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四川俊杰辈出的原因

⊙ 李殿元／文
　　四川历史有几个特别值得重视的时期：一是秦统一使巴蜀纳入中原后，“蜀学比于齐鲁”的西汉时期，四川出了司马相如、扬雄、王褒、落下闳、严遵等名垂青史的俊杰人物；二是历经三国战乱之后到唐代，繁荣的巴蜀盛极一时，有“扬一益二”之说，四川出了李白、陈子昂、马祖道一、薛涛、贾岛、宗密、雍陶、唐求、韦庄、杜光庭、梁令瓒、李珣、黄荃、陈抟、苏氏三父子、范祖禹、李涛等等对历史有重大贡献的俊杰人物；三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的近代四川。自元明以后，四川的经济、教育、科技在全国的地位一直徘徊在中下之间。直到20世纪前后，巴蜀大地才又突然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俊杰人才。他们走出夔门，走上全国舞台，崭露头角，重新掀起了巴蜀俊杰璀璨、人才辈出的辉煌时期。

一、俊杰璀璨：闪光的近代人物群
　　近代四川的俊杰璀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从戊戌变法开始，四川即产生了一批早期的近代知识分子，为挽救处于灾难中的祖国，他们前仆后继地进行着英勇的奋斗。
　　政治方面、有“戊戌六君子”中的刘光第、杨锐，他们为维新变法而血染菜市口；有四川近代立宪派的两大领袖蒲殿俊、罗纶，在一统天下的清朝封建王朝统治中倡导宪政，风云一时；有末代状元骆成骧，当袁世凯称帝时，他义愤填膺，力劝其门生四川督军陈宦反戈讨袁，并亲自为陈宦代拟讨袁电稿三份，宣布四川独立，迫袁退位并在众叛亲离中忧惧而死；有四川保路运动的杰出领袖龙鸣剑，在全国首先举起了辛亥革命武装起义的旗帜；有四川都督尹昌衡，他率兵捕杀赵尔丰，西征平叛卫祖国，拒不效命于袁世凯；有辛亥革命的功臣熊克武；有盘踞四川的三大地方实力派人物刘湘、刘文辉、杨森，他们为结束四川为祸多年的防区割据，实现四川统一，功不可没；有蒋介石的股弘大臣张群；有民主革命的斗士张澜，为实现国内的和平民主，同蒋介石的专制集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有中国民主革命的元勋吴玉章，他曾参加新、旧民主革命运动并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使中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改革高潮，他总是高瞻远瞩地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理论，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有了明确的方向；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任国家主席杨尚昆，一位为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共产党人。
　　军事方面，有被孙中山追赠的“四川三大将军”邹容、彭家珍、喻培伦，他们或以《革命军》的宣传，或以舍身炸清廷顽固分子良弼，或为革命军试制炸弹致残，他们都为共和国的建立英勇捐躯；有第一个支持毛泽东进军农村的军事家卢德铭，时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总指挥；有在抗日战争中保家卫国，英勇杀敌，以身殉国的“川军四大将军”饶国华、李家钰、王铭章、许国璋；有历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总司令的朱德，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有卓绝的军事天才刘伯承，他在淮海战役中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有诗人军事家陈毅，建国后出任外交部长，“轰动了世界”；有长期主持国防科委工作的聂荣臻，他前半生致力于军队建设，后半生为中国的原子弹、火箭上天沥尽心血；有不惧怕林彪的罗瑞卿，他为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完整性、准确性、科学性，表现了捍卫真理的无私无畏的崇高气节。
　　文学艺术方面，有“经学大师”廖平，他“六变经学”所倡导的“托古改制”思想给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有“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他以诗文为武器，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名将；有“中国的左拉”李劫人，他的《死水微澜》等小说被誉为“小说的近代史”、“小说的《华阳国志》”；有具有世界声誉的国画大师张大千，他的作品具有像山水诗一样清丽雅致的风格，深得中国画精髓，也深受欧洲人喜爱，公认为“全世界的伟大画家”；有中国杰出的作家、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古文字专家郭沫若，他在许多方面的贡献和体系建构都具有丰碑性质；有现代文学大师巴金，他的许多小说控诉了旧制度的黑暗和残酷，晚年所著《随想录》更被誉为“说真话的书”。
　　教育科技方面，有传播维新思想及“西学”最力者宋育仁，他创办了《渝报》和《蜀学报》，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探索并实践新式教育，被称为“西学巨子”；有平民教育的一代宗师晏阳初，一生为“除文盲，作新民”而不懈奔走、奋斗；有“中国石油功臣”黄汲清，他首创了多旋回构造运动学说，从而准确地指明了我国找油的方向。
　　以上所举，只是近现代四川俊杰群星中的部分，但足以表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从四川土地上产生了一大批足以影响全国乃至世界的人物，他们都是这个时期中国的骄傲，是四川的骄傲。究其原因，首先是四川思想文化史上的第三次高峰，而且是影响最大的一次思想文化潮动。

原因之一：新式教育在四川的崛起
　　鸦 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日益腐败，国势衰微，民不聊生。四川教育也走进了死胡同，既没有引进西方的办学形式和教育内容，连盛极一时的书院也是学规废弛，有名无实。1873年，具有洋务思想的儒学清流张之洞出任四川乡试副主考、四川学政，耳闻目睹蜀中学风败落，士子不务实学，惟借声病之文以猎取功名。为挽救士气，振兴蜀学，化民成俗，张之洞连同蜀中士学和开明士绅，创办了尊经书院，以求为四川培养一批“通博之士，致用之材”。书院不仅传授经史，还收集了一些西方图书、标本和仪器；以后又积极引进西学，传播新学和西方的科技，从而成为维新变法的基地。
　　四川新式学堂起于1892年川东兵备道黎庶昌在巴县创办的洋务学堂；而真正激荡这潭死水的，是20世纪前后发生的几件大事。当时，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各方面的全面而深刻的转型。甲午战争的失败、戊戌变法的夭折以及八国联军侵入和辛丑条约的签定，激起了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阶层救亡图存的激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西方思想与传统观念的冲突，激起了他们的思考和追求。应该说，四川的近代化和近代教育的起点是甲午战争。1895年4月，老大的中华帝国惨败于“蕞尔小国”日本，签订了卖国屈辱的《马关条约》。四川的有志之士普遍感到国家前途堪优，个人前途迷茫。
　　中国的出路何在？人们开始冲破沉重的封建压力，向西方寻找真理，喊出了“实业救国”、“教育兴国”的口号，要求废科举、兴学校，改变旧的教育体制。1898年尊经书院正式增设了天文、测算、中外交涉等新学课程，其影响波及全川。1901年，清政府下诏实行新政，四川各地新学更如雨后春笋。当时四川总督岑春煊和继任锡良都倾向改良革新，重视教育。他们不仅派干员主持和提调全省学务，完善新学规章制度，对各地学务定期考核，还成立了教育研究所、学务研究所、教育总会等组织。锡良提出的“蒙学为养政之基，当实行普及之”，“以培养人才为急务”，把普及教育提上了日程，这在四川还是首次。
　　因此，20世纪前后，四川教育有了很大发展。1904年，四川仅有各类新式学堂150余所，学生6000余人。到1907年，全省已有各类新式学堂7700余所，居全国第二；在校学生24.2万人，居全国之冠。新学的发展，教育近代化的努力，给四川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气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给沉闷、压抑的四川带来清新的气息，为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各类救国活动准备了社会基础和人才。以1905年为例，同盟会有成员960人，其中四川籍的就占127人，占13%，仅次于广东、湖南。邹容、喻培伦、吴玉章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原因之二：西方文化深入内地
　　1840年，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在中国建教堂、办学校、搞出版，开始对中国进行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渗透，而腐朽衰弱的清王朝只能听其在四川开埠掠夺。
　　光绪年间，重庆、万县相继被英国、日本等列强强迫开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巴县开辟租界，从此四川门户洞开，“自省会以迄县治，教堂几遍”。四川地处中国腹地，自来风气闭塞，锢弊落后。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逐渐深入传播和近代教育的兴起，社会风气渐开；西方的理想化人权思想、男女平权说、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等等为有新潮思想的青年男女们竞相倡导并付诸行动；闭塞的状况有了一些改变。学堂的增多、近代书籍报刊的流传、去日本留学的热潮、工商实业的发展，本身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其时，四川当局把兴办学堂的过程，视为开通民智的过程。如学务处创办的《四川学报》，是因为“开通民智，要政所先。报章简而易行，较为事半功倍”。各种教育机构也视开通风气为己任。如教育研究会便进行“戏剧改良”，对旧有戏目中“风情月意、牛鬼蛇神、有悖大义公理者弃之”，而倡导“另编新戏剧激忠爱之思，启国家之念，好义急公冒险进取不背于世界之倾向者演之”。据当时新闻报道，由于将中外豪杰爱国故事编成新戏，“歌泣动人，则观者耳目一新”。又如，四川各学堂明令女学生一律禁止缠脚，各地学界纷纷成立“不缠脚会”；重庆的“天足渝会”，1904年“挂籍人会者已三百余家，其所生女子并不缠足，已缠而复放者计已百余家”；达县也因女学堂的开办，其县城人“不缠足会”者已有数百家。此外，学界还办有图书馆、阅报所、戒烟(鸦 片)会等组织。
　　所以，我们在肯定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对中国主权和中国人民的反动这一前提后，对由于“侵略”而带来先进的思想、制度、文化、科技，促使四川思想文化诸方面发生变革乃至迅速崛起的事实，还是应当给予足够的认识和肯定。一个最典型的事例就是：20世纪初，许多青年学生先后留学日本和法国；四川留日学生“最多的时候达二三千人”；留法学生511人，几乎占当时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生约1600人的三分之一。留学就是为了学习比当时中国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资产阶级的制度意识乃至为人类彻底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有留学运动，才产生了如邹容、吴玉章、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俊杰人物。

原因之三：革命运动风起云涌
　　俗话说：“乱世出豪杰。”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期，为挽救危亡而风起云涌的各种革命运动，为四川俊杰辈出提供了最好的时代和机遇。
　　甲午战后，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开始在四川传播。先是有杨锐、刘光第等人在北京为改革中国而奔走，提出各种变法建议；后有邹容等人倡议“革命”。邹容的《革命军》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为指导，用明快锋利、通俗晓畅的语言，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的意识形态，深刻有力地阐述了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革命军》公开问世，全国上下震动。与此同时，在四川境内的革命者中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思想敏锐、文笔犀利、富有战斗力的青年革命宣传家，如卞 、雷铁崖、邓 、杨庶堪、杨维、赵铁桥等人，他们先后创办了《广益丛报》、《鹃声》杂志、《四川》杂志等，抨击满清贵族的反动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号召人们起来革命。
　　辛亥革命后，虽然封建专制的清王朝被推翻了，但“民主”、“共和”并未真正实现，在由旧而新的过渡时期中，人们继续奋斗。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战争，四川均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骆成骥、熊克武、张澜等人也在这些运动中脱颖而出。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先进的中国人总结出必须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于是从改造中国社会的方向入手，从变革政治制度引向更深一层的文化观念的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吴虞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位引人注目的批孔反儒的斗士，他攻击封建礼教的激烈言辞，曾震动一时，对于一代青年追求个性自由和思想解放，对于全国和四川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都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他是“中国思想界之清道夫”，“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新文化运动的深人高涨，使“窒息在封建文化统治之下的四川，到处响起怀疑和反叛的号角”，推动着四川的一代青年去实现行为模式的改变。这些热血青年冲破封建传统和封建家庭的束缚，怀着为国家、民族寻求新的出路的理想而投身现实的斗争。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使勤工俭学生在法国如饥似渴地追求新知识，接触到了各种社会思潮。其中不少人由此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邓小平、刘伯承、赵世炎、陈毅、聂荣臻，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原因之四：大量移民融入并发展了巴蜀文化
　　研究近代四川思想文化突然崛起、俊杰辈出的原因，不能不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它与汉代文翁兴学之后巴蜀文化突然崛起一样，有一个移民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
　　秦并巴蜀之后，作为统治巴蜀的一项重大措施就是向巴蜀大量移民，这项措施延续到汉代。由于大批移民到巴蜀，中原的华夏语言、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精神风貌、风俗习惯等逐步对巴蜀产生了影响，经过较长时期的交流、融会，遂引起巴蜀文化的转型。蜀人首先从语言上学会秦言，从“蜀左言”变为“民始能秦言”，至西汉时，古蜀语基本消失，“言语颇与华同”。在语言变化的同时，蜀人的一些风俗时尚，尤其在车服器用、丧葬嫁娶、社会交际等方面也都与时俱变了。《华阳国志·蜀志》将这精辟地称为“染秦化”。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近代也出现了与秦汉时期类似的情况。明末清初，四川经过约八十年的战乱加天灾，造成了人口的急剧下降，生产急剧荒残。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户籍清理，总人口仅有8万左右。作为历次战火中心的成都平原情况尤为恶劣，原来繁华的都市竟有虎豹栖息，以致清初的四川巡抚不能进入成都而驻在川北的保宁(今阆中)。清政府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大量移民入川，著名的“湖广填四川”一直延续到干隆中叶，四川人口得以迅速增长。咸丰元年(1851年)，四川人口已达4400万，占了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据专家统计，重庆有85%是清代的移民，成都约为70%左右，在四川山区约有50%～60%不等。
　　“湖广填四川”使四川成了一个大移民社会。移民与四川原籍人口的融合，也是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四川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得“四川地区清代以来经济文化的复苏和发展具有汇纳百川、综合百家的显著特点” 。于是，当鸦 片战争爆发后，西方文化浸入巴蜀之地后所产生的文化碰撞尤其激烈，而四川又恰遇张之洞、奎俊、锡良等重视地方教育的官吏，近代教育的普及有力地摧动着巴蜀大地，蕴藏已久的文化基础所孕育的大批人才也就蜂拥而出了。
　　移民的后代，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的祖先原籍是广东韶关，康熙末年到川北，定居于仪陇县马鞍场大湾；陈毅元帅的祖先原籍是湖南宝庆府(今邵阳)新宁县，康熙年间移民四川乐至县薛苞镇正沟湾；郭沫若的祖先原来是福建宁化人，干隆年间移民到四川嘉州(今乐山)；阳翰笙的祖先在湖南安仁县，清初被强行入川定居于川南高县罗城镇；巴金的祖先是在嘉庆年间才从浙江嘉兴到四川任职而定居的；艾芜、沙汀、李劼人，他们的祖先都是湖广人，均是“湖广填四川”的高潮中从湖北入蜀定居的。

原因之五：走出夔门，天广地阔
　　一方面是“湖广填四川”，大量移民入川促进了四川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出现；另一方面，四川俊杰出现的一个独特现象也必须正视，即他们往往都是走出四川后才成为在全国“各领风骚”的著名人物的。
　　例如：杨锐、刘光第不到北京从事维新变法活动，近代史上恐怕不会有他们的名字；邹容不到日本留学从而接触大量资产阶级学说，在四川恐怕写不出《革命军》；郭沫若、巴金如果不走出夔门，恐怕也不会取得今天的业绩；张大千不走出四川，没有敦煌临摹壁画的经历，就不会成为名扬海内外的书画大家；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如果呆在四川，恐怕也不会成为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新中国十大元帅中的四个；邓小平如果没有留学法国、苏联的经历以及长期在国内革命解放事业中的南征北战，恐怕也难以成为一代伟人……
　　巴蜀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人才的成长有着异常复杂的影响。封闭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巴蜀长期处于经济滞后的境地，而温润的气候、广饶的成都平原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又使其处于一种相对稳定发展的经济环境之中。封闭的地理环境并没有造成古代巴蜀先民封闭的文化意识，巴蜀文化其实就是巴蜀地域文化不断与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邻近周边文化乃至域外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封闭的地理环境迫使古蜀先民产生开放的意识，善于学习，使巴蜀文化具有开拓性、开放性与包容性，有利于人才的造就和培养，因而，四川历代不乏人才出现。
　　封闭、安定的地理环境，恰恰是不利于人才的出现的。人才，尤其是在全国产生影响的人才，必然出现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之中。从近现代史看，影响全国的大的事件，绝少发生在四川，四川的动荡特别少。因此，即使你是人才，只要呆在四川这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中，也就很难有充分表现才能的机会；只有那些勇敢地走出夔门，积极投身于时代风云，并在其中充分施展其才能者，才有可能成为名扬天下的俊杰人物。
　　民间早就有“少不入川”之说，即是说生活悠闲的四川是不利于人才发挥作用的，也少有表现才能的机会，奋斗者在这里将丧失斗志。因此，困在四川，或许正是四川人才的一种悲哀。
　　以上综合分析论证四川在近现代俊杰辈出的五个原因，应该说是彼此影响、共同促动的。研究这些原因，有利于总结历史得失，从而创造培养、使用人才的环境和机制，加快人才的出现，为四川，为中国的迅速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李殿元，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审

源自：《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2期

比较有意思~

回复 1# 睢文发
《 龙虫歌》

为天府之国四川，山奇水险，物阜民殷，人才辈出而歌。

之一

川人蛰蜀是条虫，

冲出夔门变腾龙；

翻江必历三峡险，

惊涛骇浪化无穷！

之二

国人蛰乡是蠢虫，

冲入夔门升腾龙；

入蜀剑关三峡险，

危乎高哉功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