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与运势：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与全球化的初级阶段

一：决定希腊在欧盟中的命运的一周
　　希腊本周开始将面临是否出现国家债务违约的关键时期，包括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能否获得德国国会通过，以及欧盟和IMF的对其财政紧缩的考核能否通过以便获得紧急救助贷款。
　　希腊一旦得不到紧急救助贷款而出现政府违约，必将导致危及欧盟前途的一系列事件发生，甚至威胁到欧元机制。
　　一旦欧元机制倒退，欧盟就会回到简单的关税同盟的时代。各个欧洲国家又会回到二战结束以后的小国林立的状态。但是如果那样的情况出现，也许不要担心欧洲又会出现战争。毕竟二战结束以后的冷战格局已经不存在了。战争的策源地也不存在了。
　　欧洲战争策源地不存在了，是指即使在冷战结束以后，欧洲与美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被证明可以在新的国际政治关系中继续发挥作用。既可以在欧洲内部解决局部民族纷争问题，也可以在欧洲周边应付例如利比亚和北非国家的动荡局面。
　　欧盟在解决欧洲内部特别是东欧的民族纷争问题时，用欧盟统一劳工政策，帮助解决了东欧不发达国家的劳工流动问题。同样，也是在欧盟的统一劳工政策中，北非阿拉伯国家的流入劳工，也埋下了北非国家政治变革的种子。在这些统一劳工政策和统一市场行为中，欧洲的民族国家意识鼓吹者和历史上导致欧洲发生战争的欧洲右翼势力它们的市场已经很小了。
　　但是，欧元机制一旦因为希腊的最终退出欧元区导致一连串事件发生而结束，那么就是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全球化的最大打击。
　　也许，欧洲从欧元区的突进性联合倒退到关税同盟的低层次联合，就是一种对于全球化的不切实际的冒进的适当合理的倒退。
　　借用中国对于现在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一句评价──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么今天亦有可能出现以欧元的倒退为标志，全球化将进入一个适当的初级阶段时期。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优势还要不要保持
　　邓小平在评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法时，表示这是一个好的认识。但是，邓小平本人并没有对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这个提法表示具体看法。
　　邓小平对于中国改革的提法，一直是抓住机遇和一切有利于改革的制度因素，不争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千方百计发展生产力，然后再加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国将会赶上发达国家脚步，实现包括第一代领导集体存在共识的中国几代人的现代化梦想。
　　因此，可以看出即使邓小平同意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提法，也是重在生产力上面来提的。而不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的忽视。
　　从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屡次不同意采取政治上的思想上的资本主义倒退的做法上来看，意味着他对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提法的认同，并不是表示认同在中国进行经济体制上的资本主义补课的同时这一点能够影响到政治上。而且他还说，如果发展导致了两极分化、导致了一小批富人阶层和利益集团把持政治权力情况出现，那么中国的改革就失败了。
　　从政治上来说，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利益集团把持国家权力，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旦出现利益集团把持权力或者控制了执政党的局面，那么就是社会主义变质为资本主义的标志。那时，社会主义的传统优势就丧失掉了。
　　可以对照一下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政策。
　　欧盟实行统一的欧元政策，导致欧洲的社会民主势力靠社会福利政策上台执政，使得欧洲扩大了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进入到了利益集团，从而把欧洲工人等劳动者的政治诉求纳入经济主义轨道，使得民众在全球化中忽视了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寄生性的批判。
　　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寄生性，集中体现在全球化中跨国金融等国际资本的特点中，就是，跨国公司和金融集团在全球范围培养代表资本利益的经理人集团利益，从而使得各个国家的发展被纳入一个固定的国际分工模式，从而使得资本主义全球化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寄生经济秩序而被固定下来。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一旦出现了社会主义政治优势的丧失，将会出现经济发展拉美化的情况。

三：中国的社会主义优势没有初级高级之分
　　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优势从政治上说是没有初级和高级之分的。政治优势就是政治优势，不能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政治优势就应当不明显，高级阶段政治优势就应当明显。
　　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出现拉美化情况，拉美化情况就意味着中国经济长期不能从外向型和外资控制性经济转向启动内部消费和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长期处于拉美化，那么中国在政治上就一定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一旦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拉美化情况，中国的两岸统一问题、东海、南海领土争端问题、地缘政治的地区领导力问题等等，都会发生不可逆的历史倒退，将会把邓小平奠定的以香港、澳门回归为代表的良好政治基础和国际政治发展势头丢掉，中国的外部环境将会恶化。内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城乡差距问题、环境恶化问题、人口老龄化等新老问题，都会发酵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
　　因此，目前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政府利用手中的全国经济一盘棋、党的领导力贯彻有力等等优势，控制住了房地产泡沫的进一步发展，这无疑是对的。
　　但是，这种党的领导力优势在转变国内经济结构和启动内需方面，还是显得不够。
　　党的全国一盘棋领导与群众的积极性包括改革积极性发展积极性结合起来，才是最大的政治优势。这不光为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前后的历史所证明，也被改革开放初期的相当一段时间的历史发展所证明。
　　当时，中国的改革并没有从急需从世界经济技术结构发生转移的城市和工业领域开始，而是从经济技术手段较为落后的农业农村地区开始，就是因为党的政策与广大农民群众的改革参与积极性结合了起来。
　　以后的城市改革和对于大面积亏损国营工业企业的改革，都是在情况远比农村改革复杂多的条件下实行的。
　　在这种改革中，党没有利用传统的政治优势，而是更多地利用了经济杠杆和现成的命令式权力程序。
　　之所以采取这种不得已削弱政治优势的做法，在这方面，我们是希望大面积亏损国营工业企业当中传统计划经济管理者，尽快被善于与国际经济技术发展新格局相接轨相匹配的人才所替代。在进口替代方面，我们更加看重软件人才方面的配套。希望，农村那种没有提升人才结构的那种改革，在城市改革中和大面积亏损国营工业企业改革中，改变为从大量人才等软件方面得到提升的新的改革局面。从长远来说，短期内大量下岗的工人群体还是最终会得到改革和发展成果的利益共享的。
　　因此，在城市改革和与国际接轨的工业外贸企业制度服务体系改革中，中国的执政党的传统政治优势，也就是善于与群众结合的优势，就更多的表现在群众提升以后如何把党的领导方式加以改变的问题。
　　在这方面，党的领导力体现不出来，党的领导与新的国际接轨人才出现后的群众积极性结合不够的时候，就不能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来从政治来掩饰。
　　用邓小平的改革观点来看，从政治上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初级高级之分，只有党的领导得力不得力之分。

四：缺乏政治领导力的欧盟和不合理的美国金融资本控制
　　以上对于中国面临政治经济发展问题的讨论，对于认识目前欧债危机和美国经济不振也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欧债危机和美国克服金融危机不力的根源在于国际跨国资本的寄生性，这种寄生性带动了欧洲社会民主势力对于中产阶级中的劳动者的利益集团性的增强。
　　这种利益集团性，如果因为部分欧洲国家财政的破产和中产阶级缩小造成右翼势力的抬头，变成了欧洲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和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回潮，就可能造成在冷战结束以后新的国际关系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强。
　　从今天国际面临的问题来看，问题症结与中国是一样的，那就是基本群众的结构已经大大提升以后政治领导力的如何体现的问题。
　　无论从国际金融体系来看还是从国际技术贸易和生产服务链条的重新安排来看，今天以金砖四国为代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都拥有了决定世界经济的实力和前景，但是，传统国际经济政治中的寄生性和不合理性不民主性却一点也没有改变。
　　国际间围绕着领土问题、制度差异问题、民族问题、传统国家集团与新的经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矛盾问题等等，都在束缚着国际政治领导力对于经济乱局的跟上发展，更别提配套发展了。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是马凯硕，他前两天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没有掌舵者的世界》，他说：
　　──世界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全球领导。世界在尝试克服当今危机上，真可以说是茫无头绪。美国正濒临崩溃；欧洲也在瓦解；伦敦陷于熊熊烈焰中；阿拉伯之春失去了方向；中国和印度则依然忙于应对内部问题。这正是让一名全球领导人站出来的时候。但为什么这样的领导人却没有出现呢？
　　──首先，世界结构改变了，但我们处理全球事务的机制却没有跟上。过去，当数以亿计的地球公民居住在不同国家时，情况就像海洋里的许多船只。因此，战后的秩序制定了确保船只不会相互碰撞，和大家可以合作的规则。
　　──直到现在，这样的安排可说是发挥了效用。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后，并没有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然而，世界今天的70亿人口，却再也不能生活在不同的船上。他们住在船上的超过190个船舱里。每个船舱都有一个管理事务的政府。整只船在没有船长和船员的情况下航行。世界正在汪洋中漂流。
　　最后他问道──全世界最会鼓吹政治勇气和经济纪律的西方，在关键时刻怎么能一点表现都没有呢？
　　对于他的提问，我认为中国应当从东方的人文优势和制度优势的传统出发来做出回答。
　　那就是从政治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都没有初级高级之分，在出现新的发展问题的时候，领导力的体现需要的是决断，而不是在说了一句“目前属于初级阶段”的托词以后的无所作为、徒劳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