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都摆老龙门阵

2012年12月22日周六，难得天晴，余与成都几位老大爷在文殊坊喝茶，他们皆是我的忘年交，有83岁的陶伯齡先生，80岁的李家驹先生；71岁的周锡光先生；80多岁的何坚先生。何大爷把烟撒起，拿出一卷书法作品，此为人大副校长谢韜先生几年前写给何大爷祝80岁寿辰诗：“人生八十正风流，精神枷锁笑中丢。一石惊天震华夏，炎黄肩上写春秋。”，周先生把茶沏起，龙门阵就摆开了，摆着摆着，周老头与李大爷打起口水仗。

周先生：“八十年代，我到上海拜访过几次郑逸梅老先生。当年巴蜀书社要出版他的一本《掌故小札》，几次书信来往，就熟悉起来，郑老先生对我讲：‘这一辈子，我也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无非收集了过去所见所闻的故事，把身边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点点滴滴汇集起来，记载下来，做了一个补白大王，仅此而已，不小心就以此留名了。’

郑老先生写的东西多是清末民国文苑轶闻，他很谦虚，也很客观，往往说是‘坊间的一种说法’、‘待考’之类，这样做也避免了许多麻烦。中国文人历来非常重视笔记、野史，可以作史料之印证。”

李大爷：“好象他记了一则‘秋雨秋风愁煞人’这句诗，不是秋瑾自己的作品，‘秋雨秋风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秋瑾喜颂前人诗，当清吏逼供时，忆及此句，便写出来，作反抗语罢了，后来他还找到了原诗。”

周先生：“施蛰存先生的屋子比郑先生家大四倍，我去他家时，他六十多岁，手术割了双肾，墙上满了名人字画，还有一副周作人的对联。”

李大爷：“施先生五十年代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抄了家，他家的东西是抄完了的。八十年代后又开始买。你给他编辑的那本大三十二开的《北山集古录》中多次谈到你，感谢你。但是这本书编得还不够完美，你看他那百首诗，写得好，那才是好东西。可惜你没有在这下面下功夫。施先生不述新文学之作，转而集古，时代使然，不过他在碑帖研究上还是有成果的。”

周先生：“当年出版社只给一页书影用于刊发图片，我感到大不够，找到出版科，出版科找到社长争取，才多给了一点。”

李大爷：“有一年，我在文轩买了施先生一本精装文集，有一篇谈到《兰亭序》，他说《兰亭序》是假的，我认为说得比郭渃还好。曾国藩当年编《经史百家杂钞》为什么不选《兰亭序》？各家为什么只说有《临河序》而不提《兰亭序》？你去读一下‘悲夫’之后，全篇的文脉就不通了。你再去读其他王羲之的文章和信扎，哪一篇是文脉不通、气韵断了的？百分百是王后人伪托。高二适眼光是有问题的，李文田的文章说得最好。”

周先生：“就《兰亭序》真伪问题，我当面也请教过施先生，先生也说不敢断言。”

李大爷：“王羲之的书扎，篇篇气韵连贯，不象‘悲夫’之后，突然悲观起来。你想那天他们大家玩得多么开心，所做的诗，集在一起也没有一丝悲伤之情，怎么就一下子想到一边去了呢？说得通吗？你再看王羲之给朋友写的信，他一生没有到过四川却对巴蜀充满感情，他会在信里会问严君平、杨雄、司马相如后人还在不在成都？居然关心临邛的火井还旺不旺等等。啥子天下第一行书！各种临本哪里美？字好无力，好媚俗。因为皇帝老倌说它好就好？冯承素临写软无力，虞世南要硬一点，那些夸赞的人，说啥子‘之’字有二十种写法？等于球零。”

周先生：“一家之言，姑妄言之。除非哪天科技发达到可以让王羲之先生死而复生，他自己来说真假。现在许多事，永远是悬案，永远争论不清，我们天天说孔孟之道，熟知孔子和孟子根本不是一家，人家孟子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李大爷：“封建社会行得通的只有荀子，外园内方，最厉害。他说人有善恶两面，这就在‘仁’之上，荀子的思想被贯彻了，孔孟的思想反而没有贯彻。数千年封建社会，皆是以天子为重，百姓为轻嘛。道教思想理论不清，是最自私的思想，你骂他脏，他便回你：宇宙就是一个大肮脏的场所。庄子老婆死了，他鼓瑟而歌，一份幸灾乐祸的样子。前两天，我有一个老朋友叫赁常斌（音），打电话给我：告诉你两个好消息，一是我老婆死了，也是喜事，杨孃天天在我耳边唠叨，终于耳根可以清静了，二是李拆城被抓了。”

陶老头：“你说的是赁常斌？我认识，原来经常在我们古籍书店买书，大约今年九十六七了吧。他家过去不姓赁，因为《百家姓》里没有这个姓。他家祖上清代在北京当官，后来犯了案，逃到四川成都，后来又逃到郫县避祸。他父亲是郫县清末著名中医，精外科疡疮疗法。他家祖上本姓‘钟’，‘赁’就是‘借’的意思，‘赁者，借一个姓来用’的意思。”

李大爷：“陶兄对成都老一辈的掌故知道得很多，那一次你讲了关于大藏书家严谷生的许多故事，很重要，现在没有几个人知道了。成都袁某某（此处为尊者讳）说他年青时在贲园读过书，他才好多岁嘛，文化大革命时他是江海云的宣传部长，他写的那本关于成都街道的书我在读，居然没有写我出生的那条街──交通路；还有一个赵某某，他说自己是张大千的学生，我的老师罗祥止的弟弟罗新知（音）亲口告诉我，他从来没有拜过门。张大千把调矿物颜料的秘诀传给了罗新知，这秘诀又是西藏一个画唐卡的老喇嘛传给大千先生的。”



余听得津津有味，如听白发宫娥说天宝年间事，不觉已过午时，电话铃响，家里催吃响午。

补充资料：陶伯齡，原成都古籍书店职工；李家驹，收藏家，文联音协退休干部；周锡光，巴蜀书社高级编辑；何坚，水利部门退休干部。

旧文：锡光先生赠《北山集古录》
　   2007年1月24 星期三 晴，今日陪中全兄逛古玩市场，遇周锡光先生，锡光先生曾授业于吴雨僧,一见面便赠余《北山集古录》一册，在扉页上书:“文章有幸逢知己，乱世无常忆开元。文为启一代之兴。愿彭雄小弟读后大得，为幸。责编周锡光持赠。丙戌冬月”，周先生后又补充道：“此书为日本最著名博物馆列为我中华最有价值的十本书之一，为之憾慨！”。

《北山集古录》为施蛰存先生所著。锡光先生时任巴蜀书社编辑，负责此书的编辑工作。此册为1989年10月第一次印刷，在《自序》中施先生讲了此书出版之原委：“今春，巴蜀书社编辑周锡光同志来访，他问我有没有未发表的著作，可以让他们印行。我一时冒失，漏了口风。我对他说：‘近年大病之后，人老珠黄，不可能再有著作。架上有一批浩劫中残存的或劫后新写的金石碑版杂文，勉强还可以凑几本书。不过这些都是冷门货，怕没有几个读者。’，不意锡光同志慨然答应，要我且把文稿编一本出来，他为我争取承担出版。一方面是不可辜负锡光同志发好意，另一方面也希望这些小品文字不会再成为被抄掠去的孤本，于是先编成了这个集子。借用欧阳修的书名，加一个北山，这是旧社会名牌商店加记的办法。以免鱼目混珠。一九八七年七月十日 施舍 蛰存”
施先生从青年时代便喜欢收集金石碑牌，在三十多年的时间中，得石刻文三千纸，金铭五百纸，应算是有相当的规模了，从汉碑渐及唐宋，每有所得，施先生便稽考之，每每在纸后缀以小跋。从1961年到1966年近6年时间里，先后写成碑跋一百二十篇，装为线装四册，命名为《北山楼读碑记》。哪知文化大革命中，一旦尽遭抄掠，至今未获珠还。无奈之下，只得遍收残稿，及劫后所作，犹得二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