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的和留住的：从十二大提出翻两番到十八大提出翻一番

一：十二大提出翻两番：1980年的人均250美元背景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将比2010年翻一番。
　　这使我想起当年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国民生产总值在20年中翻两番的目标，即从1980年的人均250美元到2000年的人均1000美元（后来降为800美元）。
　　上世纪八十年代最著名的口号就是翻两番。
　　当时的“翻两番”之所以振奋人心，是因为它与下放自主权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系列实践措施有关系。当时中国还处在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作为重要补充的阶段。中国的对外经济措施也是为了扩大国内的生产和市场。
　　按照设想，在当时的几百个中国的知名工厂和品牌消费品升级的情况下，翻两番一旦实现，将会使中国长期平均贫困的人民生活面貌彻底改观。
　　在否定了粉碎四人帮以后错误提出几十个大庆几十个鞍钢的重工业大跃进计划以后，到了八十年代初，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当时还是在几十个大庆几十个上海牌手表厂几十个长春汽车制造厂这样的惯性思路上来考虑翻两番的意义。
　　因此，1983年邓小平先来到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对翻两番的目标进行调研。因为这些地方是中国的轻纺工业品牌最多的地方，在中国农村市场打开的情况下，一旦中国生产的轻纺工业产品提升，就能够达到经济的极大提升。
　　在江苏、浙江、上海等几个地方的领导那里，邓小平得到的回答是，在不需要中央的投入情况下，地方利用政策允许，就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
　　特别是，像安徽的傻子瓜子、江苏的鲁冠球等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填补工业和市场空白的自发自主经济活力，一下子使得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呈现一番新的景象。
　　这使得中央第二代领导人一扫不敢提全国目标的领导大跃进恐惧，在放下心不会犯历史错误的心情中，当时各级领导和各地领导与全国民众一起进行细节和人的权利发挥的探索。地方政府远没有今天这样庞大，也不是像今天这样单一进行经济要素的操作。

二：十八大提出翻一番：2010年的人均4300美元背景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将比2010年翻一番，201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已经达到了4300美元。
　　但是，说实话，今天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将比2010年翻一番”，并不十分激动人心。这是因为：
　　第一，计划经济留下的几百个大中型企业和轻工业品牌，今天已经看不到了。职工和国民把经济数字与身边的固定生产资料和自己的长期职工身份联系起来那份自豪感已经不再有了。
　　第二，下放自主权更多的是放给了地方政府，市管县、县改市以后，地方政府把土地财政和引进外资当作做大地方政治和经济的唯一道路，与民争利、与民争权，使得民众成为利益划分的被动成分。
　　第三，地方政府以前管理的大量国营企业实行破产以后，职工的隐性福利被买断或者截断了，然后地方政府可以对再就业的职工，实行有数字统计、显性的社会医保、社会养老等方面的投入，因此造成了过去十年给民生投入最大最快的数字印象。但是，民众的感觉是失去了长期职工身份的那种被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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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民众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区别，就在于邓小平当年为调研翻两番所发现的傻子瓜子、鲁冠球、步鑫生那样的民间自主权利用典型已经不再有了。民众实现富裕和自我提升，没有了民间榜样和贫民坐标，剩下只有一个依靠那就是政府的民生工程，剩下只有被动等待。

三：城市化的中国，任何跃进式的目标都能实现
　　地方政府越来越做大的一个依据就是，城市化的工程可以是无底线的发展，大兴土木结果就是，官员的粗放经济扩张可以无休止的搞下去。
　　这与当年邓小平搞调研时的情形完全不同。
　　邓小平搞完调研，费孝通等社会学者也到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行了乡土中国变迁得到调查，得到的结果就是，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完全可以做到农民做工不离土，小城市化可以就地进行。但是，沿海城市化不能搞成土地商品化和地产化。应当是中小企业对于产业链条的有益补充和对于大型城市的有益补充。这就要求给予民众的自主权不能被地方政府和中间环节截留和压制。
　　上世纪八十年代，城市基层和农村基层都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探索。当时提出了县域经济的概念，对于城乡的的经济要素，不是单一的土地财政的观点，而是让农民的离土不离乡特点在县一级的政治层面得到表现。因此，无论是村委会还是村支部，都不能是只代表城市的地产管理者，而是县域经济的上下沟通环节。
　　因此，当时主张的城乡平衡发展，是真正立足于国情的用农村的民主参与民主管理进行推动的一种要求。比起后来的单一城市管理农村，用城管、公安、警察、身份证管理那一套单纯西方社会管理模式的道路，要好的很多。
　　由于多种原因，进入世纪之交，在乡镇企业基础上的城乡平衡发展的原有理想没有实现，变成了地方政府在单一城市化、单一土地财政基础上的政治畸形发展。警察和城管变成对付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的做大力量。使得在管制经济、管制社会中实现经济数字和经济发展，尽管越来越显著、越来越被夸耀，但是人民的幸福感却远远逊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四：从十二大提出翻两番到十八大提出翻一番
　　现在，我们可以体会出为什么十八大提出的目标没有十二大提的那样令人振奋。
　　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长达几千年农业社会历史的国家，如果农村问题解决不好，再多的目标再宏大的远景也是没有触动中国人的心理。
　　十二大提出翻两番的时候，城市的人明显感觉农村的穷亲戚们已经不再进城要钱要衣了，而是变成了一副农村稳定，老家兴旺的感觉。但是今天十八大提出的翻一番目标，为什么没有这种感觉呢？
　　第一，你没有连续多年的一号文件，没有给中国的基础──农村以有自身特点的发展空间。
　　第二，你多年实行市管县、县改市，放大了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和基础工程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方式重点的经济模式，下放权力变成了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的暗中政治权力无限放大。
　　第三，农村2010年人均年收入才达到5000元人民币，与城市的人均年收入20000元人民币比只有四分之一。在农产品不赚钱只能进城干城市人不愿干的建筑服务性工作的情况下，农民的问题看不出有彻底解决的前景。即使2020年达到了农村人均10000元人民币，也还是要与城市人相差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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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农民是单纯的数量减少，还是让他们在农村本地以土地财政以外的经济政治改革方式实行新型城市化？这之间的问题没有解决好的情况下，单纯提出翻一番还是其他跃进式目标都是没有振奋人心的效果的。
　　比一比八十年代的改革大环境，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今天听到十八大提出翻一番，没有了十二大提出翻两番那样的心境和人气了。
　　走了的和留住的：从十二大提出翻两番到十八大提出翻一番──我们正是经历了这样一番心路。

好文章，拜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