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的易学思想及其影响

蜀虎 · 发表于: 2007-1-22 12:09:03

蔡方鹿（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四川成都 610071）

　　【摘要】张浚把《易》作为载道之书，重视对义理的阐发，同时把义理建立在象数的基础上，这体现了其易学的特点。张浚的易学影响到其子张栻和朱熹这两位著名理学家，在宋代易学史上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 i7 m/ `& ?1 R# R! x http://www.phoer.net
　　【关键词】张浚；易学；理学. }* V! u& B& q k& ? K http://www.pho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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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Jun's thought by the Yi learning and its influences, X( q- H; f8 t+ W* N; w http://www.phoer.net

Cai Fang-lu（School of Political Education,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71, China）

Abstract: Taking Yi as a book carrying Dao, Zhang Jun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elaboration of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contained in Yi and regards image-number as the basis giving birth to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His Yi thought exerted influences on two famous neo-Confucianists of the Song Dynasty: Zhang Shi, his son, and Zhu Xi. His Yi learn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Yi learning of the Song Dynasty.

http://www.phoer.net - b/ y% @# q- lKey words: Zhang Jun; Yi learning; neo-Confucianism

　　张浚（公元1097～1164年），字德远，号紫岩居士，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市）人，南宋政治家、抗金将领，亦是程颐二传弟子，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精于易学。《宋元学案·赵张诸儒学案》称张浚曾受学于程颐的蜀中门人谯定，是伊川、东坡的再传弟子。即为程颐在蜀后学。伊洛之学经由张浚在蜀中得昌。又得到张浚之子张栻的发展，使得理学不仅在四川，而且在全国大盛。张浚于北宋徽宗时中进士，钦宗靖康时为太常簿。高宗即位建立南宋王朝，张浚除枢密院编修官。历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等职。力主抗金，反对议和。率部屡次破金，给金兵以沉重打击。后被罢官，免去节度使，贬往连州等地居住二十余年。孝宗即位后起用张浚，派兵出击金兵，在宿州克捷。后在符离之战中，为金兵所败。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张浚又被主和派排挤，罢去相位，出判福州。张浚在去职路上听说朝廷议和，继续上书反对。途经余干病逝。
　　张浚不仅是一位著名抗战将领和政治家，而且是一位邃于易理、博览群书的思想家。著有《紫岩易传》、《春秋解》、《中庸解》、《论语解》、《中兴备览》、《奏议》、《张魏公集》等，有的已不传。其易学思想是他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而与当时的宋代易学和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探讨张浚易学，离不开宋代易学发展演进大背景。
　　宋代易学，主要分为象数和义理两派（亦有心学易学和以史解《易》者），其象数派又衍出图书之学。象数派渊源于汉易；义理派深受《易传》以哲理注《易》的影响。张浚把《易》作为载道之书，其易学以象数为本，亦受到图书学的影响；他重视对义理的阐发，同时把义理建立在象数的基础上，从中阐发性理之学，这体现了理学思潮崛起的时代特征。张浚的易学思想比较丰富，并影响到其子张栻和朱熹这两位著名理学家。张浚的易学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圣人作《易》，将以载道”
　　张浚继承二程“经所以载道”的思想，将其运用于易学研究，便是提出了“圣人作《易》，将以载道”的思想。他说：
　　圣人作《易》，将以载道，而传之天下后世也。书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无他，至道之妙，见于言者，非书可得而悉；寓于意者，非言可得而穷耳。不然，虽累千万言，亦何补于《易》哉！圣人为是，揲数以起象，因象以成卦，凡天下情伪不得遁其情。圣人之意既已默传，然后系之以辞，以发其象。故道以象显，言以书尽，意以言尽。书足于言，言足于意，皆本于自然之象，无毫厘丝发之差也。《易》之为道，于是无余蕴。变而通之，爻之所错也；鼓之舞之，道之所行也。天下之吉凶，至此而定，不亦尽利欤；天下之大业，因此而成，不亦尽神欤。[1]（卷七，系辞上）
　　认为圣人作《易》的目的是为了以《易》载道和传道，由于道妙不易把握，所以书不能尽言，言也不能尽意。也就是说，《易》作为载道之书，仅从书中之言辞是难以完全把握其所寓之道的。于是，圣人“揲数以起象，因象以成卦”，以反映天下事物之情伪；然后系辞以发象，道通过象得以表现，书中之言意都本于自然之象而无差，由此《易》道通过象表现出来。爻变通相错，道鼓舞而行，以此定天下的吉凶，以成天下的大业。张浚把《易》作为载道之书的思想，与纯粹将《易》视为卜筮之书的见解有所不同，尽管他也指出《易》有着揲数起象，因象成卦的内容和功能，但他强调道通过象数得以显现，道寓于天地自然物象之中，象和数也是反映自然物象的。就其重视道，把《易》作为载道的工具而言，张浚易学体现了理学崛起的时代精神，而与仅以《易》为卜筮之书，而不重阐发《易》中之道理的治《易》方法有别。
　　张浚所谓道，即太极之道，它是存在于天地之先，由太极之虚而产生万有，万物由此而得以产生。他说：
　　《易》以载道，于《易》书而违之，是背道也，其何以行于世哉？《易》本于天，肇于数，形于象，具于卦，变于爻，成于自然。盖太极之道在天地先，以我至虚，流出万有。圣人会太极于一心，因其自然，揲数以出之，立象以阐之，设卦以命之，画爻以通之，天地神明之理，阴阳不测之用，万物无穷之化，自形自色，自纤自悉，神理妙用，总括无遗。舍《易》而天地之理或几乎息，阴阳之用或几乎泯，万物之化或几乎绝矣。是故《易》道尚变，非故多变也，数不得不变，圣人不得于《易》而不变之。是故六爻之位谓之六虚，其道自太极虚中来，惟变所适，吻合于天地阴阳之数，圣人体其虚而用之，天下万物由是而得其生。[1]（卷八，系辞下）
　　张浚指出，正因为《易》是载道之书，所以违背了《易》书，也就是违背了道。《易》书所载，自有它所依据的，即本之于天，肇始于数，形之于象，具于卦，变于爻，而成于自然。《易》书不过是圣人因其自然，把数、象、卦、爻等加以记录下来而已，以发明天地神明之理、阴阳不测之用、万物无穷之化等宇宙大法。在这里，张浚认为，《易》书所载的太极之道存在于天地之先，圣人会太极于一心，太极即圣人之心，由我心之虚，流出世界万有，天地万物因此而产生。张浚的这一思想明显受到邵雍“道为太极”、“心为太极”而产生天地万物之思想的影响。张浚进一步提出了太极为一，《易》以一起，《易》为一，我自得其一，反身而求，而万物皆备的思想，由此体现出太极之道的本原性。他说：盖太极以一运，一之所通，包括万法，天地阴阳万物之理皆不得遁其情，故道以之而显，惟变所适，莫穷其用。故德行以之而神，可与酬酢，裁天下之变而有余也。可与祐神，赞天地之化而不匮也。呜呼！《易》本无也，《易》以一起，圣人清明在躬，得一于心，神物应之，其志以定。一之所统，了无遗焉。以自然之数，发自然之象，阐自然之理，生化之功于此不息，而《易》道于以大明。后之学《易》者，诚能致知止之功，极静定之理，复诚明之性，《易》之为一，我自得之，反身以求，万物皆备。如是而后，能尽人道。人道尽，而后能克配天地，其功用至大，学者所宜勉旃。[1]（卷七，系辞上）
　　强调太极以一运，故作为载道之书的《易》亦以一起。此一包括了天地万法及万物之理，道以此而显。可见一也即是道，万事万物之理归于宇宙本原之一理。此一又得之于心，一统宇宙万物，没有外于一心的事物。《易》道通过生化之功的运行不息得以体现，而生化之功又是建立在“以自然之数，发自然之象，阐自然之理”的基础上。学《易》者须内求于心，自得《易》之为一，如此反身而求，则万物皆备于我。人效法于天，由此尽人道，以配天道，赞天地之化育，则天人合一，功用至大。这即是张浚所主张的《易》道原则。其中天道以生物为本，它是自然而然的。他说：“生物之功著，道之自然也。是故天道之大，在生物。生物者，天道之贞。君子协进生物之功，可以配天。”[1]（卷二，上经·临卦）认为生物是天道的功能,而人协进生物之功，即可配天。而人道则以仁义为本，“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以尧舜仁义之道启沃君心，鲜不入矣”[1]（卷五，下经·渐卦）。人道包括了仁义道德的内涵，可见其道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具有宇宙本体与儒家伦理相结合的双重属性。

雷强在碑廊背面留影。背面刻绘有宋代南宋爱国名将张浚，和其子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张栻，以及其父母雍国公张咸和秦国夫人计氏的人像。画像上是张浚和张栻的手迹书法作品，右边是紫岩张氏谱系一览「见下图」 i# Z* `0 h. J8 R2 f http://www.pho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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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虎 · 发表于: 2007-1-22 12:13:14

二：穷理尽性建立在象数卦爻的基础上
　　受时代思潮和二程理学的影响，张浚重视对义理思想的阐发，这也体现在他的易学思想里。不仅他认为，《易》是载道之书，圣人作《易》的目的是为了载道和传道，这本身就是张浚义理思想的反映，而与只以《易》为卜筮而不及义理的治理《易》者相区别；而且他在注解《易》的过程中，对义理多有阐发，反映了他对义理的重视。
　　道统论是宋代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道统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提倡从道不从君，强调仁义之道高于、重于君主之位。孟子、朱熹等均反对不行仁义的暴君，认为桀纣虽居君主之位，但却是贼仁贼义的独夫，独夫可诛，诛独夫不是诛君。这是儒家思想及理学道统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张浚的易学也提倡这一观点，他在对《周易·革卦》的解释中亦盛赞汤武革命，反对桀纣暴君，从中阐发自己义理思想。他说：
　　文王德孚天下久矣，武王继之，始用革孚而革也。惟汤之革夏亦然。呜呼！革非德明著见之君莫能行之矣。……“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圣人因天地以明革也，天地以生物为心，其革也所以成四时，而生物之功于是不穷，春夏生养，秋冬肃杀，循环致用，于以见天地之仁。汤武法天，拯天下于涂炭中，而纳之于仁寿之域，汤武之心配天地，革于时为大，殆未可轻议也。[1]（卷五，下经·革卦）
　　指出汤武革命乃德明著见之君才能进行。汤武顺天应人，适时而革桀纣之命，“拯天下于涂炭中”，使亿兆民心信服；而桀纣之恶，则陷民于水火，失去了民心，为天地所不容。汤武法天，“圣人出而应天下之革”，革除暴政，推行仁政，故于时为大。张浚通过解《易》，肯定汤武革命，这充分体现了他的义理思想。
　　张浚并以义理为指导，批评君心不仁，致使流毒天下。由此他主张复其仁心，以仁德治天下。他说：
　　天下事至陵迟大坏，莫可支持，自人君心念始。君心不仁，而奢侈暴虐之为流毒天下，则邪佞得志，忠良退黜，日复一日，纲纪浸弛，蛊之为，由心起也。坤柔下消干刚，仁心沦失，泰治以堕，风化于是衰矣。必复其心，蛊乃可治。……何谓治蛊，在仁德，在挈纲领而图其本。……夫事之弊坏非大振其纲领而务以仁德洽天下，使天下归心，则事莫之兴起。[1]（卷二，上经·蛊卦）
　　通过解释《蛊卦》，来阐发其以仁德治天下，纠正君主心中的坏念头的义理思想。张浚指出，天下事大坏，以至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均来自于人君心中不仁的坏念头。君心不仁是奢侈暴虐而流毒天下的根源。以至使得奸邪得志，忠良遭贬。而仁心的丧失，直接导致朝政朝风的堕落衰败。要纠正君主心中的坏念头，就得复其本心之仁。同时，要纠正朝廷大事的弊坏，非振朝纲，务仁德，使天下归心于仁不可。张浚每每强调君主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盛赞汤武革命，主张以仁德来约束君主，阐发其匡君、正君的义理思想，对封建君权加以一定的制约。这与理学家所主张“从道不从君”，仁义之道高于君主之位的道统思想十分接近，亦是受二程理学影响的结果。
　　张浚还以天理论为指导，批评了那种违背天理，动于情欲，而迁于物的行为。他说：“惟夫性以情动，情以欲肆，欲以物迁，邪伪滋生，天理蔑弃。易简至善，于是而丧。内之不足以利一身，外之不足以利天下。而干坤妙用始不明于天下。天下万物将不得遂其生矣。”[1]（卷八，系辞下）主张“清明其性，以奉天心”[1]（卷八，系辞下），反对以情动性，以欲肆情，而迁于物欲，认为这样做只会导致邪伪滋生，而造成“天理蔑弃”的后果。十分明显，张浚在这里提倡的是天理，而批评的是为物欲所迁，这也是他易学思想重视义理的体现。
　　虽然张浚易学重视义理，但他主张义理思想要建立在象数卦爻的基础之上，其整个易学是以象数为本，而理则是在象数之后而有。他说：
　　自道术为天下裂，诸子百家之书纷然并出，言天者主于虚无，言道者弃夫仁义，言俭者不知约之以礼，言刑者不知本之以德，为己者不知有人，为人者不知有己，道德之中，于斯失之。圣人作《易》，本诸心，体诸天，通诸神，著诸用，无往而不得其中。故能和顺道德而天人之道罔不协备。用之于一身，一身得其宜；用之一家，一家得其宜；用之天下，天下得其宜。纤悉小大，一一有伦，为用妙矣。象数既立，天下之理于是而穷；卦爻既成，天下之性于是而尽。从之而吉，违之而凶；顺之而福，逆之而祸。[1]（卷十，读易杂记）
　　指出诸子百家之说自有其不同的学术之道，言天者主于虚无，而忽于实有；言道者弃仁义，把仁义与道对立起来不并存；言俭者不知约之以礼，而失去了礼；言刑者不知本之以德，即单纯讲刑罚而不以德治仁政为本；为己者不知有人，为人者不知有己，即把为人与为己对立起来，而不知二者相结合。如此丧失了道德之中，即中道原则。鉴于此，圣人作《易》，本诸心，体诸天，通诸神，著诸用，无不贯彻了中道的原则。所以能和顺道德而使天人之道相合。将此易道用之于一身，用之一家，用之天下，均能得其宜。无论大小事物，皆能发挥其妙用。张浚强调，就《易》而言，“象数既立，天下之理于是而穷；卦爻既成，天下之性于是而尽”，也就是说，象数是穷理的基础，卦爻是尽性的前提，有了《易》之象数卦爻，才可能在此基础上穷理尽性。可见尽管张浚重视义理，但仍是把象数作为易学之本，在此基础上把义理与象数结合起来。对此，张浚指出：“夫天下万物一神耳，数变象显，理无逃焉。”[1]（卷七，系辞上）理寓于象数之中，与象数不脱离。这与程颐易学以理为本，直接发挥义理，而不是通过象数去阐发义理的治《易》路数有所不同。
　　由此，张浚对离开象数而求义理的治《易》方法提出批评。他说：
　　《易》无非象，数立而象具矣。所以神而明之，则自于圣人行。象也者，像也，言象之所从，本诸天，成诸人也。且夫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是言必拟于象，象必参于意。后之学者乃欲舍象以求言意之旨，胡可得焉？”[1]（卷八，系辞下）
　　指出《易》无非是象，数立而象具。象来源于物像，它本之于天，而成之于人，是对天地人物形象的反映。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所以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以尽言。就此而言，言意之旨不得离开象数而存在，言意之旨中蕴含着的理不得舍象而求。张浚在解《易》中都是依据卦爻的象数关系来阐发道理，而不是脱离象数虚谈义理，这是他易学思想的一个特点。
　　张浚重视象数的思想受到图书学的一定影响，他把《河图》、《洛书》视为圣人作《易》所依据的对象，认为圣人作《易》，验之《河图》，稽之《洛书》，以此而定《易》数。他说：
　　圣人作《易》，数也。圣人稽诸《洛书》，验之《河图》，《易》数于是而定。夫《洛书》备天地自然之数，自一至十，合之为五十有五，此天地生成数也；《河图》以九宫配数，至九而止，合之为四十有五。……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见于《洛书》者，然则天地之道、阴阳之理、万物之化、神明之用悉备于此。[1]（卷七，系辞上）
　　认为圣人作《易》之初，就在于数。而《易》数则是圣人依据《河图》、《洛书》来定的。可见图书的重要性。而《洛书》所载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则是体现天地之道、阴阳之理、万物之化、神明之用的数字。并指出：“《河图》，天地自然之数，伏犠未作《易》，已有是数矣。其后文王以八卦配之。”[1]（卷十，读易杂记）认为《河图》、《洛书》即是对天地自然之数的记载，它存在于圣人作《易》之前。圣人作《易》，也是依据了河洛之图，文王并以八卦与天地之数相配。由此，《易》书得以形成，《易》道得以推行。他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此亦法象之见于天地，而圣人所独得于心者也。《易》道至是而行于天下矣。而所以发其几者，本于七八九六之四象；所以尽其蕴者，本于文王周公孔子之辞。象示辞告，吉凶遂定，大业之成，端自于此。”[1]（卷七，系辞上）张浚引用《系辞》里的话，并加以肯定。认为圣人受到《河图》、《洛书》的启发，将其作为象数的来源，并在此基础上系之以辞，以象数及卜筮之辞而作《易》，使《易》道得行于天下。
　　张浚的易学别具特色，他既吸取了义理学派重视义理的思想，又以象数作为易学之本，把理建立在象数卦爻的基础上，体现出与程颐易学有所不同，而后来朱熹易学在一定程度上则与张浚易学比较相近。

紫岩张氏谱系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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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张九皋，自尚书郎历唐、徐、宋、襄、广五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封南康县伯，后移居长安（西安）。其兄张九龄（673～740），唐玄宗开元年间，第一贤相。（《新唐书·列传第五十一》、《旧唐书·列传第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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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张抗，赠右仆射。

三世：张仲方（765～837），贞元中，擢进士宏词，历散骑常侍、京兆尹。左迁华州刺史。入为秘书监。皋有9子，39孙。孙子辈以仲方最有名，历仕唐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六帝（779～840），官至谏议大夫，封曲江县伯。开成二年卒，年七十二，赠礼部尚书，谥曰成。（《新唐书·列传第五十一》、《旧唐书·列传第四十九》载仲方为九皋曾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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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张孟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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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张克勤。% y! }5 d" V! F& ^2 n. g http://www.phoer.net

http://www.phoer.net ( T1 n4 l3 P6 S六世：张浔。7 C. \' V, u" u http://www.phoer.net
8 x% a7 {8 ]! E' J& J0 G8 y4 E http://www.phoer.net
七世：张崇纪（或纪）。7 ?" J1 d# t* O; j8 ~; p4 p3 \) _4 O. t http://www.pho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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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世：张璘，入川时任唐僖宗（873～888）国子监祭酒。传三世而迁绵竹，到南宋初年出了宰相张浚、理学大师张栻，史称其族尤大。; v8 f& x0 K- K X http://www.pho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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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张庭坚。

十世：张文矩，英年早逝。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儿子，由夫人杨氏带着北走汉州绵竹县仁贤乡，归依外祖父家生活，文矩这一支因此而移居绵竹。/ T! ]- X) n( b3 S$ q3 F) @ http://www.phoer.net

十一世：张纮，迁绵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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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世：张咸，进士出身，封雍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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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张浚（1097～1164），字德远，号紫岩居士，汉州绵竹人。政和进士。建炎三年（1129年）任知枢密院事，力主抗金，并建议经营川陕，被任为川陕宣抚处置使。次年因东南形势紧张，乃集军反攻，牵制金军。后用吴蚧等坚守秦岭北麓，使全蜀安堵。绍兴四年（1134年）再任枢密，次年为宰相，重用岳飞、韩世忠，废黜席懦的刘光世。秦桧执政后，被排斥在外近二十年。曾在永州（今属湖南）贬所连上五十疏，反对议和。三十一年金完颜亮攻宋，才重被起用，封魏国公，主持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的北伐，因将领不和，符离之战失利，又被主和派排挤去职。著有《中兴备览》等。葬宁乡官山。（《宋史·列传第一百二十》）

十四世：张栻（1133～1180），字敬夫，一宇乐斋，号南轩，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官至右文殿修撰。曾主教岳麓书院8年之久，和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著有《南轩集》（《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八道学三》）。明代名相张居正（1525～1582）为其十二世孙，（《明史·列传第一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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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2-08-21 17:29:00

蜀虎 · 发表于: 2007-1-22 12:19:52

三：对张栻、朱熹的影响
　　1.对张栻易学的影响
　　张栻乃张浚之子、南宋著名理学家。受其父影响，张栻易学亦强调《易》为载道之书，圣人之道存于《易》中，主张于《易》中发明义理，求得太极之道，并将其贯彻到哲学体系之中，而对理学思想亦有所丰富。
　　张浚“圣人作《易》，将以载道”的思想影响到张栻，张栻也以《易》为载道之书。他说：“《易》之书所以载道，以其载道，故不可远。……呜呼！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虽载道而不可远道，虽屡迁而未始有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也，苟非其人，则道安能虚行乎？”[2]（卷二）认为《易》作为载道之书，圣人之道存乎《易》，人通过学《易》而求道，并将圣人之道弘扬开来，但如果远道而行，不能存道于人，则不能使道推行于天下。张栻认为，《易》书所载之道即天地人“三材之道”，他说：“《易》之为书，所以载三材之道，此其所以为广大悉备也。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此《易》所以六画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六者非他，乃三材之道也。”[2]（卷二）认为《易》道分三：天道、地道、人道，而立天之道为阴与阳，立地之道为柔与刚，立人之道为仁与义，《易》之道涵盖了自然天地和人类社会，是宇宙万物之本和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
　　从《易》道为三出发，张栻把太极论引入《易》学，太极即是宇宙万物之本和三材之道的主宰。他说：
　　《易》有太极者，函三为一，此中也。如立天之道曰阴与阳，而太极乃阴阳之中者乎！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而太极乃刚柔之中者乎！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太极乃仁义之中者乎！此太极函三为一，乃皇极之中道也。[2]（卷一）
　　《易》之太极包罗了天、地、人，是“函三为一“的本体，无论是自然天地，还是社会人生，都有太极存在于其中，作为三材的主宰。并且，太极既分为阴阳、刚柔、仁义，又存在于阴阳、刚柔、仁义之中，作为它们之所存在的根据。太极是一个涵盖天人，贯通自然与社会人事的本体范畴。可见张栻的太极论哲学产生于《易》，他还说：“夫自太极既判，两仪肇焉，故阖户之坤所以包括万物而得阴也；辟户之干所以敷生万物而得阳也。”[2]（卷一）张栻所谓太极，作为一个本体论的哲学范畴，是万物化生的根源，太极的动静产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一阖一辟、往来无穷的变化又产生有形的人和万物，人与物皆本于此，皆以太极为最后的根源。张栻的太极论思想亦是对二程理学的丰富。
　　2.对朱熹易学的影响
　　张浚提出的义理要建立在象数卦辞基础上的易学思想对朱熹易学产生了影响。受其影响，朱熹亦主张于象数、占筮中发挥出义理来，强调义理建立在卜筮之辞的基础上，不得与象数相脱离。强调以象数、卜筮求易理，这是朱熹易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说：“盖其所谓象者，皆是假此众人共晓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3]（卷六十七）以象为表现理的外在形式。主张通过占筮，即象以求理，朱熹说：
　　读《易》之法，窃疑卦爻之词，本为卜筮者断吉凶，而因以训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训戒之意，而推说其义理以明之。……今欲凡读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虚心以求其词义之所指，以为吉凶可否之决，然后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后推之于事。[4]（卷三十三，答吕伯恭（四十七））
　　一方面，朱熹认为易学的发展经历了由象数到辞，再到义理的阶段；另一方面，人们占筮先求辞，再考象数，然后求其理。正因为《易》“本为卜筮而作，其言（辞）皆依象数，以断吉凶”[4]［卷六十，答刘君房（二）］，所以人们即象求理，须先占卜，以求卦爻辞的辞义所指，在这里面就包含了许多道理。把易学的发展阶段与义理的获得过程相互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易理包含在卜筮中，不得脱离象数和占卜之辞而求易理。他说：“《易》以占筮作，许多理便也在里。”[3]（卷六十七）并强调虽《易》本不为义理而作，但在占卜吉凶之中，自然体现了易理。朱熹指出：
　　圣人作《易》，本为欲定天下之志，断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因此说道理也。如人占得这爻，便要人知得这爻之象是吉是凶，吉便为之，凶便不为。然如此，理却自在其中矣。[3]（卷六十六）
　　伏羲作《易》，只画八卦如此也，何尝明说阴阳刚柔吉凶之理？然其中则具此道理。[3]（卷六十六）
　　即认为圣人作《易》时，并不是为了说道理，只是教人占卜，通过爻象及占卜之辞来说明其吉凶，以趋利避害，但在这个过程中，已自然体现《易》之道理。可见易理从卜筮中来，由象而明吉凶，然后才能推说义理。朱熹以象数、卜筮求易理的思想，既把易理的获得建立在象数、卜筮的基础上，又与只重象数而不及易理的倾向区别开来。
　　尽管张栻、朱熹都受到张浚易学的影响，然二人的易学亦有一些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张栻易学更多义理的色彩，对象数的重视程度不及朱熹，虽然张栻也认为《易》之道中包括了占卜，但不止于此。为此，张栻曾就占卜问题与朱熹展开了讨论。张栻对朱熹《易》为卜筮之书的见解提出质疑，指出：“《易》说未免有疑。盖《易》有圣人之道四，恐非为卜筮专为此书。当此爻象，如此处之则吉，如此处之则凶，圣人所以示后世。若筮得之者，固当如此处。盖其理不可违，而卜筮固在其中矣。”[5]［卷二十三，答朱元晦（一）］张栻引《易传·系辞》“《易》有圣人之道四”的话，认为辞、变、象、占四者均为圣人之道，而不同意朱熹关于圣人专为卜筮而作《易》的观点。但张栻并未否定《易》的占卜之义，只是把卜筮作为《易》的一部分，而存于理中。这表现出张栻以义理为主的易学倾向，而与朱熹的易学思想有所区别。
　　张浚把《易》作为载道之书，其易学以重视义理并把义理建立在象数卦爻的基础上为特点，以此影响到朱熹和张栻，体现出张浚易学在宋代易学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张浚，紫岩易传[M]，四库全书[Z].
　　[2]张栻。南轩易说[M]，张栻全集[Z]，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
　　[3]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朱熹集[Z]，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5]张栻。南轩集[M]，张栻全集[Z]，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蔡方鹿（1951～），男，四川眉山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方面的研究。

周易研究2004年第1期

蜀虎 · 发表于: 2007-1-22 12:29:01

　　作为南宋主战派代表人物的张浚，在历史上对其的评价也是多样性的。如褒奖他的人将其比成王导，诸葛亮，认为其一生以恢复抗金为己任。而张浚临死前，曰：“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也博得了不少印象分。也有人认为，其有中兴之心，而无中兴之才，志大才疏。其实这些说张，诸如志大才疏还都是比较客气的。真正的张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透过历史才能真正的看清历史人物的本质。而张浚的能力差，仔细分析宋朝史料就不难看出。这点基本已成定论。首先就是富平之战，宋高宗为了扭转在东南的被动局面，派张浚经营川陕。张浚把五路兵马20万人，7万匹马都集中到富平，还有无数粮响。南宋当时的大半家底都集中到张浚手里了。张浚踌躇满志，甚至准备此战胜后，直捣燕京。虽然吴阶，曲端等好多人不同意与金作战。但张固执己见。兵力集结后，张浚拒绝了部将的兵不厌诈，出奇不意的思想。而是蚪鸨抡绞？约期作战。结果是连续几次下战表，金兵主将完颜娄室都置之不理。娄室利用这个时间，部署调动兵力。先派3000骑兵把宋军大营周围的百姓居住的寨子占领，这样就把宋军包围起来。张浚吓坏了，带头逃命，宋军本来就缺乏配合，这下是兵败如山倒。军队损失很大，大量的粮草，器械都被金兵获得。此战后，宋军在陕西已经没有立足点，因为张浚的拙劣表现，大大消耗了南宋的实力，此后宋军再也没有能力集结这样的大兵团和金作战了。
　　富平之战后，张浚又一手酿造了淮西之变。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用兵不利，结果被罢免。但他手下的军队怎么处置成了问题。张浚力排众议，派自己的亲信吕祉统领该军。这个吕祉是个纸上谈兵的书呆子，曾自栩如能亲统一军必能擒刘豫。张浚拿他当宝贝，大加重用。这个吕祉去了淮西以后，不仅无法指挥军队，还瞧不起武将，最后淮西将领郦琼率领4万军队狭持着吕祉北上投降伪齐，这位空谈的吕大人也因此丢了脑袋。淮西之变根本原因就是处置不当。副将郦琼和主将王德有矛盾。如果让韩世忠或者岳飞兼领该军，必定不至哗变。因为淮西之变，张浚被罢相，闲置了20余年。
　　孝宗即位后，积极准备北伐。于是重新起用张浚。张浚出师北伐，又出昏招。本来开始出兵时，李显忠为主将，可以节制邹宏渊。但邹找到张抗议，张就同意两人各领一军，互不统属。结果符离溃败就是邹不援助李显忠。而且，隆兴北伐，前线部队在安徽，而张自己驻扎在扬州。距离太远。，焉能不败。在宋朝运筹帷幄之中，制败千里之外的。宋太宗可排第一，张浚可以排第二。
　　这三件事，某人如果摊上一件，政治生命肯定就结束了。而张浚自己居然浪费了三次机会。由此可见，高宗，孝宗父子对其是何等的信任啊。后来高宗曾说，朕宁可亡国，也决不用张浚。这句话看怎么理解了，按张浚的才能，用他肯定就亡国了。隆兴北伐前，高宗还对孝宗说，千万不要重用张浚，孝宗不听，结果……
　　如果仅仅是能力差也还罢了，但张浚即使在士大夫角度来说也不是君子。高宗初即位，黄潜善和汪伯彦二奸千方百计排挤李纲，而作为黄潜善一手提拔起来的张浚，对汪黄的误国视而不见，而为了报答黄的知遇之恩，对李纲极尽诬陷，中伤，打击之能事。甚至称李纲为国贼，靖康之耻的酿造者。同是主战派，后人总将李张并提，李纲在九泉下如果知道后人将其与张浚并提，还不得气得活过来。
　　而杀害曲端更折射出张浚的狭隘。曲端是南宋初年的一位重要将领。张曲二人失和的主因是富平之战前的争执，曲端立主不战。最后两人变为意气之争，互相立下军令状，曲端说如果战胜，自己愿意伏剑而死。张浚说，如果不胜自己的人头愿意送给曲端。结果富平之战，宋军大败。张浚过意不去，想升曲端的官，但张浚注定和袁绍一个德性，没有刘邦的豁达大度。在王庶和吴阶的挑拨下，以欲谋反为名将曲端关押起来，又将曲端交给与曲有矛盾的康随关押，康随找机会杀害了曲端。而张浚的借刀杀人更表现出了为人的低劣。虽然宋史曲端传中，极力为张浚杀曲端辩护。但张浚杀曲端和秦桧害岳飞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张浚以主战派自居，博得好名。所以后人对他的“小错”也就不予追究了。
　　下面再试着分析张浚和南宋初年一些重要人物的关系
　　张浚和宋高宗的关系，苗刘之变，高宗被废，张浚勤王，和韩世忠平定了叛乱，拥高宗复位。所以高宗一直心中对其感激。才33岁的张浚就被封为知枢密院事，创造了一个历史记录。富平之战后，高宗也极力为其开脱。高宗这个皇帝，只是对岳飞不厚道了些，对张浚，韩世忠，虞允文这些对自己有大功的臣子，关键时候都是采取保的态度。
　　张浚和秦桧的关系张浚为了和赵鼎政争，不惜举荐秦桧入阁，借助秦桧遏制赵鼎，引狼入室最后为秦桧专政打下了基础。秦桧独相后对张浚也是恨之入骨，但为何秦只是逼死了赵鼎而放过了张浚呢？高宗保是一方面，张浚自己也还算识相，张浚被安置永州，当地为秦桧的父亲立祠，知州熊叔雅做祠堂记。熊询问张浚可否，张开始反对，后来又支持熊为秦父树碑立传。如此肉麻，当然秦桧也会放他一马的。
　　张浚和赵鼎的关系张赵两人失和的主要原因是政见不和。张是一味主战，赵主张持重，偏向主和（但和秦桧的屈辱求和还是有区别的）张赵两人一个左相，一个右相，都还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张在高宗前总说赵鼎的坏话。而赵鼎恰好相反。淮西之变后，张浚被罢相。赵鼎替张说了不少好话。大致是浚母老，有勤王功，没功劳也有苦劳。后来高宗才同意将张浚贬到永州安置，而没有更远的流放。
　　张浚和岳飞的关系南宋初年的事情有些很奇怪，就是张浚和同为主战派的李纲，岳飞关系很差。张岳交恶的主因是对刘光世军队的处理。两人都想收为己有。最后弄得不欢而散。而高宗开始是答应给岳飞的，但张浚提醒高宗，祖训不要过于信任武将，说得高宗回心转意。岳飞受不了皇帝的出尔反尔，一气之下跑上庐山。弄得高宗也下不来台。而作为宰相的张浚，非但没有居中调解，反倒鼓动高宗罢免岳飞。还好高宗有脑子，没听张浚的。后来岳飞入狱，也没见张浚出来讲情，两人关系可见一般。
　　张浚和宋孝宗的关系孝宗即位后，积极准备北伐。不知张浚底细的孝宗，首先想到了张浚。对其委以重用，甚至倚为长城，对其北伐全力支持。看透了张浚的高宗一再提醒自己的养子，别用张浚。后来见到孝宗“执迷不悟”，又告诉孝宗，让张浚但可统一路，不可付全局。但有主见的孝宗，却任命张浚为统帅。结果符离惨败。晚年的孝宗已经心灰意冷，一次和人谈论李纲时说，李纲和张浚一样，都是志广才疏。从此可以看出，孝宗对张浚是何等的失望。
　　欺世盗名的张浚在当时就有人指责他沽名钓誉，但因为张和他的后人们和道学家关系不错，所以修宋史时也对其扬功抑过。其实在明朝时，就有人说，南宋不能恢复，一怪张浚，二怪秦桧。张浚因为史家的回护，被当成中兴宰相，其实真正的中兴宰相是秦桧，毕竟绍兴和约是在张手里完成的。邓广铭说张浚贪权，沽势，轻率，跋扈，所论甚为公允。我觉得张浚和南宋前期的宰相相比，为人不如李纲，宽容不如赵鼎，心机不如秦桧，才能不如虞允文。基本上和明清那些空谈的士大夫等同。为什么这么说？隆兴北伐其实根本就不该和金国打，当时金在河南已经准备好了。面对敌人，能打而不打的人是卖国贼，但如果不能打还偏要打的人，难道不是爱国贼吗？张浚就属于为自己博名声而不关心民族大业的爱国贼。

蜀虎 · 发表于: 2007-1-22 12:30:44

　　张浚（1097～1164），绵竹人，字德远，号紫岩居士。身兼文武之才，胸怀圣贤之学。一生忠于国事，勤政爱民，出将入相，在南宋四任右相首辅，总揽兵权，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爱国将领。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张浚被调往京城任太常寺主簿，就在这年秋天，金人30万大军大举进攻汴京，不久金军攻友京城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金军大肆烧杀抢掠，京城内外转瞬之间变成一片废墟，宋朝徽、钦二帝与后妃，公主都一并被俘，历史上称此浩劫为“靖康之难”。张浚亲眼目睹了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的惨象，胸中燃起拯救国难不与金人共戴天的熊熊烈火。
　　金军占领汴京以后，强行召集宋朝文武百官议立张邦昌为帝，建立傀儡政权，众官在金人屠刀面前不敢抗争，张浚和他的好友赵鼎、胡寅逃往太学不向金人屈服。这年五月，宋徽宗的另一个儿子赵构从金营逃回，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年号为建炎。张浚得知这一消息以后，星夜兼程赶往京城南京，拜见宋高宗赵构。被授以殿中侍殿史的官职。
　　这时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的官员们一个个仍是文恬武嬉，毫无军事准备和恢复大计，不久金兵又大举侵犯，一伙昏君庸臣只得逃往江都（今扬州）。张浚不顾自己职卑言微，多次上奏朝廷请求加紧治军备战，严防金人再次入侵，这样渐渐引起宰相黄潜善与汪伯彦的不满，将张浚贬到知元府（今陕西省汉中市）任职。在张浚刚要起程赴任之时，宋高宗赵构考虑到张浚是难得的可用之才，下旨将其留下，授以礼部侍郎的官职。张浚仍不顾贬职和杀头的危险，再次向皇帝和宰相

请求早修武备。宋高宗深为张浚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任命他为御营参赞军事，并与吕颐浩一起训练河朔民兵，在江淮前线措置军事，加强防备。
　　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兵又再次大举入侵，宋高宗和百官再次逃往临安（今浙江杭州）。将走之时，宋高宗召集百官问谁能留下与御营使朱胜非一起完成御敌任务，满朝文武噤若寒蝉，独有张浚挺身自荐。宋高宗立即命他以礼部侍郎之职节制平江一带军马。张浚到达平江以后，在四境积极构筑工事，设关卡，立烽火台，并收集战争中流散的将士12000多人。
　　正当张浚积极备战之时，负责带领军队保护宋高宗到达临安的苗付、刘正彦却在临安拥兵叛乱，幽禁了宋高宗赵构，将宋高宗不满3岁的儿子赵敷立为傀儡皇帝，同时挟天子以令诸侯，颁布赦书，传檄各地。这时，抵御外侮驻扎在淮南和江南的军队都一齐将视线转向临安，全国呈现一片恐怖和混乱局面。这场叛乱如不及时平息，很快会导致各地军阀混乱，而正虎视眈眈的金人则会乘虚而入，南宋大有亡国的危险。张浚获知苗付作乱的消息后，顿时义愤填膺。在张浚的倡导下，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吕颐浩等人很快在平江组织了5万多人的勤王之师，浩浩荡荡直向临安挺进。经过激烈战斗，张浚率领的勤王部队终于攻下了临安城，并追击到渔染驿和健阳，将苗、刘2人擒住正法。
　　这年四月一日，宋高宗赵构在临安恢复帝位后，立即召见了张浚，并亲书御制中和堂诗文赐与张浚，诗中写道：“愿同越勾践，焦思先吾身，高风动东子，属意种蠡臣。”并当面委任时年33岁的张浚以宰相的重任。
　　张浚以自己人年轻、资历浅再三推辞，宋高宗只好委任张浚知枢密院事，协助并监督左右二相执掌中央文武大权，而主要又是执掌兵权。绍兴五年（1135），

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此张浚成为了南宋朝廷坚持抗金，抵御外侮的一面旗帜。他组织岳飞、韩世忠、张俊、李显忠、杨存中等将领与金人展开了一次次的殊死战斗，并取得一系列的重大胜利。
　　宋高宗赵构怕收复国土，他哥哥钦宗回国后他当不成皇帝，很快倒行逆施，力主“和议”，以用人失策的“罪名”罢免了张浚的丞相之位和总督南宋军马的节度使之职。尔后，奸相秦桧在一天之内连下了十二道金牌逼迫岳飞罢兵回朝，不久秦桧及其党羽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了岳飞，收取了韩世忠、张浚等大将的兵权，同时也罢黜了赵鼎的左相之职。
　　张浚被罢相，岳飞被害死后，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朝廷即与金人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将淮水以北大片土地出卖给金人，并公开向金人纳贡称臣。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金主完颜亮公开撕毁和约，拥兵60万，绵延数十里大举进攻南宋，南宋朝廷又面临岌岌可危的严重局势。这时，上至公卿，下至军民要求恢复张浚相位支撑这一危局的奏书像雪片一样飞往南宋朝廷，宋高宗慑于国势危急，不得已再度起用张浚，命他出制建康府兼任行宫留守。这次战争取得胜利后，宋高宗在全国军民的怨恨中再也无法维持他的皇位，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宣布退位。宋孝宗继位以后颇有收复失地，振兴国家的抱负，于隆兴元年（1163）四月罢免了秦桧的余党时任右相的史浩的相痊，由张浚再任右相，继续总督南宋军马。张浚再次总督南宋军马以来，虽然日夜辛劳，积极扩军备战，但由于战备荒废多年，加上岳飞被害以后，韩世忠忧愤而死，左相赵鼎绝食而亡，朝中无宿将，所以当张浚再度组织北伐，结果未能成功。这时以汤思退为首的秦桧余党指使其同伙大肆诬蔑诋毁张浚，年青的宋孝宗迫于这伙投降派的压务，于隆兴二年（1164）四月再度解除张浚的右相之位和都督之职，改授醴泉观使。
　　这时张浚已68岁高龄，多年以来以解除国家的内忧外患，夜以继日运筹帷幄，已积劳成疾，再加上再次被排挤出朝，眼睁睁看着国家、民族将会断送在秦桧余党汤思退等一班人手中，内心十分痛苦，于隆兴二年（1164）八月二十八日病逝。临终之时，他将两个儿子叫到病榻旁说：“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尽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归葬原籍先人墓左，葬我于衡山之下足矣！”张浚之死使南宋朝廷失去擎天一柱，全国军民无比悲伤，宋孝宗也十分悲痛，接连两日不能事明，追赠张浚太保之职，后又加赠为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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