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是与非：民主集中制和领导财产公开

一：“等上级通知”成了全党的共识？
　　广东省又有一名市长愿意公开自己的财产──继广州市市长陈建华、佛山市市长刘悦伦表示“如果有要求，我将公开财产”之后，深圳市市长许勤日前表示，如果有通知他也愿意公布财产。
　　尽管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存在很大阻力，但支持的力量从来都是存在的，而且越来越强大，这种力量既来自民间，也来自官方内部。并非每一个官员的财产都见不得阳光，很多官员愿意公开财产以自证清白、取信于民并以此约束手中的权力。
　　陈建华、刘悦伦、许勤，他们在提拔为市长岗位前后，都接受过党校教育，接受过党内理论的熏陶。另一方面，他们都任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早发端的广东地区，说明，党的领导公仆制度建设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结合，对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多么重要，他们是十分清楚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论述中，将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领导层，就是要实现用现代会计制度和信息与金钱的结合调度手段，来一步到位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领导层公仆建设的内容。
　　那么，广东地区的众多市长们愿意接受及利用现代会计制度和信息系统，而不是党内申报系统实行群众广泛接受的监督，无疑是对党的整体形象的提升，而不是捣乱和损毁。这一点，他们是十分清楚的。
　　对此我们表示佩服。
　　然而，诸多官员表示“愿意公开财产”都有一个共同前提，那就是等上级提要求、发通知。
　　在众多官员在“公开财产”的表态上，要上级作出通知的大前提──它的出现合不合理呢？
　　我们知道，接受及利用现代会计制度和信息系统，官员在“公开财产”方面的要求，来自宪政的设计和现实社会的要求，那就是官员要对直接和间接的选民和纳税人负责，是对下负责，对媒体负责，对制度而不是对某个权威的自然人和组织的内部负责。
　　但是，“等上级提要求”、“等上级通知”是作为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党的组织原则和语言体系来讲的，是为了整个政党的形象和在政治进程中的利益服务的。它本质上就是“对某个权威的自然人和组织的内部负责”。
　　我们知道，民主集中制当中更多的是强调“集中”，强调上级的指示和通知，因为从革命党时期，共产党就有很多的国际背景和政治内部纪律的要求在里面。
　　例如，历史上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革命党的时候，比如方志敏、项英都曾经掌管过党的经费，那么这些都是党内的机密。因为，当初对于中共接受苏联卢布的言论在民国时期的国内成为对中共的一种政治攻击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够公开领导干部手中的财产吗？
　　那么，沿用这一思路，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的新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例如1957年党进行开门整风以及后来的反右）中，中共领导干部的工资、勤务员、配备车辆车牌号等等，都是公家配备的、公私难分的，除了领导干部的自觉自愿的约束自己家人公车私用以外，很难用财产公开的方法。一旦这些信息公开，难免会给社会不良分子以攻击领导的机会。这些又是政治性的。
　　到了改革开放进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领导干部享受的干部病房、公车号牌、司机秘书等等信息，恐怕也是与领导个人的财产信息连带在一起的，一旦公开，是不是会带来政治上的后果呢？
　　另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对于干部待遇和一般群众的物质差别，曾经出现过绝对平均主义的政治现象，对此，毛泽东等党的领导曾经从政治上进行过分析和论述。
　　因此，在今天情况下，领导干部的财产公开在冥冥中还在等待一个大前提。
　　什么大前提？
　　那就是党内的民主建设在代替传统的民主集中制方面，进行一个大的突破和理论上的大跃进。
　　也就是说，领导干部的财产全面公开，恐怕还得从党内的民主机制的建立，来有分期步骤地、有制度建设地起步。

二：民主集中制本质上是小生产时期的产物
　　那么，民主集中制的产生背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呢？为什么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领导财产公开，必须突破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政治前提呢？
　　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应当是在资本主义发达市场世界的多个国家中同时爆发的运动。大生产和金融、国际贸易的现成体系，将会使得大生产的公有性彻底暴露，使得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时候，可以继承现成的高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织形式以及管理内涵。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民公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和领导干部处在无处不在的民主形式的监督控制之下，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可以有接受及利用现代会计制度和信息系统可以利用。
　　看看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论述，其中关于巴黎工人在建立政权和夺取资产阶级的有形和无形力量的关键缺憾中，都讲到了没有夺取法国银行，或者说讲到了工人阶级根本没有懂得利用现成金融杠杆来打碎旧世界和建立巴黎工人政权的的经验总结。
　　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总结，就有要实现用现代会计制度和信息与金钱的结合调度手段，来一步到位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领导层公仆建设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于巴黎公社经验的论述中，当中并没有后来列斯毛的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在里面。
　　列斯毛的民主集中制的产生背景是，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共产党夺取和掌握政权只能在一国实现，只能在经济落后，小生产大量存在的国家实现，因而建立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只能是最低形式──社会主义社会。
　　最初实现是在一个国家，并且是在经济落后，小生产大量存在的国家。这就必须和必然要有产生一个前面所述的“对某个权威的自然人和组织负责”的制度产生，那就是民主集中制。
　　因此，民主集中制本质上是对应小生产阶段的产物。毛泽东曾说，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民主集中制就是反对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而生的。
　　关于民主集中制是对应小生产阶段的产物，毛泽东在《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一文中原话是这样的：
　　“关于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
　　“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由上述论述可以知道，在今天的条件下，要求领导干部一步到位的全部财产公开，按照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政治建设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经济、法制经济。党的领导行为要在法治的大前提下，公开自己的从政行为包括财产信息。
　　但是，从党的另外一套语言系统看来，情况又是另外一种逻辑。党的组织理论认为，这是在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大生产阶段的一种超前行为，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不现实的要求。
　　问题是，无论是从广东地区的市长群体来认识，还是从广泛的社会的会计信息系统的知识和互动系统的成熟度来说，客观上中国已经进入了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对于上层建筑的配套建设的要求强烈的重要时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该对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前提下的等待上级通知式的政治能量传递方式，有另外一种评价呢？

三：民主集中制进行重大改变的依据
　　等上级要求，等上级发通知，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的时候，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吗？
　　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历程中，我们究竟在实行民主集中制中，是实行的下层民主创新的情况多一些呢，还是被动等待上级指示的情况多一些呢？
　　我们知道，解放战争时期，由各个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组成的各个野战军，在三大战役时期，很多时候是根据中央军委的宏观指示自行决定具体战役行动的。这些自主决定只要及时通知中央军委就可以的。如果什么战役行动，都等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具体指示，那么战役取胜的时机就会稍纵即逝。
　　中国共产党是从全国很多省的共产主义小组联合产生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虽然最初是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成立的中国支部，但是，它的前身──很多省的共产主义小组联合力量，就决定了它本质上是一个具有下层创新和下层动力的政党。这一基因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形势危急关头挽救了自己。
　　对共产国际直接给各国共产党进行指示、通知的功过是非，1960年7月，周恩来在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做报告时曾说：“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在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
　　对此，邓小平也曾说：“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页）这句话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
　　连斯大林自己在1943年共产国际即将解散时也说：“经验表明，无论是在马克思、列宁时代，还是在现在，由一个国际中心来领导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是不可能的……当我们建立共产国际的时候，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我们可以领导所有国家中的工人运动。这是我们的过错。共产国际的继续存在会败坏国际主义的思想名声，这是我们所不想要的。”
　　这些都表明，即使是在革命党时期，即使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实行过程中，下层组织的有制度创新的民主参与和民主权利运行，还是在解决党的许多历史关头的难点、热点时起到了决定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很长一段时间，社会基础的经济结构一直是实行计划经济和社会公有制，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以不断开展的群众运动的方式，以非制度非制约非个人权利优先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大民主，大运动。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因为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的建立，有了民主建设和与世界先进政治治理接轨的客观要求，因此，必须以当初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人民公仆的财产公开、信息公开的要求，进行党的领导干部制度的设计。从而就必须抛弃列宁、斯大林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中的单纯强调集中的原则。而应当充分唤起党的下级组织和负责人的制度创新和率先进行政治实验的热情和精神。
　　在这种要求下，我们对陈建华、刘悦伦、许勤等市长群体的带头公布财产的要求，就不应当漠视和忽视，而应当当做党内积极力量的创新要求，在干部体制和党内组织建设配套问题上允许党内展开争论和放开。
　　在这方面，抛弃强调集中多一些的民主集中制，而采取与社会会计信息系统接轨的民主制，就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社会对于目前党的建设的广泛呼吁和呼声。

四：抓住财产公开，实现党内民主制突破
　　对陈建华、刘悦伦、许勤等市长群体的带头公布财产的要求，不能够像包公一样总是问元芳你怎么看，而应当首先由党内组织部门和政治局率先作出决定来进行回答。
　　根据党章，“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研究他们的经验，及时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因此必须回答。
　　怎样回答？
　　根据党章，“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职权应当有适当的划分。凡属全国性质的问题和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作统一决定的问题，应当由中央组织处理，以利于党的集中统一；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处理，以利于因地制宜。上级地方组织和下级地方组织的职权，也应当根据同一原则作适当的划分。”因此在领导干部财产公开问题上，应当允许广东地方党组织进行创新。
　　通过什么程序进行创新和制度化？
　　通过党代表常任制。
　　根据邓小平在1956年9月16日中共八大会议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章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负责，就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他们在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因此，我们相信，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
　　因此，党代表常任制，可以充当社会信息系统与领导干部财产公开的方法和桥梁。
　　下面是邓小平在1956年9月16日中共八大会议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内容：
　　“党章草案关于民主集中制中的上下级关系问题，增加了下列的规定：
　　“第一，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增加了下列的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研究他们的经验，及时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定期向上级组织报告工作。下级组织的工作中应当由上级组织决定的问题，必须及时向上级请求指示。
　　“第二，关于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职权范围问题，增加了这样的条文：“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职权应当有适当的划分。凡属全国性质的问题和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作统一决定的问题，应当由中央组织处理，以利于党的集中统一；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处理，以利于因地制宜。上级地方组织和下级地方组织的职权，也应当根据同一原则作适当的划分。
　　“第三，关于政策问题的讨论和决议的执行，增加了这样的条文：“关于党的政策问题，在党的领导机关没有作出决议以前，党的下级组织和党的委员会的成员，都可以在党的组织内和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并且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党的领导机关一经作出决议，他们就必须服从。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议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级组织请求改变这个决议；但是如果上级组织认为仍然应当执行原来的决议，下级组织就必须无条件地加以执行。
　　“为了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章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党章草案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省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县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二年。这三级代表大会一律每年开会一次，因此，原有的党的各级代表会议制度就不需要了。党的代表大会的常任制，大大减少了代表选举工作的负担，代表大会在任期届满以前，可以随时召集。由于每年开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就可以开得简便一些。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从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按照新的制度，党的最重要的决定，都可以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党的中央、省、县委员会每年必须向它报告工作，听取它的批评，答复它的询问。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负责，就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他们在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因此，我们相信，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
　　“必须着重地指出，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战斗胜利的，一切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给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这是我们大家都充分明了的。我们主张改进各级代表大会的制度，是为了使各级党的委员会更便于集中广大群众的意见，工作作得更正确有效。我们主张改进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工作关系，是为了使中央和上级的领导更符合于实际，把注意力更集中于必须集中的工作，对于地方和下级更可以加强检查和指导。我们主张巩固集体领导，这并不是为了降低个人的作用，相反，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而集体领导，也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没有个人分工负责，我们就不可能进行任何复杂的工作，就将陷入无人负责的灾难中。在任何一个组织中，不仅需要分工负责，而且需要有人负总责。没有小组长，一个小组也不能行动，这难道不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吗？”
　　以上引述完毕。
　　我们知道，党的多次代表大会都提出或规定过党内民主的一些内容，但在实际生活中都难以实施。七大与八大的党章在民主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特别是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健全党内民主方面提出了富有开拓性的意见，但结果都没有得到贯彻。
　　即使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众多党内程序所通过的党章中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六条基本原则中有关民主方面的规定和众多规定，又有多少是兑现的呢？
　　另一方面，集中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总是做得很到位。也就是说，运用传统的集中较多的民主集中制，总是做得很到位很纯熟。
　　现在，借助党的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制的从下至上的创新和建设，一旦做到了上述要求，我们就可以找到一条克服传统民主集中制中强调集中过多的毛病，那就是──
　　用呼应广东地区市长群体的创新、扩大党内民主的现实探索，来找到一条党的作风建设与人民群众的廉政希望连接和良性互动循环的政治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