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与“军标”

　　—关于中美两国富豪与慈善的思考
　　媒体沸沸扬扬热议的“巴比”晚宴于9 月29 日开宴，胡润2010 年富豪榜于10月12 日发布，这两个事件使得在中国关于富豪与慈善的话题几乎达到高潮。巴菲特和比尔· 盖茨联手来中国，邀请中国50 位富豪共进晚餐，探讨慈善事业。由于媒体事先对他们来中国“劝捐”并无好感，因此，本次晚宴直接劝捐的色彩并不浓，但在会上，各种观点还是进行了碰撞交锋。中国人大多数对他们是敬仰的，但是对于他们来中国劝捐或者说教并无好感，我也是如此。
　　事后我至少听到三种声音：一位银行家对他们的到来掺杂一些商业色彩、或者是被他们的中国合作伙伴掺杂了一些商业色彩，颇有微辞;一位教父级的中国企业家认为，中国的企业家还处在事业发展和财富积累阶段，不宜鼓励大手捐赠;一位平时不怎么说话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在晚宴上说，“当我有100万元钱的时候，我捐了30万;当我有1000万元钱时，我捐了300万。”言外之意是：我们其实比你们更具有慈善心。私下里他说，据他了解，巴菲特和比尔· 盖茨早年都是吝啬鬼。
　　在中国高调响应他们的是陈光标和冯军(对应“巴比”可称之为“军标”)，都宣布死后“裸捐”。这使我联想起1985 年，中国的热血青年尧茂书听到美国人要来中国首漂长江时，在装备不足的条件下奋不顾身地抢先漂流，33 天后壮烈牺牲于金沙江巨浪之中的悲壮故事。当时媒体也议论纷纷是否有必要做这样的牺牲。我内心至今对他深深地崇拜，什么叫做民族气节?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民族气节。今天，随着中国的强大、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我们已经不那么敏感和斤斤计较了，我们至少可以平视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等等，因为我们有了足够的自信心。我们也更能够正视和检视我们的不足和差距，比如财富，比如慈善。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财富的积累已经有了200 多年的历史，对于财富的获取、拥有、分配、赠送有了一套经过反复磨合的比较统一的价值观和完整的制度安排与调节。当年巧取豪夺的斯坦福先生最终把资产全部捐献，成就了今天赫赫有名的斯坦福大学;和他一起巧取豪夺的商业伙伴亨廷顿先生则捐献了“亨廷顿图书馆”──一个巨大无比的植物园和植物研究所。
　　中国人在财富和慈善方面的问题至少有三。第一是逻辑的不完整。我们在信仰上提倡共产主义理想，在宪法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实行市场规则，在管理上依照利益导向和驱动的管理原则和方法，在文化里有轻商和均贫富心态(严重一点是仇富心态)。如何在信仰、宪政、市场、管理和文化上形成一套完整的逻辑，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否则必然导致主流价值观混乱和行为的混乱。
　　第二是财富的积累还处于初级阶段，财富的根基尚浅，财富的规模尚小。比如，根据2010 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美国首富比尔· 盖茨的财富规模为530 亿美元，中国大陆首富宗庆后的财富为70 亿美元(2010 年胡润富豪榜将其列为800 亿元)。第三是社会对慈善的认识提升，对慈善的法律规章有待于完善。比如曹德旺先生希望捐赠巨额股票，至今近一年半尚未有落地政策。美国自1889 年卡耐基写了“财富的福音”后，社会与慈善家和慈善机构进行了100 多年的磨合，而中国则刚刚开始。2010 年，中国的GDP 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根据《福布斯》计算，2010 年中国大陆10 亿美元以上的富豪已经有64 人，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富豪大国。但是美国200 亿美元以上富豪有6 位，100 亿美元以上富豪有28 位，50 亿美元以上富豪有52 位。中国大陆50 亿美元以上的富豪只有2 位：宗庆后(70 亿美元)和刘永行(50 亿美元)。顺便提一提，香港首富是李嘉诚(210亿美元)，台湾首富是郭台铭(55 亿美元)。
　　中国的GDP 总量超过美国是迟早的事，因此中国的富豪人数超过美国也是迟早的事。2010 年中国大陆富豪前10 名是宗庆后、刘永行、张近东、王传福、许家印、吴亚军、梁稳根、马化腾、李彦宏、陈发树。可贵的是这十人大部分是做实业的，更可贵的是宗庆后在福布斯的第一个针对中国内地成功企业家的榜单──《93 世界华人富豪榜》上一路上行至今。20 年后，当中国的GDP 总量超过美国时，谁会是世界首富?我更相信，20 年后中国的慈善事业会超过美国，20 年后的世界首善是中国人。
　　我们的基本信仰、我们的社会主义基本思想和制度以及我们的传统文化都决定了中国在富裕了以后，会比美国更注重社会公平，更注重扶贫助困，或者说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在依照市场经济规律和利益导向管理的大趋势下，在当下的历史阶段，中国的企业家和富豪们还是要注意企业资本积累，与以产业回报社会和捐赠、或者说以慈善回报社会之间的平衡。所谓“裸捐”还是身后之事，社会还不宜“劫富济贫”。但作为富豪，拿自己收益的一部分去做慈善，则是万分必要的。
　　回应“巴比”的“军标”崇高，但是没有参加“巴比”晚宴的宗庆后未必不崇高。我们敬重以不同方式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和富豪们，无论是裸捐的、半捐的、十分之一捐的，还是不捐但是以其他方式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企业家或富豪主观上有没有社会责任感其实不难界定，可以察其言、观其行，我相信我们可以再出一份富豪社会贡献榜。况且，中国话说“盖棺定论”，到那一天社会再来最终评价，看看他们到底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