺、庞石帚、李培甫等，分别担任经、史、子、集、考古、修辞、诗词等课程。几年之内中文成了华西协和大学的主要系科。1933年，中文系有教师13人，其中教授12人，助教1人，提高了中国文化在教会大学中的影响力。他还兼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利用“哈佛基金”，充实了学校图书及设备。华西协和大学校长张凌高曾赞扬他：“劳绩卓越，办事专勤，对人诚笃，训导有方。”
　　然而，程昌祺的教育理念与华西协和大学的办学思路未必和谐，他独标高格的作人行事也会成为一些人眼中的阴翳。荡漾在华西坝上空的欧风美雨和基督教气氛也是他郁闷的原因。于是渐生去意。
　　程昌祺困学思穷，由儒入佛，慨然有融通东西之志。每遇假日，程昌祺常去青城山离欲清修；平时则去成都少城公园参加少城佛学社。那时成都，崇佛风盛。少城公园有私塾老师曾子玉、四川大学教授刘洙源、心理学者黄肃方、赋闲县长皮怀白、军界要人龚学光（出家后名能海）等人，创设佛经流通处。他们组织学佛活动，邀请高僧大德说法开悟，如大勇法师、法尊法师、王恩洋居士、东本喇嘛均曾来此讲经。程昌祺热心参与，畅谈心得，并与各方信士结为友好。
　　再说当初留日的“少年三杰”。吴鼎昌1912年后任中国银行监督、总裁，1926年接办天津《大公报》，1936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虽仕途坦荡，但常怀出世之心。他曾有诗赠程昌祺，“徒羡襄阳孟浩然，一官如系苦蝉联。扁舟何日随君去，皓首长吟不计年”。
　　刘宗沛归国后，初在北京任职，后返四川，任财政厅科长。官场黑暗，民生疾苦，刘宗沛感时伤世，发心礼佛。1921年，坚拒代理四川财政厅长，整日沉溺佛法。他与程昌祺过往频频。也常与刘洙源、龚缉熙等研求佛法，终于1923年皈依藏僧降巴活佛出家。
　　次年，龚学光居士依佛源老和尚出家，法名能海，后成一代高僧。1931年，四川大学教授刘洙源，辞去教职，隐居深山古寺，潜心修持佛法。
　　孤雁失群，向往山林。不久，程昌祺亦携妻张氏，拜在涪陵天宝寺住持、四川佛学院院长、中华佛教联合会四川分会会长佛源和尚足下,成为皈依弟子，法名能观。
　　从此芝轩教授能观居士长年茹素，家中设置佛堂，早晚礼佛诵经。他还废弃电灯，只点一芯油灯，荧荧中参禅打坐，仿若老僧入定。
　　身处红尘，心入空门。他常对人说：“每闻钟声，辄动出家之念！”辞职多次，而华西大学主事者及全校师生坚决挽留。他明志留须，美髯飘拂，成为欧风美雨的华西坝的一抹彩霓。蹉跎至1936年，俟赴美留学的方叔轩教授学成归国，接替了程昌祺的工作，他才坚决辞去华西大学的职务，抽身远去。
　　1936年秋，五十五岁的程昌祺居士到五台山落发出家，法号仍为“能观”。翌年春，在南京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圆戒后回到四川，在成渝两地，弘法利生。世界上从此少了一个教授，多了一位高僧。
　　成都南郊有一近乎破败的寺庙近慈寺，原是成都文殊院的下院，1937年，能海法师自五台山到太原讲经，不久日寇侵华战争开始，交通中断，不能回五台山，遂带随行弟子返回四川，初住成都文殊院。而弟子日多，希望有一处专修密宗的道场，得到文殊院退居方丈法光老和尚协助，把近慈寺划拨能海法师开办道场。
　　能海法师雇工修缮，先行迁入。他请能观法师主持近慈寺。数年之后，近慈寺中兴再造，建有五堂口（沙弥堂、学戒堂、学事堂、加行堂、金刚院等）和一所译经院，相当于一所体系完整的僧团大学，常驻僧侣有近百人。
　　1940年，能海法师二度赴西藏学法，将近慈寺寺务委交于台源和尚，法务托付能观法师。
　　1941年夏，能观法师率僧侣四十人，赴峨眉山毗卢殿，建护国息灾法会，祈求世界和平。返回成都，因路上饮食不调，患阑尾炎，1941年9月27日在近慈寺圆寂，享年60岁。示寂前曾有遗言，七日荼毗后，不装塔子，骨灰散于锦江河中供养鱼类。能观法师生前著有《静观斋日记》（今四川大学图书馆有藏）、《阴符经解》等书行世，后者疑为道家经论。
　　程昌祺先生课子有方，又顺势而为。与他前半生政治，后半生宗教道路迥然不同，程昌祺先生之子程绍迥一开始就选择了“科学救国”之路，并成为我国畜牧兽医学的奠基人。
　　程绍迥，清华学校毕业，留学美国，1926年获依阿华州立农工学院兽医博士学位，1929年获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免疫学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执教东北大学农学院、上海兽医专科学校、上海复旦大学、中法大学药学专科学校。1940年程绍迥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渔牧司司长。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第一任畜牧兽医司司长，继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农牧渔业部畜牧局副局长等职，为我国畜牧兽医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某种意义上，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而在介绍程绍迥先生的各种资料中，仿佛他只有个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教育家的父亲，却不知其父还是一代高僧！
　　其实，大千世界，万象纷呈，看似无迹可求；然天行有道，又彼此关联。而今青城山天师洞的山门上仍留有程昌祺先生集成的名联：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

谢谢大师兄的好文章，让我又多了解了一段巴蜀佛教历史和一位高僧。

顶礼能观法师！

据此，参照其它资料，我写了一篇小传，并将能观法师收录到《巴蜀人物》中，还望大师兄审订：http://www.phoer.net/people/c/chengchangqi.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