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为何没张永振

2023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为何没张永振

张海婷

摘要：2023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授予卡里科和韦斯曼，以表彰他们开发有效的mRNA疫苗，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至关重要。而该奖第三名虽然没有列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永振教授，是一种遗憾；也不说张永振教授不能评奖。金无足赤，诺贝尔科学奖项基本上秉承了严谨、客观、公正的态度，经历了时间历史的检验，赢得了科学界和世界普遍认可和尊重。它的意义是鼓励人们致敬新科诺奖中的科学，让更多的人参与自然科学的探索，使人类的生活更美好。虽然参与的人很多，做出的大贡献也很多，但每年每项评奖最多只能三人，不可能都评奖，也可理解。

关键词：韦斯曼、张永振、诺贝尔奖、RNA疫苗、政治是灵魂

【0、引言】

2023年10月2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诺贝尔大会宣布，将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卡塔林·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和德鲁·韦斯曼（Drew Weissman），理由是他们的发现对于在2020年初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行期间，开发有效的mRNA疫苗至关重要。

通过他们的突破性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信使核糖核酸如何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理解，获奖者为疫苗开发的空前速度做出了贡献；在抗击新冠中为人类争取了宝贵时间。自2021年起，二人陆续获得包括拉斯克奖在内的5项“诺奖风向标”大奖。

2023年10月2日科学网张海霞个人博客专栏,北京大学教授、担任多个国际杂志的编委和审稿人的张海霞博士，在发表的《坎坷人生路︱致敬新科诺奖得主卡里科博士》一文中说：“2020年初，新冠肺炎暴发，新冠病毒蔓延全球。1月11日，中国疾控中心张永振研究团队在病毒学网站公布了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序列刚刚公开，欧美的制药公司就开始研究mRNA疫苗将要使用的序列。1月13日，序列确定，美国莫德纳（Moderna）公司开始制作mRNA。在全球多国参与的新冠疫苗开发竞赛中，mRNA疫苗的优势（研发时间短）充分体现，在得到新冠病毒刺突蛋白（S）mRNA信息基础上，快速开启设计、制备、动物实验、临床实验等步骤”。

张永振教授可以成为2023年诺贝尔生物或医学奖的第三位得主吗？即中国疾控中心张永振教授如能获2023年诺贝尔生物或医学奖，他还有些啥贡献？其实2020年12月15日张永振教授就已入选《自然》杂志年度十大人物，原因是武汉疫情暴发之初，张永振带领研究团队于2020年1月5日迅速鉴定解析出新冠病毒的RNA序列，作出精准判断，并于1月11日立即率先向全球公布新冠病毒的全基因序列，为全球抗疫奠定了基础，为国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张永振，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与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教授、首席科学家、理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医学院客座教授，中华医学会热带病与寄生虫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卫计委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张永振全新发现的病毒，不但填补了病毒进化上的空白，而且展现了RNA病毒进化上的连续性与漫长的进化历史，系统揭示了RNA病毒遗传进化规律，重新界定了RNA病毒圈。另外部分新发现的病毒已被证明能引起人类疾病，如温州病毒、荆门病毒等。

有关荆门病毒的研究发现，已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编著的经典教材《Principle of Virology》第四版收录，并给予高度评价。张永振多次应邀在国际学术研讨会、2018德国与日本病毒学年会上作大会主题报告，以及到国外著名大学讲学等。

【1、mRNA疫苗的优缺点】

1、2023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与抗新冠病毒

从2020年初到2022年底三年中，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暴发，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产生的恐惧，会让很多经历的人难忘。

2020年初开始程度空前的“隔离病毒，但绝不会隔离爱”──“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封城、隔离、隔断、封闭”，我国从2020年春节过后开始的新学年，全国的大、中、小学，都停止学生到校上课，改为上“网课”。国内、国际的大型重要会议，要开，也是采用“视频连线”方式的“解封”……口罩、核酸、扫码、隔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这次疫情，世卫组织收到了近700万人的死亡报告，但我们都知道，死亡人数要高出数倍，至少2000万”。

2020年全球发生新冠疫情以来，面对当今重大、复杂、突发、高变病原体，传统疫苗学方法难以满足需求。2023年10月2日《中国科学报》发表的《和生命中的贵人一起登顶诺奖！为什么是她？》一文，是胡珉琦、刘如楠、冯丽妃、李晨等记者采访在国内科学家们，对卡里科和韦斯曼两位科学家，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结束这个时间节点，获得2023年诺贝尔生物或医学奖看法的介绍。

如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薛愿超教授说：卡里科和韦斯曼的贡献就是，他们巧妙地想到，将假尿嘧啶引入mRNA，对其进行修饰，这相当于给mRNA颁发了“通行证”，机体认为mRNA是“自己人”，接下来可以继续进行翻译。所以“我认为这两位科学家的获奖一点都不意外。疫情至今，差不多也快结束了，而三年的时间充分证明了mRNA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北京大学医学院客座教授、科普作家李治中教授说：卡里科和韦斯曼发明的技术，在最初的时候并不是主要奔着疫苗去的。在当时，做疫苗并不是很有“钱景”的一件事。

李治中教授还说：“他们还遇到了一个困难，mRNA即使做了修饰，打入体内后依然有比较强的免疫反应，长期反复注射的话，会有问题，到目前为止这依然是没能解决的难题。可正是这一点点免疫反应，当它应用于疫苗领域时，却能产生巨大的作用，再加上新冠的出现，一下子就把mRNA疫苗推向了一个研究的高潮。所以，我觉得这项技术用于新冠疫苗，并获得诺奖有很大程度是意外，或者说是一场美好的阴差阳错。但是好奇和探索永远是要跑在前头的，如果因为新冠到来了，再去想研制新型疫苗的办法，大概率是来不及的”。

薛愿超教授对“mRNA疫苗和传统疫苗相比，有哪些优势？在新冠疫情中，它的表现如何”的看法，他说的是：“在与传统的灭活疫苗相比，主要有3点优势：一是可以快速设计。二是可以在体外大规模生产。三是它导入体内后，产生的特定抗原比灭火疫苗更多。所以打过mRNA疫苗的人，其体内有效抗体滴度更高”。

对mRNA疫苗的优势和弱势，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施一教授说的是：“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它比较快速地被生产出来，为及时应对新冠防控做出了重要贡献。除了这个优势以外，由于它的免疫原性更强，与灭活、蛋白疫苗相较而言，出现发烧、过敏等现象的频率也会稍微高一点，但这些都是在可控范围内的。相对来说，mRNA技术在疫苗领域还属于一个非常新的事物，是否会有其他的不良反应，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这个技术的潜力是毋庸置疑的”。

施一教授在回答“中国在mRNA疫苗研究方面能力如何？这一技术还有哪些方面待完善”的看法上，他说的是：国内多家公司都有生产mRNA疫苗的平台；“在基础研究方面，增加mRNA疫苗的稳定性，降低研发、生产以及储存、运输成本，是一个未来发展方向。mRNA疫苗通常需要在低温（-15℃以下）条件下，冷链储藏和运输才能保持稳定性，这比灭活疫苗、蛋白疫苗（储藏温度约为2~8℃）高得多，意味着更高的运输和储存成本，特别是对不具备此类疫苗研发和生产设施的不发达国家来说，会限制疫苗的广泛使用。现在科学界已经在尝试通过改变疫苗制剂以及环状RNA疫苗等技术来解决这一问题。此外，RNA疫苗递送系统是另外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目前主要通过不同的脂质纳米颗粒成分和比例组合，也在尝试不同的递送介质，实现特定器官或特定组织靶向，更安全高效地针对某些疾病”。

2、国内对2023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的负面看法

下面我们收集到对2023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的负面看法，来自2023年10月2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的《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两位mRNA技术开创者获奖》一文后面的跟帖。

一说：“这个mRNA疫苗相关技术，不配（至少在今年）拿诺贝尔奖。为什么它不配：mRNA疫苗的缺点更加数不胜数，比如说可能引发人体过敏，比如说有引发人体蛋白变异的风险，有引发血栓的风险，有引发瘫痪的风险，有造成虚假免疫造成对同类型变异病毒无效的风险。但除了上述那么多，mRNA疫苗有一个最致命的缺点，就是它‘贵’。这个贵是全方位的，从生产，制造，运输，储藏，每一个环节都贵，贵到地球上95%的人口根本不可能用得起。而且单纯贵还算了，它还有一个更加大的问题，就是储运环节，要求极低的温度环境，稍微有一点温度波动就会影响效果，动不动就失效，需要全程冷链配送，这样的疫苗，对地球上大部分国家有什么意义？”

二说：“中国的封控+传统疫苗，对比mRNA疫苗，究竟哪一个在对抗新冠上更加有效？单纯从效果而言，中国任何一个新冠疫苗，无论从保护人群数量，有效性，还是对全人类的保护上，都远超希望国的mRNA疫苗。凭什么他们不能拿诺贝尔奖？”

三说：“我觉得mRNA疫苗仍未证明其拥有‘可以拿诺贝尔奖’的价值。辉瑞去年年初，信心满满地推出了奥密克戎株疫苗，但也没跑赢新冠的变异速度。现在看mRNA是否强过重组蛋白和吸入式接种腺病毒载体这些技术路线，是得打个问号的。不过鉴于各国对新冠疫苗的投入都在减少，这个问题可能不会有答案了。要给mRNA疫苗颁诺贝尔奖，再等十年。2023年就颁奖，有点操之过急”。

四说：“这个发现不值得诺奖，因为mRNA疫苗，只是传统疫苗的一个补充替代品，而不是划时代的重大突破。基于mRNA疫苗副作用更大，在抗疫初期采取封控，却是是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这种情况下，开发一个‘也可以用’的方法，其现实价值就值得商榷”。

五说：“这个奖颁发有争议，也不是全无道理：新冠疫情，美国死人百万，诺贝尔医学奖是吃屎的！既然那么牛逼，霉国用这疫苗后还死人世界最多，疫苗有用吗？中国接种大部分人，谁躲过了染病？中国如此，世界其它国家亦如此。这也能得诺贝尔奖？尊重科学就这么难吗？如果美国佬三五年放一次病毒，它就可以经常得此奖，诺奖是来搞笑的吗──‘在抗击新冠中为人类争取了宝贵时间’，争取时间还让霉国死了一百多万，而中国死亡率最低，靠的确实反应迅速有效，与他们的研究没关系，所以这发奖理由可以说根本不成立”。

六说：“至于美西方有了mRNA疫苗，抗疫依旧拉垮。那完全是体制问题。咱们的制度优越性，不是美帝西方那种资本利益至上的虚伪体制能比的。我们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反对科学，更不是逢美必反。一切好的东西都要为我所用，不能跟苏修一样，因为它是美帝发明的，就划清界线。中国人根本不打这个疫苗！而且许多欧洲人也不打这个疫苗，甚至跑到亚洲来专打中国的疫苗。即便打了这个疫苗的欧美人，也没能完全避免感染新冠！从疗效来看，没显示出任何优于传统疫苗的地方。和青霉素，胰岛素，青蒿素等拥有革命性疗效的医药发明完全不能比。它只不过采用了新的药物合成方法，但医药界的重大突破，疗效是第一标准”。

【2、把科技用中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1、珠峰映射原理与2023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

从前面说的国内对2023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的负面看法，对加深讨论2023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也非常有意义。这不仅是今年诺奖为何没张永振教授的问题，而是也有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科学努力的方向，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何时才能不因非正义战争分裂为多极，而不能致力于全球灾民、饥民、难民、移民的解决？

我们常说：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地球第三极”，是我国乃至亚洲、全球重要的生态安全变化的关键区、敏感区。其实，毛主席早在1935年10月长征快结束的路上就把此论，发展为类似的“珠峰映射原理”──如毛主席在他写的诗词《昆仑》中说：“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把汝裁为三截，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就可定义为“珠峰映射原理”；而“一截还东国”，就是要把科技用中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毛主席的指引会成为空话吗？

因为目前压在中国人头上有“三座大山”：nature、science、arXiv。

“nature”即英国自从1869年创刊的线下英文期刊《自然》。“science”即1880年由美国创办的线下英文期刊《科学》。“arXiv”即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办的收录物理学领域预印本的线上英文期刊网站。在国内外被宣传为：代表了人类自然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具有极高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力，是全球最引人注目的主要期刊。我国的主要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要想在行业里形成学术地位，一定要到这些国际期刊上去发表文章，得到洋大人的首肯才算是功成名就。

如由此成果，有助于结题或毕业、晋升、资助和获得其它主流媒体注意等说法，与珠峰映射射原理形成第三极未来是相反的。即使珠峰青藏高原周围虽有很多国家，但只有在它东南面的四川盆地，受到珠峰映射很大：在远古的时候，形成从无数堰塞湖汇集成过盆塞海。

即使复旦大学文扬教授等学者，从“天下”型论述过中华文明，但他们都没人，追溯到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珠峰辐射”原理的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第二孵抱期，对中华文明和其它远古文明的影响与塑造。如在中国四大盆地中，只有四川盆地海拔最低（300米至700米），四川处于中国地形第二阶梯，但有横断山、邛崃山、岷山，有垂直分布的各种尺度的海拔高度（最高是贡嘎山7556米），使得生物种群呈立体分布，盘古、岐伯、嫘祖、大禹诞生在此。

为啥？黄河和长江主要源头的阿坝，岷江、沱江、嘉陵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等在四川；四川盆地古代是大海、内海、盆塞海，三峡出口打通后，才形成外流型盆地。但三峡口子很小，外界低空气流难于倒入，加上四周环山，四川盆地具有海洋性气候，昼夜或一年四季温差不大，适合动植物繁衍，生活舒适，处于北纬30°黄金线上（在北纬26°至34°之间），有最佳温度和湿度（纬度45°内、经度120°内），于是有了4万年前“资阳人”和200万年前“巫山人”，多种生物发源和生存于此。但四川也位于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交界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地质运动复杂，产生过攀西大裂谷，发生过多次强烈地震，形成了盆塞海、大围坪等许多地貌特征。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和古植物学家徐仁院士，就曾通过对希夏邦马峰地区一块高山栎化石的古今对比研究，提出了该地区近几百万年间出现快速抬升的观点。这次对青藏高原中部2400万年前高程和景观的重建，为认识和理解青藏高原抬升动态过程又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生物学实证。由此的贡嘎山人视角是：人类进化到类人猿，与人类文明起源于非洲，是有区别的。

因为世界亚、欧、非、美等各洲都有类人猿，以及中国有类人猿，这只与生命起源来源于共同的动物祖先有关，而与后来人类文明起源的孵抱地的单一没有关系。即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而与有早先优胜动物社会群体的传承性有关。“贡嘎山雪人”约200万年前到非洲，其杂交后代约20万年前从非洲，沿陆路和海路走出，是已经进化到“智人”的一部分现代人种。新中国初四川文史馆馆员何拔儒先生出生在四川盐亭县，何拔儒先生说“山海”就是“盆塞海”，《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

何拔儒曾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并以盐亭县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作为具体考古平台，提出西部远古地震──盆塞海--大围坪──海啸有关联的假说。理解让这种文明失落的证据是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这个“远古联合国时期”存在的事实，解决了“多地区起源”和“非洲起源”现代人种与中国类人猿不分的错误。

再说获诺贝尔生物医学奖的，也不全是完人。如获2022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斯万特•帕博（Svante Pääbo），以表彰他利用DNA技术测量了已灭绝人种的基因组（主要是尼安德特人）和人类进化的发现。《参考消息》网2021年3月17日报道：帕博教授从尼安德特人骨头中提取到的DNA样本进行分析，发表相关论文说：遗传自4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的DNA4人类祖先基因的一部分现代人，能够减轻新冠病毒感染症状，或可抑制新冠病毒──“西方优秀”了不得。

但现在又有说法是：“2022年诺奖：新冠重症风险，遗传自尼安德特人（我们继承了尼安德特人的那些基因）”。我们不是说帕博不应该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帕博的古DNA技术测量方法具有很大促进作用。如2023年9月7日新华社发表题为《93万年前人类祖先仅剩千余人？人类自古就是命运共同体!》的报道：中国科学家通过创新构建的全基因组分析方法和理论，研究发现93万年前人类遭遇了严重的“群体瓶颈”──人类祖先在早、中更新世过渡期，由于剧烈的气候变化，短期内丧失了98.7%成员个体；在此后长达11.7万年的时间里，人类祖先平均成年个体数仅为1280。

人工智能自动形式化搭建桥梁──大语言模型可以通过大量通用训练数据获得一些潜在能力的认知，如14亿多人口说中文“大语言模型”，分析毛主席的“莽昆仑”类似的“珠峰映射原理”整个逻辑链条，证明中文话语权是能够抓在中国人自家的手里的。如四川省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后强，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美学”说：成渝地区充满美，有协同之美、博弈之美、轴心之美、圈群之美；双核差异协同、非零和博弈，竞争双赢，实现1+1大于2增值效应。

如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疫情，mRNA疫苗有效性翻转DNA疫苗，就类似1963年研究按下“暂停键”的“柯猜芯片”──大道至简，mRNA疫苗翻转简单地讲，就类似“柯召-赵华明-魏时珍-张圣奘猜想”：“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如遇2020年这种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封城”、“锁国”隔离……类似的孤岛和岛屿，还有人类社会、物理空间、信息空间所构成的三元空间转变──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催生大量“云端见”常态化──网络会议、在线教育、线上会展，大数据智能、群体智能、跨媒体智能、人机混合增强智能和自主智能系统等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方向也在证明：类似“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还可以“不撕破”──类似还有“科统”。

2、正面看待2023年生物医学诺奖及mRNA疫苗

国内对2023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及mRNA疫苗有负面看法，也很正常。人工智能自动形式化大语言模型分析化解中文与英文不同伦，理解“中文”对中华民族今天14多人口集中地的群体的价值很重要。

中科院薛愿超教授对《中国科学报》记者的采访，回答其中不理解的原因时说：“对于mRNA技术，我们在前些年确实忽略了它的重要性，大家觉得它可能仅仅作为模板发挥指导蛋白质生成的作用。目前来看，它不仅可以用来做预防性疫苗，还可以做治疗性疫苗。从另一个方面来说mRNA有非常复杂的结构，它的表达受其非翻译区结构动态变化的控制，一旦表达升高，就会导致眼睛黄斑变性等疾病。如果我们能把每个mRNA分子的结构解析出来，据此开发药物，将会比目前针对蛋白质开发的药物多一个数量级，给疾病的治疗带来希望”。

对记者问“对未来我国在mRNA研究领域的布局你有哪些建议？”薛愿超教授说：“在国内，mRNA这个领域刚刚打开，也有一批顶尖科学家在做这块研究，今年获得诺奖也给整个RNA领域带来了很大的希望。目前我们不论是从论文数量、引用量来说，已经是世界领先，我认为下一步就是如何将这些科研成果转化至应用。我相信，在mRNA和小分子药物方面，我们将来也一定能够走到国际领先地位。同时建议更加重视基础研究，毕竟没有基础研究的突破，何来应用”。

a）mRNA疫苗解密不等于生产药的厂家不讲利润

薛愿超教授以上的正面解释也是事实，但科学成果与成效、法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观察者网跟帖说的负面事实：“美西方有了mRNA疫苗，在对抗新冠上依旧拉垮，美国死人百万。咱们的制度优越性，中国的封控+传统疫苗，单纯从效果而言，中国任何一个新冠疫苗，无论从保护人群数量，有效性，还是对全人类的保护上，都远超希望国的mRNA疫苗，凭什么不能拿诺贝尔奖？”他没回答。

其实不管是体制问题，还是“为人民服务”的口号，难度复杂在哪？2020年以来全球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三年不是没药可治，也不是研究出的药品专利没解密。如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2月出版的《解码者──珍妮弗·杜德纳,基因编辑的历史与未来》一书透露，早在2020年3月包括张锋教授和杜德纳、沙尔庞捷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短时间内迅速成立组织，推动建立开放的新冠病毒序列数据库。到2020年8月底，该数据库已经包含3.6万个条目，使得以各项新发现为基础的发展加快。但进程速度加快和得以即时跟踪科学的发展情况，不等于生产药的厂家也不讲利润。即卖药要收钱，这是其一。

中国确实不一定需要遵循西方标准，但是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也需要付出大量成本。如研制一种治疗新型新冠病毒成功的药品需要高额费用──为啥当今前沿科技重大成果，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国家级的大单位、大企业参与的实验室手中，这跟需要高额费用也有关。

因为即使是高水平的单位，利用如新冠肺炎等紧急情况来寻找一种具有长期保护作用的基因敲除突变株成功的一种药品，在短时间内也是无法完成的，还不说疫苗的上市需要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审批，需要有上千人参与临床试验，而且试验可能会持续数年的时间。以成功开发一款人用的山谷热疫苗为例，有美国的亚利桑拉大学医学院山谷热卓越中心主任约翰•加贾尼教授估计，这需要5至7年的时间，和大约1.5亿美元的资金，而这项投资还是在不确定未来收益的情况下进行的；还有新冠疫苗招募受试者难和安全是关键。

对于国外招募受试者的难现象，我国借助优势，我国新冠病毒疫苗科研临床试验不会慢于国外。但警惕潜在有害反应，在申报新冠肺炎疫苗的临床试验之前，研究人员应该使用不同的病毒毒株，在不同的新冠肺炎动物模型，检测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些研究也需要时间。

各国政府迫切希望获得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对此监管机构要求疫苗研发人员在动物研究中检查潜在的有害反应；还必须仔细评估健康的志愿者，是否有抵抗其他冠状病毒的抗体，导致有害的免疫反应。

资助者也不会盲目投资，他们积极支持和鼓励的，是那些比较靠谱的安全有效疫苗的研发。

b）论文世界排名第一不等于中文排名第一

薛愿超教授说“目前我们不论是从论文数量、引用量来说，已经是世界领先”，也是事实。但即使论文世界排名第一，不等于中文排名第一。这可具体举例说明，如上海交通大学李侠教授利用国际高水平期刊论文中，2021年世界计算机高水平论文总数为12145篇，中国发表的5382篇──中国占计算机领域国际高水平论文的44.31%，世界排名第一。但写“论文”的目的是为啥？不就是为了交流吗？

中文和汉语，英文和英语，作为一种纯粹、客观的自然、社会现象符号的记录、交流和保存的工具，本身是没有阶级性和意识形态的。但从几万年到几千来人类社会、民族、国家、制度、宗教、文化、经济、科技、社团、党政、战争等的分化，它们是文字和语言在全世界分为的两大群体，类似东西方有别。又因学文化，比自身自然掌握的会母语难，如中文是象形方块文字，看文字读不出语音，也还需要类似拼音去注音。英文是注音文字，读出英文，大体就明白英语的意思。

面对科学世界里英语“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趋势，“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但要结题或毕业、晋升、资助，要想在行业里形成学术地位，就要拿纳税人的钱到顶级国际期刊上去发表文章，得到洋大人的首肯才算是功成名就，已就约定俗成，名正言顺。

其实，即使是一个革命家，也不能理解今天开辟中文和英文纠缠创新第二战场的意义。如鲁迅先生至今都还我们尊敬的革命家，然而汪品先院士提到鲁迅先生曾把汉字比作“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事例。

汪品先院士评论说：“中国方言之间的差距不亚于一些欧洲语种的区别，方块汉字正是跨越方言阻隔的桥梁，是几千年民族统一发展的产物，也是维系民族统一的纽带。汉字承载的信息量远大于拼音文字，同一个文本，汉字的篇幅最短，汉字输入计算机的速度也最快。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和普及，随着世界科学力量布局的变化，为什么最多人使用的语言，就不该用作科学的载体？”英文的全球化，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建立全球优势后的产物。其实直到清朝早期的数百年间，汉字也曾是东亚文化圈的通用语。科学是世界性的，真理只有一条；但是走向真理的道路不应该只有一条，垄断不利于创新。

经验表明，用汉语的直接交流特别有利于学科交叉，有利于新兴方向的引入，有利于青年学者视野的开拓。如果我们同时也能坚持汉语在科学创新中的地位，就会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局面：一些最初在国内提出的新观点，随后引起国际学术界的热烈议论；一些最初用中文发表的新概念，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广为流传。发展的结果，必然是科学的精华渗入汉语，使汉语文化获得新生，并且产生出国际瞩目的新型文学和科普作品。中国文化体量之大，是任何其他文化所无法完全同化的。仅就还不算久远的清朝来说，满族文化最后被汉族文化完全同化。相反的例子是，印度的高端科技，都是用英语表达的，但印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并不是特别大。

汪品先院士还说：60年来的实践表明：通过汉字简化和义务教育，汉字完全可以为大众所掌握，本身并不是造成文盲的主要原因。让科学融入汉语，我们的大陆文明很伟大，但是确实有缺陷；海洋文明有它的毛病，但是现代科学是海洋文明的产物，这方面它赢了。

所以当前任务是，要认真进行历史反思，分辨传统文明的优点和缺陷，扬长避短发展现代科学，把东西方的优势放在一起，打造一个新的文明。因此我们赞同英文和中文纠缠之争，实际是拼音符号文字与方块象形文字之争。把科技用中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是拼音符号文字与方块象形文字之争在开辟第二战场之争。而要真正开辟英文和中文纠缠之争创新的第二战场，不妨了解一下印度的专利改革：印度宪法规定，药品没有知识产权；不论哪个国家的药品，都可以仿制。

这才真实在开辟“科技为穷人服务”吗？但只有1966年印度铁娘子英迪拉•甘地上台，推进专利法改革，发挥国家掌握政权的作用：在印度仿制药确实价格低疗效好，让患绝症的穷人看到了希望。在印度基本可以找到被欧美垄断的各类专利药仿制品，英迪拉•甘地颁布的专利法，印度仿制一款新药只要稍微调整生产工艺，就不会违反印度的药品专利法。靠着专利法，印度仿制药产业经过50年的野蛮发育，已经拥有完整的仿制药产业链。2020年的数据显示，印度制药企业多达16000多家。全球十大仿制药企业，印度就占了5家。印度每年供应全球20%的仿制药，60%的药品出口到欧美和日韩，美国超过40%的仿制药从印度进口。

反之，要求科技论文要大量优质时，对中文“去中国化”，又要求一统江湖的科技“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那么法制也只能推行知识产权改革：为对不懂英文的中国民众，颁布国外发表的英文科技论文，可以被中文自由翻译在我国介绍传播，及中文科技论文可以在全球传播的保护法令法规，以满足国内外普及科学的需求。由此做大语言模型训练，才能释放出中国人长期被压抑的创造力。

2023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为何没张永振教授？2023年10月2日科学网聂广个人博客专栏，深圳市东湖医院主任医师，湖北中医学院硕士生导师聂广教授，在发表的《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布，与新冠疫苗相关》一文中说：“今年的获奖项目虽然与新冠病毒病相关，但是mRNA疫苗（辉瑞疫苗）的研究基础，其基础突破的意义更大。张永振教授和团队虽然迅速鉴定出新冠病毒的RNA序列，但与辉瑞的Kathrin Jansen一样，并未取得技术上的突破，可能其成果缺乏创新性”。然而，中文“去中国化”这也许才是主要的。

把科技用中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才是国内中国人真正能获得国际正能量影响的出路。例如，屠呦呦获2015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是她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中药翻转西医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她还是把科技用中文写在祖国大地上──1969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接受抗疟药研究任务，屠呦呦任科技组组长。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召开的“523”项目工作会议上报告了实验结果。1977年3月以论文《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青蒿素》发表在中科院的刊物《科学通报》1977年第3月期上。

又如被视作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开端，他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文，是1966年2月28日在《科学通报》中文版第17卷第4期正式发表。只是后来经编辑部1966年4月15日摘译成英文文章，在《科学通报》外文版第17卷第7期发表。而这篇论文实际上是袁隆平4年的研究成果；当时的袁隆平，还只是一位中专教师。

再如陈景润院士1966年5月15日在《科学通报》出版的《科学记录》上发表的《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的论文，简称“1+2”，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最好的成果。陈景润又试图简化证明过程，1972年他将“1+2”证明全文投交《中国科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下，搞纯理论研究被看成搞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直到1973年3月15日陈景润的详细证明，才终于发表在《中国科学》上。陈景润作为一个中国数学家证明了“1+2”的消息，震惊了整个中外数学界。

后来他的这项研究，被英国著名数学家命名为“陈氏定理”，用他的姓氏来命名，足以说明国际对他的肯定和认同。

3、张永振教授的英文论文引发的争论

再看张永振教授，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主任医生李文亮，在武汉大学临床04级班级群里发布消息说：“华南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提醒同为临床医生的同学“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当武汉疫情被曝光后，张永振教授团队远赴武汉，2019年12月26日从武汉中心医院一名患者获得了病毒样本。

2020年1月5日张永振带领研究团队，率先解析出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并做出了精准判断（1.引起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体是SARS类冠状病毒。2.该病毒在分类上是新型冠状病毒。3.该病毒经呼吸道传播。4.该病毒的致病性与公共卫生风险高于高致病禽流感）与提出了正确的应对建议（公共场合立即采取防控措施与临床上抗病毒治疗），并立即报告了相关部门。2020年1月11日张永振教授用英文在美国《病毒学组织》网站（virological.org）上公布了所获得的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系全球最早公布该病毒序列的团队。

2020年1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引发此轮肺炎的病毒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2020年12月6日英国《卫报》发文评论称，张永振团队的发现不仅仅是简单地指出了病毒将会引发混乱和死亡，其团队对病毒结构的早期破解更是为科学界提供了一个反击病毒的机会，为疫苗研究提供了可能。

用英文在国际《病毒学组织》网站发表论文，为国家赢得了国际赞誉，没错。同时，这也为证明我国新冠疫情管理公开透明，反击西方攻击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也没错。其次，作为流行病领域的专家张永振，知道流行病的危害性，为了更好地控制疫情，张永振团队把病毒基因测序数据进行上传和共享，也没有错。但张永振教授太看重知识产权了──这结果造成南开大学高山教授团队，被认为在没有和张永振教授打招呼的情况下，提前发表论文，让张永振教授感到非常的气愤，致信南开大学和高山教授团队，要求撤稿的新闻。

根据网络上相关报道，2020年1月21日南开大学教授高山，在中文核心期刊《生物信息学》上，发表《武汉2019病毒序列的生物信息学分析》一文，说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存在大量的可变翻译，从分子水平揭示了该病毒变异快、多样性高的特点，为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控提供了依据。但刚发表，就收到复旦大学张永振教授的指控信。

中文论文引来复旦和南开双方的争议，张永振教授要求高山教授撤稿。复旦和南开大学都是我国著名的两所985名牌大学，其中，复旦大学因为合并了上海医科大学，所以在医学界也有比较显赫的声誉，在医疗研究方面也有着非常突出的贡献。而南开大学虽然在医学实力上不如复旦大学，但是由于它在生物生命科学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所以对此病毒研究也占据着优势。争议的道理是，这篇论文是引用了复旦大学张永振教授团队率先破解分析出来的冠状病毒测序数据。

中国人拿国家的钱，到国外发表英文科技论文，不让中国人用中文引用，不是“腐败”吗？有人说：虽然南开高山教授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但不可否认数据是复旦大学方面最先掌握的，“参考文献”有引用说明都不行，最好的方式，是南开高三教授团队应该在发表论文时与复旦大学方面取得联系。可见中文论文的地位，何等之低下。

对比新冠疫情的吹哨人李文亮主任医生，因染新冠病毒仅重视西医，放弃兼用中医药方法治疗，2020年2月7日病逝，年仅34岁。世界卫生组织通过推特发文表示对于李文亮医生的去世感到悲痛，反看张永振教授与高山教授因新冠病毒图谱使用的矛盾争端，值得吗？

再说纯自然科学基础理论中，其实有政治。纯自然科学基础理论中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也有直观的道理是“不敢讲、不能讲、不想讲”的；很多人没有注意这一点。例如，张永振教授在2020年1月25日用英文发表在国外在线论文中，对检测出类SARS冠状病毒，通过高通量测序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称这是一种新的RNA病毒，来自冠状病毒家族，命名为“WH-Human-1 coronavirus （WHCV）”，其中WH代表武汉。

这种病毒“武汉”命名，很快已不再使用。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读书、工作多年于2018年底离职的赵非教授说：“之前已经发现的6中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分别命名为HCoV-229E、HCoV-OC43、HCoV-NL63、HCoV-HKU1、SARS-CoV和MERS-CoV，但是其中部分命名包括地名，即病毒/疾病的发生或发现地，比如MERS中的ME就是‘中东’。为了减少可能因为疾病或病毒名称引发的偏见，后来都尽量避免在出现地名、人名、或者动物名”。

【3、纯自然科学基础理论中的数学政治】

1、疫苗mRNA环状RNA才是更重要药物分子

薛愿超教授说：“mRNA和小分子药物方面，建议更加重视基础研究，毕竟没有基础研究的突破，何来应用”。这说得很对，但纯自然科学基础理论中包含的数学政治，有多少人知晓？如mRNA获得大奖，但环状RNA才是更重要的药物分子。

2020年初新冠病毒蔓延，三年全球抗击新冠发推动全世界加速进入生命科学时代──新冠肺炎（COVID-19）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发展机遇。在这次疫苗研发中，不仅有我国研究团队的独立设计与研发，也有国内外的交流合作，经验分享情况。

澎湃新闻网2022年4月2日发表的《比mRNA疫苗更优？北大团队开发环状RNA疫苗：对奥密克戎等广谱》一文报道：北京大学魏文胜教授课题组璩良、伊宗裔、沈勇和魏文胜，在北京大学谢晓亮教授/曹云龙研究员课题组、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王健伟教授课题组、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彭小忠教授课题组、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王佑春课题组及黄维金课题组等提供的支持下，研究中制备出针对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株的环状RNA疫苗，对多种新冠病毒变异株具有广谱保护力。

2023年10月4日科学网孙学军个人博客专栏，孙学军教授发表的《mRNA获得大奖，但环状RNA才是更重要的药物分子》一文中说：“基于RNA的疫苗是COVID-19大流行的英雄，他们创造了历史上收入最高的药物发布记录，他们的应用在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得到了认可。但人们早就知道这项技术有一个关键的缺点：线性形式RNA通常是短命的，在几个小时内，细胞中的核酸酶降临到这些分子上，将其咀嚼成碎片。对于疫苗来说RNA的短命性并不是大问题：它只需要在短时间内编码蛋白质即可引发免疫反应。但对于大多数治疗应用来说，拥有可以停留更长时间的RNA会好得多，这就是环状RNA或circRNA的用武之地”。

然而“环面与球面不同伦”纯基础科学理论包含的数学政治，“不敢讲、不能讲、不想讲”的历史，已经过两个“甲子”（120年）。但为啥还能体现的是“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实人类智能本身就有类似人工智能自动形式化的大语言模型训练的功能，中国有10多亿集中说中文人口的优势，趋利避害，来日方长，是一个常人知晓的道理。前面我们说过：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疫情，mRNA疫苗有效性翻转DNA疫苗，简单地讲就类似“柯召-赵华明-魏时珍-张圣奘猜想”：“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也如疫情“封城”隔离催生网络在线教育、线上会展。

a）从灵魂猜想到柯猜芯片看第一个60年

新冠环状mRNA疫苗胜过线性形式RNA，在纯基础数学拓扑理论上分类属“环面与球面不同伦”。上升为科学哲学政治上的竞争，揭示百年之大变局，起始来自1904年庞加莱(1854--1912)提出的一个拓扑学的猜想：“任何一个单连通的，闭的三维流形一定同胚于一个三维的球面”。简单的说，单连通就是这个空间中每条封闭的曲线都可以连续的收缩成一点，或者封闭的三维空间每条封闭的曲线都能收缩成一点，就一定是一个三维球面。

而2023年的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具有的历史意义，是数学政治大道薪火，新薪火相传，有其价值。由此看202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和物理学奖，也同样具有基础科学的数学政治的深化意义。为啥？

《环球科学》杂志2012年第7期发表陈超教授整理的《量子引力研究简史》一文中说：“1904年，法国科学家庞加莱提出庞加莱猜想，奠定了当代前沿科学的数学基础。即正猜想的收缩或扩散，涉及点、线、平面和球面；逆猜想的收缩或扩散，涉及圈线、管子和环面；外猜想的空心圆球内外表面及翻转，涉及正、反膜面，和点内、外时空。这标志着传统科学的结束，革命科学的开始”。陈超教授还说：“2006年，借助于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证明的庞加莱猜想外定理的──空心圆球内外表面翻转熵流，人们把时间和热力学、量子论、相对论、超弦论等联系了起来，点燃了第三次超弦革命”。

这中间说的“庞加莱猜想外定理”，就是前面提到的“柯召-赵华明-魏时珍-张圣奘猜想”：“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以前我们还曾称为过“赵正旭难题”。

因为我们得知“柯召-赵华明-魏时珍-张圣奘猜想”，是我们1963年在四川盐亭中学读高中时，这年从川大数学系毕业分配到盐中初中部教书的赵正旭老师，偶然告诉我们，才知道在课堂数理化生基础知识教材之外，还有“不敢讲、不能讲、不想讲”的“环面与球面不同伦”纯基础科学类似包含数学政治的重要理论。那么从1904年到1963年60年的20世纪，新世界和旧世界的不同，到底发生了啥？

如杨振宁和李政道之争、丘成桐和田刚之争、潘建伟与郭光灿之争……他们都是华人中著名的科学家、中科院院士，他们都爱中国，但在纯基础理论类似包含的数学政治上，却发生了分歧。又如，柯召是中科院院士、著名数学家，在世时当过川大校长，有职有权，“柯猜”不在《中国科学》顶级期刊发表，也可在《四川大学学报》发表，为啥不发表？其实，即使有伟大导师讲了的话，也有不能讲的。

如毛主席1955年讲过：“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非常精辟。“川大学派”领会这里的“灵魂”自然不是迷信，而能等价延伸及苏联数学家定义的灵魂猜想、灵魂定理；而作为封闭空间内外翻转，也有“灵魂出窍”说法。

但“政治是灵魂”话中的“灵魂”，你能大讲特讲？因为它还涉及“唯物”和“唯心”的区别，20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分化为“姓资”和“姓社”、“左”和“右”两个斗争阵营。2006年俄罗斯年青数学家佩雷尔曼证明了“庞加莱猜想”（正猜想），也与他很早知道“灵魂猜想”、证明过“灵魂定理”有关──早在20世纪40年代苏联数学家亚历山德罗夫定义“灵魂”为：“针对某类特定的数学对象，可从这类数学对象的一些小区域，将性质推广到整体。这些小区域，称之为数学对象的灵魂”；以后苏俄又发展为灵魂定理证明。

2006年前丘成桐院士和他支持的两位年青数学家朱熹平和曹怀东教授，知道苏俄的纯基础理论数学的“灵魂猜想、灵魂定理”的证明吗？“柯召-赵华明-魏时珍-张圣奘猜想”能包容和消化苏联数学家的“灵魂猜想、灵魂定理”，正是得力于20世纪50年代初，柯召对苏联亚历山德罗夫数学作过大量翻译和研究。但“柯猜”57年间是“保密”的，丘成桐在香港和国外，知道“柯猜”吗？这可联系理解1992年佩雷尔曼到美国纽约的柯朗数学研究所读博士后，他在这里不但解决了困扰数学界20年的难题“灵魂猜想”，后来能解决庞加莱猜想，也一点也不奇怪：田刚的母亲是南京大学的数学教授……

“赵正旭难题”既然是从川大流出，也许47年间也有耳闻流入1982年田刚毕业的南京大学。田刚在美国读博期间，佩雷尔曼于1992年访问美国。在纽约大学佩雷尔曼在普林斯顿认识1958年生在南京大学的田刚后，田刚和佩雷尔曼的母亲都是教数学的，很谈得来。每星期他们一起开车去普林斯顿参加高等研究院的讨论班。佩雷尔曼接触到了美、中等国数学家，他因能体会“灵魂猜想”与类似“赵正旭难题”的“磨难”，也是他们正在用“里奇流”，攻关拓扑领域的难题庞加莱猜想的超级信息。纯基础理论数学涉及政治“不能讲”，不等于不偶尔提示说一下；正如赵正旭老师1963年暴露“活思想”，给我们提示偶尔说一下一样。田刚从母亲那里偶尔听说有“柯猜”；但没有偶然，他也不会向自己的导师丘成桐院士讲的。

还有，即使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多年的央视特约评论员，有些涉及数学政治的纯基础科学理论的突破，也是不能讲的，如“量子色动化学”──2016年1月6日早上9点30分，朝鲜在离我国边境100多公里的丰溪核实验基地，进行氢 弹第四次地下核实验。2016年1月11日中午央视播送环保部郭承站司长的报告，说在延吉市靠朝鲜的边境上安装的30多处大气监测器，没有放射性污染异常。

朝鲜能成功做出少放射性污染的氢 弹，唯一可能的是掌握有量子色动化学管控氢 弹分歧原理，但朝鲜是“不想讲”的。2016年1月8日晚央视特约评论员李莉教授，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说朝鲜核试验不算氢 弹。这是“不能讲”吗？其实这与202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们发现的“量子点”及纳米微晶体技术也类似──量子点通常是由数千个原子组成纳米微晶体，随着量子点尺寸或形状的变化，它的物理化学性质能发生明显的改变；而“量子色动化学”是“好质子数组学”。

因为量子色动化学能根据量子卡西米尔平板对吸引效应原理，再利用量子色动几何学，对由“编码质点”和“非编码质点”引起的量子色动化学振荡反应，可进行大数据、云计算中的选择小数据处理。这能具体可用碳基和氧基的“编码质点”，来说明由量子色动化学振荡反应，影响显物质分子里的原子数不变产生的反应：

第一类是“编码质点”非核衰变化学反应的多级放热、放能的元素离子分解，和组合的“马成金实验”氧、碳、钾、钠、氢的现象。

第二类是“非编码质点”数分解裂变和组合聚变的鈈、铀、氘、锂、铍等同位素少核衰变的多级放热、放能核反应的现象。

b）庞加莱猜想证明后看第二个60年的精彩世界

我们最早感受有“不敢讲、不能讲、不想讲”的纯基础科学理论，是我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工作，1976年2月重庆大学出版的大型杂志《新物理探讨》第4期，发表的批判霍金的文章《一种荒谬的推论》。这是武汉市31中李育德老师，写的评霍金的黑洞辐射论文。

李育德老师批判霍金是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能源危机和污染危机效劳，李育德老师说：这也“反映了大爆炸宇宙的荒谬性”。2003年我们出版《解读<时间简史>》一书之前，收集到霍金的生平资料，才知霍金的父亲是英国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科学家，多次派到印度等欠发达国家去指导科学工作。霍金受父亲的影响，赞赏社会主义的中国。在改革开发后，他受我国的邀请，三次来中国访问和讲学。

1976年10月“四人邦”被打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发，科学讲究实事求是，我们才明白柯召、赵华明、张圣奘和魏时珍等巴蜀科学家“共一”研究“柯猜芯片”，即使1963年按下“暂停键”，但他们追求、信仰的是中国“科研要作第三极基础理论建模”。为啥？

联系为啥老外教授发表高级科技论文不用写中文摘要？是因早在明末清初以后，我国原创性的科技成果，变现工业产品，输入到国外的大为减少。第二次世界大战连日本反动派，都打到了我国本土内。国民党政府都被赶到重庆建都，大批的川外学子，包括国外留学回归的高级人才，很多也被疏散到西南的川内学习或工作。柯召、赵华明、张圣奘和魏时珍等一批著名教授的青年时代，就处在这种背景下。这也是为啥“柯猜”出在巴蜀，不出在中国其它地方和著名大学？

这也类似一种“翻转”，而“柯猜”数学证明之难，东西方不懂第三极基础理论建模，就有如美国物理学家萨斯坎德说的会产生长期的“黑洞战争”──2010年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萨斯坎德的《黑洞战争》一书中，他用的是传统的“持球跑进”，和特霍夫特的全息信息守恒，解答类似的“翻转”疑难，但这是不能证明“柯猜”的。

柯召、赵华明、张圣奘和魏时珍等在1963年前，并没有对外公开说：“柯猜”联系庞加莱猜想和苏联数学的灵魂猜想。我们理解这个证明，最先是像《羊过河》寓言中的独木桥的弦图。现在我们可以结合对照萨斯坎德说的“持球跑进”与中国算盘，作简要说明──“持球跑进”是联系类似代表持球运动员的微观的“引力子人”，和代表费米子和玻色子“信息”的球，是同一层次，或平等的整体。

萨斯坎德试着假设或拟合不用其它维度，去想象类似算盘的杆线（档杆）和珠子（算珠），来谈保卫信息守恒的求解办法。但算盘珠子在圆柱杆外面移动，是不能相互穿越交流发送信息的。由此继续引出类似羊过河、算盘珠子与管材等研究“不撕破”──科学智慧有初等和高等的模糊之分，如初等智慧是“羊过河”的互让，一只羊先退回桥头，让另一只羊先过。高等智慧和物理的解法是：从一个解答1维和0维结合的三旋加数学抽象上看，由于三旋量子点“里奇球”体旋翻转，内表面变的那个“半点”，与外表面变的那个“半点”，结合成一个新“里奇球”，体旋翻转后再分开，就能“持球跑进”对面。

这个过程连续进行虚拟的内外表面的翻转，这种不间断重复，翻过的“半点”放大成球面，内外球面各自仍是与球面同伦的。0进位制的“里奇流球”，可四舍五入有限可分成一半对一半。而且以时间标识熵流，从内表面翻转到外表面，有一种面积放大作隐秩序标识：它们即使在外表球面上循环时，也有确定的方向，能代表的时间熵流，就不属于霍金说的“时间起源”那种单边量子时间熵流，而是还带有从内表面翻转到外表面隐秩序标识的时间熵流。

而三年抗击新冠，也使我们认识到“柯猜”不但数学可证，技术上的证明也成熟：一是封闭空间的两地可用视频电信交流翻转──这里的“点内空间”表面场景大，能以量子信息隐形传输有线或无线不撕破“空心圆球”。再是中医药翻转西医方法治新冠；其次是认识实数空间如感冒翻转到虚数空间，也有如带更厉害病毒的无症状感染者；以及调查感染源和感染路径难，是因自然界病毒可以更厉害翻转成新冠。这类自然和社会新的“黑洞战争”，何时开始？又如何得解？

说来话长。1900年德国科学家普朗克首先提出“量子论”，1905年爱因斯坦又完善“量子论”，加上“相对论”，再到1953年西方提出基因“双螺旋”……科学理论开辟出生产力大发展。相比20世纪前“巴黎公社革命”推进到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武装革命改变世界带来穷人翻身的新时代，“革命”与“科学”，本来类似“双螺旋”的DNA和RNA两条生命链，可以连接。但“以苏解马”和多极霸权之争，只信现代工业化中机械化、电气化、人工智能化；农药、化肥、种子会高产化；不信磁力线、化学键中间类似量子纠缠、弦线、任意子、轴子，也类似数论中虚数的“正虚数”和“负虚数”存在。

物质在微观和“点内空间”存在类似数论中虚数的“正虚数”和“负虚数”，你能讲吗？即使毛主席讲物质无限可分，实际也指向有可分的间隙──这中间就包含有暗物质和暗信息类似的“正虚数”和“负虚数”。这是毛主席集中古今中外争议的哲学大智慧，作科学第三极建模探索──这衔接战国先贤的“分杵定律”，分“端”到“顶”，会不会也像真空量子起伏，是“点内空间”零点能的内外的翻转？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也承认虚数有真实存在。如2016年中信出版社出版【美】苏珊•鲍尔教授的《极简科学史》一书，其中第一部分第5章“真空”开篇就说：德谟克利特提出的原子论“神灵也仅仅是由原子和‘真空’构成的”；伊壁鸠鲁也像德谟克利特一样。而马克思的大学毕业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研究伊壁鸠鲁等古希腊的原子与真空，这不是无的放矢。又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书中，承认虚数是真实存在的，推知和马克思承认虚数的一致。再到19世纪末，列宁支持玻尔兹曼提出的类似乌托子球的原子论──这类似统计热力学的量子论。

马、恩、列、毛的这些初心，能证明苏联必然解体也在这里──“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的“以苏解马”，把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称“神灵”类似的科学上虚数、真空，也当作“唯心主义”──这与具体对象“真空”说的“神灵”混淆，因为赞成像伊壁鸠鲁坚持德谟克利特的“神灵也仅仅是由原子和‘真空’构成的”，这种马、恩、列、毛的量子论，是包括类似0、自然数、实数、虚数存在的数论量子论。这种特色唯物论解释，也可见伟大导师全球化的初心。你能讲吗？

当然西方信奉唯心，能讲虚数物质存在，但那里的科学知道要作类似“柯猜”的第三极基础理论建模吗？“第三极”基础科学初建，是1904年庞加莱提出被列为七大“数学世纪难题”之一的庞加莱猜想，与空心圆球内外表面所包围的时空映射点内和点外，共形循环翻转，对映“科学是生产力”是一种不“撕破”翻转；对映“革命抓生产力”，是一种要“炸开”翻转。即使1987年丘成桐和田刚提出猜想：“含有大量洞和孔组合卷曲成多维度形状尖端的翻转，可以用‘炸开’变换操作”；这也是“撕破”选择。又如周光召--吴岳良猜想：“理论物理只有世界第一，没有第二”；也是“撕破”选择。

回顾柯召、赵华明、张圣奘和魏时珍等人的成长，会知道其中的不易。他们关心未来百年之大变局，形成攻坚“柯猜芯片”学派是偶然，也是必然。“柯猜”涉及重庆大学和四川大学，但以四川大学为主。原因是1952年国家对大学进行院系调整，柯召(1910-2002)、赵华明（1895-2009）、张圣奘（1903-1992）从重庆大学先后调到成都，和川大创办人之一的魏时珍（1895-1992）一起在成都工作。

柯召，浙江温岭县人。1935年考取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公费留学生，师从英国著名数学家莫德尔。1937年柯召提前获得博士学位， 1938年回国，1946年到重庆大学数理系任教授，并担任重庆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1950年柯召担任重大副教务长。1953年调入四川大学，历任四川大学教授、数学研究所所长、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

柯召从事教学、科研，开设过微积分、方程式论、高等代数、群论、复变函数、高等几何、微分方程、数论、三角和、矩阵论、组合论等课程，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学生。曾任第一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国家教委教材编审组成员、《数学年刊》副主编。1955年被聘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赵华明，成都人。1939年考入中央大学化学系，1943年毕业后曾先后在成都高工及重庆工业试验所工作。1948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院留学，师从伍德沃德和霍夫曼。

1951年日本学者福井谦一提出“前线轨道理论”，1965年伍德沃德与霍夫曼又共同提出分子轨道对称守恒原理，1981年霍夫曼和福井谦一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前线轨道理论”也有类似“翻转”含义。1950年赵华明回国，1951-1953年是重庆大学化学系副教授。1953年调整到四川大学化学系任教授。1981年作过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访问教授。1986年起任四川大学化学学院博士生导师。

张圣奘，籍贯湖北赤壁，生于湖南新化。叔父张国淦是北洋政府高官，张圣奘自幼随叔父张国淦长大。1909年入读天津南开小学、南开中学，与周恩来有同窗交谊。1917年秋他们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后，周恩来东渡日本求学，张圣奘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18年毛泽东来到北京；张圣奘在北大期间结识李大钊先生，并成为马克思学术研究会7名发起人之一，还认识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且交往密切。1919年张圣奘以享受双份官费留学的待遇，1920年从北大肆业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留学，在德国期间又与周恩来重逢，友谊加深。1922年张圣奘到法国巴黎参加社会活动，经周恩来介绍与小平同志结为朋友。1928年应张学良邀聘，张圣奘回国，担任东北大学文科学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东北三省，张圣奘回到上海。刘湘礼聘请他入川，创办重庆大学。

1934年张圣奘任重庆大学史学系教授；1936年春张圣奘向刘湘递交了辞呈，回到上海。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刘湘请张圣奘继续回重庆大学执教。张圣奘第二次入川，一直都在重庆大学任教。

1950年成渝铁路开工建设，张圣奘任西南军区委员会成渝铁路沿线考古调查小组组长。1951年受小平同志之托调查文物，在资阳县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1953年张圣奘因“资阳人”到毛主席家吃饭，得知主席关注战国的“分杵定律”，涉及物质无限可分的基础理论。1954年张圣奘调成都，出任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后任四川省政府参事、四川省文史馆特约馆员。

魏时珍，四川蓬安县人。1908年考入成都高等学堂附设中学，遇到了王光祈、李劼人、郭沫若等志气相投的同学。1913年魏时珍到上海，考进德国宝隆医生创办的德文医学堂（同济大学前身）德文科，1918年德文科毕业后直接进入工科，主修电机专业，并应聘留校任德语教员。1918年李大钊、王光祈等人酝酿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魏时珍经王光祈介绍最早入会并参加活动。1920年前往德国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1922年考入哥廷根大学，师从希尔伯特、柯朗等国际知名的数学、物理教授。1923年初朱德来到德国，寄居在魏时珍宿舍附近。魏时珍帮助朱德补习德文，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

1925年魏时珍被授予数学、物理学博士学位，魏时珍在欧洲留学时，直接向爱因斯坦请教过相对论；对庞加莱的有限而无界宇宙双曲空间二维模型──离圆心越远，该空间中点的距离收缩得就越多，有研究。1925年魏时珍回国，先后在上海同济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理学院、川康农工学院、国立成都理学院任教。

川康农工学院和国立成都理学院都由魏时珍亲手创办，并曾任川康农工学院院长、国立成都理学院院长。1949年国立成都理学院结束，学生合并入四川大学。1951年8月在周恩来及张澜的亲自关心下，魏时珍受聘四川大学数学系教授。1958年主编《相对论》。1984年德国哥廷根大学，向这位60年前获得学校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人颁发了《金禧特别纪念证书》，表彰他数十年来在数学领域的成就，以及为增进中国与德国之间数学交流所作的卓越贡献。

【4、致敬新科诺奖中的科学】

2020年初开始以来的三年，全球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暴发，新冠病毒蔓延全球，新冠肺炎（COVID-19）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发展科学机遇。2023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授予卡里科和韦斯曼，以表彰他们开发有效的mRNA疫苗，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至关重要。

而该奖第三名虽然没有列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永振教授，是一种遗憾；也不说张永振教授不能评奖。金无足赤，诺贝尔科学奖项基本上秉承了严谨、客观、公正的态度，经历了时间历史的检验，赢得了科学界和世界普遍认可和尊重。它的意义是鼓励人们致敬新科诺奖中的科学，让更多的人参与自然科学的探索，使人类的生活更美好。虽然参与科研的人很多，做出的大贡献也很多，但每年每项评奖最多只能三人，不可能都评奖，也可理解。

在这次COVID-19疫苗研发中，不仅有我国研究团队的独立设计与研发，也有国内外的交流合作，经验分享情况。这种感受，因为三年中我们也发表过多篇抗击COVID-19探索的论文，对致敬新科诺奖中的科学也特别强烈。国内一些对新科诺奖科学的负面看法，不会改变人类科学前进的方向。例如，2022年8月11日《南方周末》发表陈彬教授的《被孤立的大脑》一文中说：“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其中包括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团队和合作者开展的一项大型研究”。

这项覆盖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参与者超过5万人的研究，发现封控和隔离，会增大人出现焦虑、抑郁、急性应激反应等精神健康问题的风险。并发现对封控和隔离的这种影响最敏感的人群，包括新冠病毒感染者和疑似感染者、患精神或慢性躯体疾病的人、参与疫情防控的一线工作人员，以及经济不太富裕的人群。可见面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复杂现实要选择的方案与表达的意愿，创新科学比获奖更重要。问题是绝大多数普通人或者即使是领导和外行，又知多少？

例如，研读2022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玛丽莲•鲁辛克教授的《病毒博物馆》一书，想了解原始的病毒与今天的新冠病毒变化的方向，是否有统一的地方？因为之前我们对“病毒”这个名词虽然也熟悉，但也只限于类似潘德乎教授的《铁杆中医宣言与现代医疗批判》一书介绍的认识：“病毒是初级细胞，病毒的大小不等，也知最大的病毒，比最小的细菌还小。病毒是也知最原始的生命形式，只有与活细胞体内的其他成分相结合，才能显示出类生命的特征……”（第122页）。读完玛丽莲•鲁辛克教授的《病毒博物馆》一书，说的不全是这样。“科学”对新冠肺炎病毒蝴蝶效应DNA/RNA编码，联系人类生命DNA/RNA编码的研究是否已经成熟，之前国内的普及并不多。

难能可贵的是，2022年12月中信出版集团就翻译出版了《解码者》一书，及时介绍为何对新冠病毒的恐惧会被终结──该书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通过把原子、比特与基因并列为现代以来的三大科学关键词，讲述从达尔文和孟德尔到沃森和克里克，再到杜德纳和沙尔庞捷，跨越几代科学家的合作，让人类经历从了解生命的起源到重写生命的密码；而抗击新冠病毒，需要开展跨学科合作。

鼓励人们致敬新科诺奖中的科学，让更多的人参与自然科学的探索，诺贝尔奖的科学奖项是值得认可和尊重。例如，202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的杜德纳和沙尔庞捷两位女科学家，她们在自然中发现的一套抗击病毒系统（CRISPR）──基因剪刀编辑机制（CRISPR），正好将生命科学带入新境界──新冠肺炎催生了紧迫感，CRISPR和新冠肺炎推动全世界加速进入生命科学时代，本质加快了科学家彼此合作、相互竞争、互相交流方式，也将不断改变这一趋势──因为她们开发出的基因组编辑方法（CRISPR-Cas9），从专利之争方面来看，这与为开发CRISPR所做努力大同小异：这需要微生物猎手与遗传学专家、结构生物学专家、生物化学家和电脑极客合作。

这也与创新企业的运营方式非常相似：在创新企业中，各单位会相互合作，完成特定项目或任务。全球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暴发所面对的科学威胁，使不同实验室之间开展以项目为导向的合作──新冠肺炎动摇了学术界担心知识产权的守门人作用。以杜德纳和沙尔庞捷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科学家，包括张锋和帕特里克•许、刘如谦、乔治•丘奇、弗朗西斯科•莫伊卡、鲁道夫•巴兰古、菲利普•霍瓦特、埃里克•松特海姆、卢西亚诺•马拉菲尼和维吉尼亚斯•斯克斯尼斯等，暂停CRISPR基因编辑工具的专利之争，在2020年3月短时间内迅速成立组织，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同样做出努力，推动建立开放的新冠病毒序列数据库。到2020年8月底，该数据库已经包含3.6万个条目。

这使得以各项新发现为基础的发展进程速度加快，公众得以即时跟踪科学的发展情况。在一些关于新冠病毒的重要论文中，再印本服务器上的刊物，使世界各地专家可以凝聚智慧，进行众包审查。可见从达尔文和孟德尔到沃森和克里克，再到杜德纳和沙尔庞捷，不变的是跨越几代人的合作；科学的一个根本性方面将依然保持不变，即最终能流传百世的是研究人员所获发现。其实在中国人，也是这样。

2021年《环球科学》杂志8月号，发表的《设计蛋白：未来疫苗的起点》一文，就让人致敬新科诺奖中的科学：“2020年起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大流行，已把全世界作为人质，全球抗击新冠病毒和多种变异病毒疫情联系着大智慧。这种大智慧如医治新冠肺炎病毒药物知识产权能公示，是一种‘解密’”。

那么这种“解密”的时候是否到来了？特别是在《设计蛋白：未来疫苗的起点》中，整页大幅的设计微型蛋白质结合剂项目的负责人曹龙兴的照片下面介绍提到：“为了阻断病毒，蛋白质设计研究所的曹龙兴开发了一种名为微型结合剂的小型合成蛋白质。它们能与新冠病毒附着细胞的部分结合，从而阻止新冠病毒入侵细胞。这种微型结合剂可以喷到鼻腔里防止感染新冠病毒”。2021年8月曹龙兴教授从美国回到国内，入职杭州西湖大学。他也可成今年该奖的第三名。

又如2022年8月19日“中国新闻网”发表的《寻找打开创新疫苗之门的钥匙 王骥：探索新型疫苗技术发展道路》一文，报道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准医学研究院研究员王骥教授，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院担任2年的讲师后，2018年回国探索多学科交叉共融的下一代疫苗研究新模式。王骥与团队2022年春节假期为了尽快检测他们新近开展的新冠疫苗临床研究的样品，一起通宵达旦整个春节没有正常休息过一天。近年来他们研发了一系列的疫苗佐剂，例如率先发现微生物刺状纳米结构可激活免疫系统，以此设计仿生纳米结构佐剂，提升流感疫苗效果。此外他们还研制黏膜疫苗仿生纳米佐剂，提升流感疫苗防护广谱性，该技术被授权用作开发新冠疫苗，可预防多种新冠变异株感染和传播。王骥教授团队研制的疫苗被认为：即使在病毒发生变异后，我们的疫苗依旧有效。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王月丹教授说：“早在新冠疫情暴发的两年前，卡里科和韦斯曼就制备成功了流感疫苗，在新冠疫苗研制成功之后，他们还想利用mRNA技术治疗和预防钩端螺旋体病、贫血、肿瘤甚至花生过敏等感染性与非感染性疾病。卡里科和韦斯曼的mRNA疫苗研究，开创了各种疾病预防与治疗的新领域──基础科学研究的成功对于科技整体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mRNA疫苗技术获得诺贝尔奖，不仅是免疫学研究成果又一次在诺奖的角逐中胜出，而且也是基础免疫学研究在应用转化中的又一个成功典范。mRNA疫苗获奖对于探讨如何通过做好基础科学研究而促进科技发展来说，更具有启发性──2019年暴发新冠疫情给了mRNA疫苗一显身手的机会，mRNA疫苗以其快速研发和制备生产以及安全便捷使用的优势，成为了欧美国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疫苗，销售额高达数百亿美元”。

总之，致敬新科诺奖中的科学，展示了基础科研发展对人类科技进步巨大推动作用，也证实我国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走实现高水平科研自立自强之路的正确性。例如，早在2020年4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团队研发的腺病毒载体重组新冠病毒疫苗，于12日开展二期临床试验。世界卫生组织官网公布，这是全球目前唯一进入二期临床试验的新冠病毒疫苗。2020年1月26日接到奔赴一线的命令，陈薇院士率领军事医学专家组就已到达武汉。此时，各国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工作在快马加鞭地进行，在5种技术路线中，陈薇团队专攻的是重组新冠病毒疫苗（腺病毒载体），是“拿手活”。2020年2月29日第一批疫苗运到武汉，“腺病毒载体疫苗”是全球进入临床的第一个新冠疫苗。4月10日完成疫苗一期临床试验接种的108位志愿者，全部结束集中医学观察，健康状况良好。7月20日国际学术期刊《柳叶刀》杂志，在线发表陈薇团队研发的疫苗二期临床试验结果的论文。此后疫苗又在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开展三期临床试验，2021年2月25日获批上市“全世界第一针疫苗打在武汉”。可见陈薇教授，也可成今年该奖的第三名。

【5、卡里科与张永振比较】

我们说张永振教授，可以成为2023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授的第三名获奖者，那么张永振教授的出生、地位、经历能与2023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获奖者比较的，是来自匈牙利移民到美国的科学家卡塔琳•卡里科。卡里科与张永振比较，有哪一些相似的地方呢？

北京大学张海霞教授在“科学网”发表的《坎坷人生路︱致敬新科诺奖得主卡里科博士》一文，其中有很好的介绍。她说卡里科1955年出生于匈牙利东部一个小镇的一间烧着木屑炉子的小屋，父亲每日屠宰的猪，便是她的科学启蒙课。1973年卡里科考入匈牙利塞格德大学，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理科。在大学里她第一次听说信使RNA（mRNA），携带着DNA中的遗传信息，指导蛋白质的合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78年卡里科攻读博士学位，重点研究mRNA的应用。毕业后，她进入匈牙利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当时，许多人博士毕业后去美国留学深造，但卡里科认为国内同样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遗憾的是，卡里科这个愿望于1985年破灭，她被单位解雇了。无路可退的卡里科重新找工作，最终她只能远赴费城，美国天普大学为她提供了一个博士后职位。她没有手机、没有信用卡，夫妇两人带着年仅两岁的女儿在异国他乡重启科研道路，遗憾的是首站并不顺利。

四年后她与导师发生了一次冲突──导师也不看好mRNA的研究，1990年卡里科加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这时威斯康星大学一个研究小组，首次将mRNA注射到小鼠体内，并检测到了相应的蛋白表达；两年后，另一个研究小组进一步在大鼠中证明，体外注入的mRNA表达出的蛋白还具有生理活性。这两个结果成立，意味mRNA会发挥疫苗的作用，但是许多科学家对此并不看好。

1990年卡里科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就提交了基金申请，想尝试采用mRNA开发疫苗。在这样的主流背景下申请失败了，随后她仍年年申请，但年年被拒，竟达八年无法为这一课题申请到基金。

1995年是她来到宾大的第六年，被降级降薪。当时她刚刚做出一些重要的发现，学校把她轰出了实验室，在动物房边上给她安排了一个小房间办公做实验。更惨的是，在这个节骨眼，她又被诊断出癌症，需要进行两次手术。而她的丈夫由于签证问题不得不滞留在匈牙利，长达半年无法返美。她只能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照顾孩子。

一般人有此遭遇早就离开学术界了，但卡里科还是熬了下来。 幸运的是，卡里科最终康复了，并继续开展自己的实验。由于各方限制，做事可谓举步维艰。没经费订杂志，为了看到最新的论文，她还得去复印。在1997年一次复印时，卡里科结识了刚到宾大不久的免疫学家韦斯曼。韦斯曼对卡里科的想法很感兴趣，决定资助她继续开展研究，她的项目也正式成为“韦斯曼-卡里科项目”。

卡里科的研究逐渐有所起色，1998年期盼已久的基金终于得到批复，尽管只有区区10万美元，但至少是一个好的开始。第二年，又获得100万美元资助。卡里科和韦斯曼达成一致：首先解决mRNA应用的安全性问题，也就是理解mRNA诱发机体炎症反应的原因。

2004年卡里科完成了一个关键实验，她从哺乳动物和细菌中直接提取mRNA，并用它们处理细胞，结果发现哺乳动物mRNA基本不激活免疫应答，而细菌mRNA则诱导细胞因子的释放，这一结果说明，诱发免疫应答的原因不在mRNA本身，而应该在其结构差异。于是卡里科对体外合成的mRNA也进行了碱基修饰，结果使免疫应答能力大大减弱。这一发现意味着，mRNA体内应用的安全性得到了有效解决。

2006年卡里科和韦斯曼，申请了第一个mRNA相关专利。迄今为止，她已拥有十几个专利，全部围绕着mRNA制备方法的改进、实用化操作和应用。   2010年转机再次出现，正在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的罗西，发现了卡里科的文章，成立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Moderna，应用mRNA开发疫苗和药物。与此同时，卡里科也将自己的技术，转让给在德国美因茨大学的校园内的一家新兴生物技术公司BioNTech。

2013年卡里科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又发生一次不愉快，校方拒绝恢复她1995年降薪的教师职位，又因宾大将知识产权卖给了另一家公司，在知识产权许可上与她产生分歧。最终卡里科选择辞职，加入BioNTech并担任高级副总裁。2017年罗西的Moderna公司，开始开发寨卡病毒mRNA疫苗。2018年德国BioNTech公司与辉瑞公司合作开发流感mRNA疫苗，但市场仍不买账，两家公司只能“艰难度日”。

2018年11月9日辉瑞与BioNTech联合宣布，基于Ⅲ期临床结果，开发的mRNA疫苗mRNA-1273有效率也接近95%。

现在已经是哈佛大学干细胞研究所的罗西教授认为：如果mRNA疫苗最终在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卡里科和韦斯曼绝对配得上诺贝尔化学奖。此时距卡里科最初开始研究mRNA，已有40多年，距离她的关键技术突破也有19年了。

【6、张永振的故事】

1、边疆少年的科学家梦想

作为中国病毒学领域的专家，张永振早就名声在外。成为一名优秀科学家，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一直是张永振的夙愿。10多年中，他和团队已经发现了2000余种新病毒；而在过去的100多年间，截至2018年底，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的第十次分类报告，世界上病毒种或者是待定种，一共才4958种。

“2020年1月5日张永振实验室测出了新冠病毒的基因组”；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是这句简简单单的话，但背后是他对病毒20多年的研究。讲他的故事首先要从他1986年毕业于石河子农学院开始。

张永振的故乡位于中国新疆西北边缘，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这里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属于荒漠气候。他的父母是当年响应国家号召，到新疆支边的江苏青年。

这位身处边疆的少年，怀揣着科学家之梦，1982年考入新疆石河子农学院学习。他学的是畜牧专业，但他同时，开始自学生命科学学科的课程，大部分的生活费被他用来购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知名学校的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生态学等教材。

除了吃饭和睡觉，张永振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图书馆和自习室，他的大学生活枯燥而单调，即使是春节全家团聚、阖家欢乐的日子，空旷清冷的校园里除了值班人，也只有形单影只的他还在寒冷异常的深夜中埋头苦读。为阅读国外原版专业教材，他还苦学英语，在大学期间实现了阅读原版教材放眼世界的目标。

1986年大学毕业他报考研究生，之前这是个从来不考数学的专业，但在这一年突然加考数学。为此他落榜了，被分配回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外资项目管理办公室工作，这一干就是6年。

2、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张永振的梦想，时刻在提醒他别忘记从荒漠边陲一路走来的初衷。他没忘记继续学习，数学是软肋，必须要弥补，从南开大学数学系微积分、武汉大学线性代数到同济大学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他挤出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学习数学。

1992年张永振终于考起华南农大动物科学专业研究生，他的导师将他送到第一军医大学（现名南方医科大学）免疫学教研室去做课题。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免疫学，并深深地爱上了这门学科。

1995年他又到中科院昆明动物所攻读免疫学博士，3年博士生活，他没回过一次家。当爱人带着女儿跨越千里来看他时，女儿却把他当作陌生人，使张永振难受。博士毕业，他来到北京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研所（现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所），师从徐建国院士做博士后，这一扎根又是很多年。2001年张永振开始在传染病所工作，他放弃了学习多年的免疫学，转向流行病学的研究。

在传染病所，他依旧是最努力的拼命三郎，自学病理、生理、传染病、流行病、内科等医学院的教材。日历中，他是没有节假日的，每个周末他从未休息，参加工作以来也从未休过年假。2009年他因甲状腺肿瘤住院，做了8个小时的手术，家人希望他术后能好好休息；可是，一周之后他又出现在了实验室。无比的坚韧和执着，让张永振在科研领域开始崭露头角。但政治是灵魂中，科学处置，容易弄反。

如本是爱国想法，张永振在2020年1月5日后却受到冲击。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在以前张永振和团队发现的千种病毒中，病毒命名都有着浓厚的中国色彩：比如楚病毒、秦病毒、燕病毒、赵病毒，还有荆门病毒、温州病毒、龙泉病毒、梁河病毒等。他之所以如此命名，是为了在国际病毒学舞台上发出的中国声音：这些病毒也许一百年、一千年以后还存在；不管谁再发现，它的名字都镌刻着中国符号、民族印记。但他对首发现新冠肺炎病毒的武汉命名，却忘了“政治”。

3、“天气预报式”病毒预警机制没错

为啥中国能率先揭示出新冠病毒的科学特性呢？张永振告诉记者说：“这主要得益于上海市卫生系统和复旦大学对建立传染病防控体系的高度重视”。2017年张永振受邀，正式来到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工作。新冠病毒出现，突发传染病的发生，它或许已经在某个深山老林里繁衍了千万年，甚至数亿年。

然而全世界至今仅鉴定确认了数千种病毒，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冰山一角。新发传染病的产生，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自然事件；尤其是RNA病毒，人类必须要有心理准备。张永振认为：新冠疫情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人类未来既要考虑自身的发展，更要保护大自然、保持生态平衡、尊重野生动物的生存权，需要建立新的未知病毒筛查发现体系，以及系统的监测网络，查清病毒等微生物体在自然界中的本底及其进化传播规律。“我们希望，未来报道病毒的出现与暴发流行能像现在的天气预报那样，做到‘早发现、早识别、早解析、早预警’，从而实现新发突发传染病的主动防治，进而减少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这个监控体系的建立并不只是区域性的，而应该是全球性覆盖，并且需要全球联网，共同携手。科学家需要更加密集地检测大量的临床与环境样本，对其特性进行提前预判”。

目前，张永振教授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精准医学研究院工作。

【7、结束语】

2023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开发的抗新冠环状mRNA疫苗，才是更重要的药物分子，有效性超过线性mRNA疫苗，涉及数学。1986年张永振在石河子农学院大学毕业报考研究生，专业也要加考数学。

联系20岁获2023年全球数学竞赛大奖身体残疾的麻省理工学院美籍华人学生楼印根说：“数学不仅仅关于数字或方程式。它是宇宙本身的语言，是逻辑和模式的交响曲，是所有现实的基础”。以及2023年7月7日科学网个人博客专栏，孙冰教授发表的《数学学科间的互动平衡》一文，他说：“我感觉，对于定理的直观理解和严格证明，几乎是同等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严格证明定理当然是很重要的，但不意味着直观理解就不重要，甚至可能有时直观理解更重要，因为你只有直观理解了，才能获得‘感情’上的共鸣”。说得也对。、

把知识界定为对困惑的合理性回答，这种界定能够回答我们的一些困惑，有一定的合理性。联系2023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为何没张永振等问题，从直觉数学去理解，更有味道一些。有人说：既然知识要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只是零散的回答就很难支撑其合理性。

体系化的表现形式，本身就加强了知识的合理性。知识天生具有分析的属性。面对会不停的新困惑，对新的困惑展开分析，发现可以归结于旧的困惑。而对旧的困惑，因已经有一些比较合理的回答，那么对新的困惑也就有了合理的回答。而且对旧的困惑的回答，如果更新为更好的回答，那么对新的困惑也就有了更好的回答。有人说，知识是动态的，数学中的真命题并不是都叫做定理，还有命题，引理，推论，等等。能叫“定理”的往往比较重要，证起来不太容易，用起来很有效。职业数学家的任务，就是证明定理。其他用数学的人，主要是用定理做事情，因为用数学做事情，必须依靠定理做保证。

我们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合理的回答，在后面发现不合理了，被更新了，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固步自封，冥顽不化，才是对知识不负责任的态度。从数学类专业的情况看，基本每个定理都要证。而非数学类专业学数学，有的定理就不加证明地予以接受了。学习定理的证明，当然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如本文所说“柯猜”定理，往往不好证，自己证很可能证不出来。读懂证明才知道定理成立的本质原因，对于应用定理也有实质性的帮助。但是读懂定理证明需要耗费时间，而且梳理清楚逻辑不代表读懂，所以要视学习者的具体情况，决定是不是投入精力去读懂证明。这也是本文写得长，想探讨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胡珉琦、刘如楠、冯丽妃、李晨，和生命中的贵人一起登顶诺奖！为什么是她？中国科学报，2023年10月2日；

[2] 张海霞，坎坷人生路︱致敬新科诺奖得主卡里科博士，科学网张海霞个人博客专栏，2023年10月2日；

[3][美]玛丽莲•鲁辛克，病毒博物馆，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

[4]沃尔特•艾萨克森，解码者──珍妮弗·杜德纳,基因编辑的历史与未来，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2月；

[5]郑书筠，流感凶猛来袭，你准备好了吗I专访病毒学家张永振，凤凰卫视网，2023年3月21日；

[6]王德奎，环境能物联网与抗核武器系统，金琅学术出版社，2023年6月；Academ Arena，September 25, 2023；

[7]申章厚，线粒体环到喉咙及大脑联图超导思维──新冠疫情解封突然7-80% 的人“阳了”现象解释，Academ Arena，June 25, 2023；

[8]汪帆一，元宇宙多元一体柯猜芯片无声胜有声──读《刚火就开始收割，元宇宙就是这样招人烦的》，Academ Arena，January 25，2022；

[9]王德奎，文扬“天下中华”到石之瑜“现实主义”──读《“天下”与“现实主义”，谁才是霸道？》，Academ Arena，March 25，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