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的清华经管十年：教育改革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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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作者：邓庆旭 徐雯

　　十年前，上任伊始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将上任后首次专访的机会给了△财经栏目。十年后的同一天，12月的一个温暖的午后，仍在清华经管学院的同一间办公室，钱颖一手持一杯浓茶，将他担任院长这十年间的经历、感悟一一梳理、娓娓道来。
　　钱颖一毕业于清华大学，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毕业后在海外留学、执教长达25年。在朱镕基的推荐下，他从2006年起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至今已满十年。
　　对一位长期在海外任教的学者来说，在快速发展的中国，担任一所国内顶尖高校中备受瞩目学院的院长，向教育管理者和改革者的角色转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钱颖一的起点很高，清华大学本身名声在外，经管学院又是清华大学举足轻重的学院，拥有几乎全国最优秀的生源和师资；但难的是，大学始终脱离不开行政的掣肘，作为院长亦如是。更难的是，外界给你设定了更高的标准：做得好，那是应该的；但是做不好，是你没有能力。
　　难得的是，这十年，钱颖一用写经济学论文般的严谨和执着，在教育领域不懈耕耘，几乎将所有时间都花在办学上，在各种制约条件之下仍摸索出了不少亮点，清华经管学院这些年的影响力有目共睹。遗憾的是，曾经的经济学者，担任院长这十年，在从事经济学研究方面付出了巨大牺牲。但他说“从不后悔”。

执掌清华经管学院
　　钱颖一生于北京，是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77年，因文革间断了12年的高考重新恢复，尽管录取率低得可怜，但钱颖一以拔尖的成绩，成功挤上这座独木桥，被清华大学数学专业录取。
　　当时，国家对于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极其重视，钱颖一所在的“数七班”曾接受过多位著名数学家的教导，他也与班上的几位同学一起上过美籍数学大师陈省身来北京开设的微分几何课程。而这一届学生也尤其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奋发图强只争朝夕。斑斓充实的大学时光，与同学间的深厚情谊，虽过去40年，钱颖一仍记忆犹新。
　　在钱颖一毕业之前，迎来了人生的又一大转折。80年代初，在普通人眼里出国就像做梦一般。钱颖一自然不例外，对海外著名的高等学府充满向往。没想到机缘巧合下，钱颖一竟幸运地获得了留学的机会，并远渡重洋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留学生。这段经历至今仍为他所津津乐道。
　　此后，钱颖一辗转美国各大高校，历经6所大学，留学、执教20多年。朋友说他“把美国最著名的高校基本走了个遍。”
　　在钱颖一离开清华去美国留学的三年后，清华经管学院成立，由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出任第一任院长。同一年，中国经济改革由农村推向城市，全面展开。
　　出国前，钱颖一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但在耶鲁大学读书期间，修习了部分经济学课程。在耶鲁，他遇到了当时受邀前往做高级访问学者的吴敬琏，极受启迪。之后，钱颖一对经济学的兴趣一发不可收，并转学到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钱颖一何其幸运。美国大学的经济系一般会为每个博士生组成一个论文委员会，由三位教授当导师。当时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委员会拥有三位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包括博弈论大师马斯金（Eric Maskin，后来于200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马斯科莱尔（Andreu Mas-Colell，最权威的高级微观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之一）、以及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权威科尔奈（Janos Kornai，匈牙利人，《短缺经济学》一书的作者）。这段学习奠定了钱颖一扎实的经济学基础和学术研究能力。
　　当时哈佛经济系除了钱颖一以外，还有几位中国留学生。那时正值中国的经济改革如火如荼，虽然这些学生在中国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但留学期间，他们间的活跃讨论，话题总是离不开中国的经济改革。他们还发起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与国内青年经济学者展开学术交流。
　　从1990年起，钱颖一开始在美国的大学执教。在任教期间，钱颖一更是频繁回国讲学。以他为代表的海外学子承担起了桥梁的作用，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前沿带回国内，为改革献言献策。
　　1993年，中国因宏观经济过热，开始实行宏观调控。那年夏天，正在美国教书的钱颖一与其他三位海外华人经济学者，在中南海与时任副总理朱镕基交谈了三个多小时。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钱颖一回国讲学的大部分时间活跃在北大、人大的讲台上，与清华大学还没有太多联系。改变发生在2001年。
　　清华经济学系建立于1926年。在1928-1952年间，清华经济学系一直由我国经济学界一代宗师──陈岱孙担任系主任，实力强大。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经济学系并入其他院校。直至1979年，清华成立经济管理工程系，1984年成立经济管理学院。恢复后的经济学科实力仍然较弱。
　　2001年夏，时任经管学院第二任院长的赵纯均邀请钱颖一牵头邀请一些海外华人经济学者来清华经管学院担任特聘教授，共同建设经济学科。钱颖一答应了，开始风风火火地牵头招揽合适的人选。他们从2002年秋季学期起，每人每年来清华开设一门完整的课程。他本人是为本科一年级学生讲授《经济学原理》一课。
　　自成立之初，打造“世界一流的经济管理学院”就一直是清华经管学院的愿望，而坚定不移地国际化是实现这一愿望的不二选择。在选择学院新的领路人时，朱镕基推荐了有着多年海外教学研究经验的钱颖一。彼时，钱颖一已经获得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的职位，但他毅然回国。
　　对于钱颖一的选择，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明智。但在他的这一代人中，大部分人都有过在农村插队、在工厂做工、在部队当兵的经历，有着强烈的改革情结和使命感，时刻在等待时代的召唤。钱颖一自然也是一腔热血、毫不犹豫。
　　2005年10月，钱颖一出任清华经管学院第一副院长。不到一年后的2006年9月，他开始担任院长，成为继朱镕基、赵纯均、何建坤之后，清华经管学院的第四任“掌门人”。

办学理念：大学为学生
　　不同于北京大学将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分开，清华经管学院则包含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内高校中最早成立的经济管理学院，又是由朱镕基担任首任院长，清华经管学院自然是万众瞩目。钱颖一上任前，经管学院在清华已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学院，学科跨度大，教学项目多，国际化程度高，学生人数多，就读学生占全校学生的将近十分之一。
　　虽然钱颖一的起点很高，但是压力并不小。首先，对于一个长期在海外执教的学者来说，承担院长之责，由学者向教育管理者的角色转换，面对扑面而来的教学、行政、管理工作，是一个巨大挑战。
　　另外，清华大学作为国内顶尖高校，而经管学院拥有几乎全国最优秀的生源和师资力量，拥有的资源是其他学校不可比拟的。作为一名改革者，社会自然也对他设定了更高的标准，对他有更高的期望。做得好，别人会觉得你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做不好，别人就会怪你没有能力。
　　最关键的一点是，大学仍然脱离不开制度的约束甚至是掣肘，别说院长，甚至是校长，在不少事情面前同样为难。用钱颖一的话来总结，在中国，学校和学院领导们的工作之难在于：“政治上需要‘维稳’，学术上需要‘评优’，经济上需要‘创收’”，缺一不可。
　　而从宏观角度来看，早在清华经管学院创立之初，就把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管理学院”作为自己的愿望，经管学院对标的竞争对手，已不局限在国内其他院校，而是把海外的知名院校也纳入视野之内。
　　种种压力之下，钱颖一的内心那根弦是绷得很紧的。他坦诚地说，当时的学校领导也担心过他中途干不下去，拍屁股回美国了。
　　“让我深受鼓励的是朱镕基的支持，”钱颖一坦言：“他经常鼓励我和学院，要敢于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办学经验，办世界一流的经济管理学院”。
　　而这时候，经济学的视角和分析方法也派上了用场。虽然教育与经济不同，但两者在改革逻辑上有相通之处。“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道理是在约束条件下，去优化，即使做不到最优，也可以做次优。”“我就像做经济学论文一样做教育改革这件事情。”
　　而帮助他调整心态、度过难关的，是他高中毕业之后下乡插队四年的那段经历：“干各种农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应对复杂的‘阶级斗争‘”。虽然出国多年，他仍然从年轻时的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中受益。
　　钱颖一执掌下的清华经管学院作为中国高校中的一个样本，它的处境，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
　　特殊性在于，这里集中了几乎全中国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也集中了几乎全中国最优秀的教师。一般性在于，清华经管学院面临中国教育界共同面临的困扰。那就是，虽然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全球最大，但教育的质量常常被诟病。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过去十余年，仍然振聋发聩。
　　而钱颖一就任经管学院院长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越来越重视高等教育，对高等教育的批评声也愈发铺天盖地。
　　钱颖一并不赞同一味地批评中国教育，在这一点上他显得十分温和：我们不能完全否认中国教育的成绩。从经济学角度看，过去这几十年，中国经济迅猛发展，GDP总值赶超日本，而GDP是由资源的投入，包括教育因素，驱动的，因此，如果中国教育完全失败，这是不可能的。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预算显著增加，比如清华大学今年的预算已经超过MIT（麻省理工学院）。与此同时，中国高校的科研实力也快速增长，比如在《自然》、《科学》等顶级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猛涨。
　　但他不得不直面这个困境：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欠缺创造力的境况，十多年来在整体上改变不大。就拿诺贝尔奖这个指标看，直至去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才填补了中国大陆在自然科学领域诺奖获得者的空白。“如果说新加坡没出太多杰出人才，这不奇怪，因为人口太少。但中国14亿的人口基数，没有出一批特别出类拔萃的人才，那就一定说明其中有问题了。”
　　钱颖一用了统计学中的“均值”和“方差”两个度量，来形象地刻画中国教育中的成绩与不足：“在育才上，均值高、方差小，即平均水平不低，但杰出人才不多；在育人上，正好相反，均值低、方差大，即整体素质不够高，且一些人素质太差。”
　　在与其他学者的交流中，这一点也获得了共识。杨振宁曾对他说，中国能培养90分以下的学生，但培养不出90分以上的学生。顾明远也曾说：“中国教育培养出的人才，有高原，但没有高峰。”
　　但诚如钱学森所问，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颖一并不以为然：不是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学校扼杀了杰出人才。在他看来，杰出人才的必要条件是好奇心和想象力，但是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中，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可能变得越少。所以，正是我们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给抹杀了，具有创造性的杰出人才也就自然出不来了。
　　“我们的教育方式，在让所有人的平均知识水平都提升的同时，也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给压缩了，大家都变得同质了。”
　　正因如此，钱颖一一直主张，大学教育要给学生自由成长的空间，至少要“留出缝隙”。用他的话说，教育就是要培育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让人才“自己冒出来。”
　　而由于中国一直对培养不出人才有紧迫感，又造成了另外一个严峻的问题。“正是由于我们特别重视‘才’，急功近利的结果是轻视了对人的素养的培养。中国教育的另一个问题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
　　钱颖一在海外执教多年，也深受美国大学的影响。他一直猛批中国教育的中“短期功利主义”。他认为，教育不能急功近利。
　　他提出的办学理念中，一直倡导的理念是“大学为学生”。在他的新书《大学的改革》中，“大学为学生”这一理念是绝对的主角。两年前《新清华》清华经管学院建院30周年的专刊首页上，抛却了传统的领导题词，在正中间印了几个大字：“经管学院为学生”。
　　“在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中，教师和研究、服务国家和社会更容易获得优先考虑，而学生和育人容易被忽略。”钱颖一感叹：“所有激励都是为了发论文、做项目、升官，但没有什么激励是真正奖励为学生的。”
　　钱颖一的这一观点并非是显而易见的。毕竟，对大学来说，论文发表数、学校排名是容易度量的，也可以直接带来声誉、公众认可度以及资源。但教学和教育的成果却并不容易度量，所以也很难带来好处。而在大学和院系排名这样的零和游戏面前，没有哪个校长和院长是不紧张的。

推动教育改革的行动者
　　厘清了钱颖一对教育本质和使命的看法，也就能理解他主导下的清华经管学院的改革路径。
　　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所大学如果没有论文发表，它当然算不上是一所一流大学；但是如果在教学上失败，它甚至都不配称作是大学”。
　　钱颖一极为赞同。在他全部的改革中，教学改革是重中之重。其中，花费时间最多的是本科教育。他的新书中，对于本科教育的笔墨也占据了最大的篇幅。
　　根据钱颖一的观察，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优点是严谨、踏实，但在沟通能力、多样化等方面有欠缺。
　　作为学院走向国际化的一部分，2006年10月，在钱颖一担任院长刚刚一个月，朱镕基就亲自鼓励和督促学院加强用英语为本科生授课。在钱颖一的推动下，用了一年时间，学院在英文授课上就初见成效，一半以上的本科生专业课程改用英文授课并坚持至今。
　　在钱颖一执掌经管学院的第三年，也就是2009年，清华大学把经管学院确定为本科教育改革的试点学院。钱颖一抓住了这一机遇，积极探索对经管学院本科教育体系的改革，具体落实在三项内容上：通识教育、批判性思维教育、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在通识教育方面，钱颖一借鉴了国外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并结合中国情况，新开设《中文写作》、《中文沟通》、《中国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中国与世界》等多门人文社科类的基础课程。在批判性思维教育上，新开设的《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这门课是全国首创。这门课程名称的英文缩写是CTMR，以至于经管学院的学生见面时经常会互相问：你对这个问题CTMR过了吗？足见这门课的影响力。优秀人才培养计划是学院专为大三和大四年级学生开设的，包括学术、创业、领导力三个方向。通过这个计划，学院希望发现学生的个性特点，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唤醒他们的潜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识教育课程中的中文写作课，的确戳中了中国教育的痛点。钱颖一深刻记得，2007年拜访当时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时，对方曾问，为什么现在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写作？连一个会议纪要、一份报告都写不好。因此写作课推行之初，大学中几乎所有教师都赞成。
　　但就像大多数改革一样，钱颖一的改革“看上去很美”，实施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困难。
　　过去，我们在比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差异时，有句俗话“北大有想法，清华有办法”，指的是北大更务虚、仰望星空，清华更务实、脚踏实地，这也是多年来办学理念不同所造成的差异。在钱颖一看来，要想干成事，就必须要把这两所学校的优点结合起来，既要有想法，又要有办法。
　　大学推行通识教育，清华经管学院并不是第一个。但是在一向务实、重视理工科的清华大学，尤其是一向以就业为荣，被戏称是有“钱”途的经管学院，钱颖一推行通识教育比在其他学院要难得多。
　　困难来自多方面。一来，授课的教师不好找，不少历史系和中文系的老师忙于发表论文，搞学科建设，没有人愿意教通识课；二来，学生不理解，总是会问，我们学这些课程有什么用？它们对面试和求职有帮助吗？
　　学生的焦虑是显而易见的。大学就是社会的缩影，社会竞争激烈，大学里的学生也早早面临就业、工作的巨大压力。这一点，钱颖一也早有心理准备：“不少学生报经管是因为高考分数考高了，家长会说，考分那么高，不报经管就亏了。”
　　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和找老师只是第一步。这些年来，钱颖一深切体会，：“推动通识教育，有两个因素是很难掌控的，一个是教师个人的教学效果，一个是学生个人的时间分配。”
　　有一点让钱颖一没有想到的是，清华经管学院大一、大二不分专业上课，不设置专业课，这本是从海外高校借鉴的经验。但是其他大学的管理学院却从大一就开设了会计等专业课程，导致清华经管学院的学生抱怨在大二找暑期实习工作的过程中缺乏竞争力。
　　更让钱颖一痛心的还有学生对学分看得太重。钱颖一那一代人经历过文革，大学时期简直是抓住一切机会，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对学习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但并不那么在乎考试成绩。而如今大学生的有些行为在钱颖一看来简直是“极度扭曲”、甚至是“自残”，让他很有挫败感。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学生考试前将精力集中在“刷题”上，即把过去十几年的考题和答案全部学习一遍，希望尽可能猜中考试题目。再比如，清华经管学院根据学生不同的背景，把数学课设计成理科加强组、理科组、文科组三档，供学生选择。但没想到，一些背景很强的学生却去选择内容相对简单的课程，因为容易得高分。有的学生在期中考试后因为成绩不理想，就干脆把课给退了。还有一些学生则把难学的课程放到大四上，希望这样就不会影响前三年的学分，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就有利于申请海外交换和推荐上研究生。
　　尽管钱颖一一番苦心吃力不讨好，但他坚信这条路没有错：“教育不是培养有用的机器，而是培养人。特别是在清华，聚集了中国最优秀的学生，我们希望他们当中要出能够影响世界、影响未来的人。”
　　钱颖一的坚持是有依据的。这些年，钱颖一与毕业多年的校友交谈时，发现他们最遗憾的，就是当时学的有用的课程后来变得如此无用，后悔没有更多去学习一些看上去无用的课程。“有一些课程看上去是无用的，对你找实习和找工作没有什么用，但它们可以帮你提高品位，帮你理解人生，还可能在未来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他在很多公开场合也反复说，评价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不应该只看学生毕业后能否找到工作，而是要放眼看，学生在毕业20年甚至40年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钱颖一的“另类”思考和行动，深深影响了清华经管学院的学生，学生中也出现了不少“非典型”的经管人。黄钦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今年，四位中国籍学生获得了具有“全球本科生诺贝尔奖”美誉的罗德奖学金，其中一位是2015年本科毕业于清华经管学院会计专业的黄钦。
　　黄钦从贵州山区考上清华，刚开始“挺不喜欢清华的”，觉得“清华的每个人都太忙了，有时候很焦虑”。但经管学院的通识课程，让他找到了自己的乐趣。而大二上学期的《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课，让他第一次感受到思想和社会问题最深刻的关联，意识到不能粗暴地通过个人好恶来思考。他对钱颖一说，“钱老师，我进经管是个’美丽的错误’。”“错误”是说，他对会计专业一点兴趣也没有，而“美丽”则指的是，经管学院给了他成长、发挥的空间。
　　“经管学院是真心为我们的”，“经管学院改变了我”，“因为经管学院，我发现了自己的潜力和价值”，别的压力钱颖一可以淡然置之，但学生的评价是他极为重视的，每当获得学生的认可，钱颖一总是深感欣慰。
　　除了教学改革，钱颖一作为院长，还承担着人事、行政的管理工作。而行政管理上的难题，钱颖一与其他高校的院长的处境没有太大差别，突出的是中国教育体制长期积累的一系列老问题，包括教师治学得不到落实，教师又承担过多的行政工作，政府主管部门和大学内部的官僚体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等等。
　　教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教师又有其特殊性。他们通常不需要大量的研究经费，也不需要实验室。因此薪酬往往成为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虽然经管学院教师们的平均薪酬在清华大学的各学院中排在前列，但是与国外院校的教师相比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另外，教师职称评定中的名额限制这一弊端，在清华经管学院这样学科跨度很大的学院中更加明显。
　　从钱颖一任职至今，十年过去了，在他的持续推动下，学院制度改革取得一系列的突破：经管学院率先改革了教师人事制度，实行了国际接轨的年薪制，学术休假制，准聘长聘制（tenure track），同时，在职称评定中不再做学院内部的横向比较，而是与同一学术领域，同一学术资历的同行比较。也是在这十年中，学院引进了近百名具有海外博士学位的教师……
　　“我在担任院长的实践中发现，管理一个学院比管理一个企业难得多，原因是我们在商学院教给学生的管理招数，在学校基本上都用不上，比如，学校不能给股份、给期权，也不能发奖金，更不能指挥和命令教师做事。”遇到摆不平的事情用什么招？钱颖一十分坦率：“耐心说服、到处求人。”院长这份工作有时候还必须得能屈能伸。
　　困难虽大，成绩也是显著的。在钱颖一持之以恒地推动下，清华经管学院的影响力斐然：连续十年本科招生都名列清华各院系前列，每年录取的不到200名本科生中，近一半是各省前十名，20名左右是各省第一名；MBA项目始终保持全国领先；EMBA国际排名全球第一……
　　讲到清华经管学院的海内外影响力，就必须要提到学院的顾问委员会。2000年10月，时任院长朱镕基一手创办了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这个顾问委员会更加星光熠熠。在成立之初，中方与外方全部委员人数加起来是42人，而到2016年10月，这个数字变成了73人。不仅是人数的壮大，更重要的是委员们所处的行业跨度、企业体量、知名度，在全球范围看都是属于顶级，影响力非凡。
　　特别是近年来，钱颖一邀请了国内和国际上的一些标志性企业家，包括百度创始人李彦宏、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腾讯集团创始人马化腾、苹果公司CEO库克（Tim Cook）、特斯拉CEO马斯克（Elon Musk）、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马斯金和斯宾塞（Michael Spence）等加入到顾问委员会，邀请他们走进清华经管课堂，与学生近距离交流。
　　不少全球知名企业家愿意加入顾问委员会，不能不说他们看中的是中国经济和清华大学，但他们长期与清华经管学院保持密切合作，那肯定与钱颖一的努力密不可分。
　　著名企业家平时都日理万机工作繁忙，为了邀请这些人到学院来，钱颖一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比如，为了邀请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来学院作毕业典礼演讲，钱颖一提前一年就持续给她写信。没想到就在毕业典礼之前不到两个月，桑德伯格经历丧夫之痛。钱颖一原本以为她不会来了，但桑德伯格不仅来了，还带了自己的父母和孩子，为经管学院毕业生们做了感人肺腑的演讲。这也是桑德伯格在丈夫去世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
　　钱颖一成功邀请到扎克伯格加入顾问委员会后，希望他为清华经管学院的学生讲课。小扎曾经学过一年中文。在小扎同意来清华给学生讲课后，钱颖一突发奇想，如果小扎能够用中文授课，那该多么精彩。明知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但钱颖一还是硬着头皮，提出了这个请求，并成功说服了小扎：“我知道你是一个鼓励年轻人敢于冒风险，勇于接受挑战的人，就凭你敢于在中国北京、在中国学生面前用中文讲课的勇气，同学们就不会失望。”结果小扎这场“为什么要创业”的中文演讲获得巨大成功，其视频在国内外的网络上“病毒式”传播。
　　与这些商界领袖打交道，人脉、情商、真诚，缺一不可。谈到这里，钱颖一又苦口婆心地感叹：“我们为清华经管学院的学生带来了这么多资源，但是我感觉到学生们利用的还不够。”

全身心办学事必躬亲
　　早在2006年，在清华经管学院院长任命宣布大会上，钱颖一曾在致辞时做出一个承诺：“我个人将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清华经管学院的工作中。我会为清华经管学院的事业竭尽全力。”
　　中国的现实情况表明，不少大学和学院的领导平时兢兢业业，工作忙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相当多的人主要心思却很难集中在办学上。
　　但钱颖一没有食言，他拿出了写经济学论文般的严谨，几乎将全部时间投入办学。这十年来，钱颖一没有申请过一笔科研经费，没有带过一个博士生，也没有主持过一个研究中心，这些学院院长该有的“福利”，他一样也没有争取。
　　“这份工作即使全时也忙不过来。做一流的院长和做一流的学者一样，都需要全身心地投入，”他说。
　　有些事情，其实难的不是花时间，难的是十年如一日。就拿经管学院定期举办的院长下午茶活动来说，媒体下午茶活动从2009年发起，至今已经是第8年；与学生的下午茶活动，每个学期大约4、5场，至今累计已举办了90场。
　　除了坚韧的个性，钱颖一的严谨、严苛也是出了名的。清华经管学院的工作人员吴姝谈起钱颖一时，感慨道：“平时钱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工作上如果出错了，他会毫不留情地批评我们，”她笑道：“不过钱老师对自己更严格，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很想挑挑钱老师犯错的时候，但基本上一年也没有一次。”
　　对于钱颖一的严以律己、事必躬亲，我们也有所体会。就在采访钱院长的当天，他告诉我们凌晨不到五点就醒了，然后花3个小时修改一篇演讲稿。“讲稿必须有新意，必须得扣题，必须要准确，不能重复，要实事求是，不能夸大”。做事的认真态度让年轻人汗颜。
　　钱颖一坦言，严谨的作风是当年被博士论文导师马斯金瞪着眼睛“看”出来的。同时，他也深受朱镕基的影响，常把“我们不能让老院长失望“挂在嘴边。自从担任院长以来，钱颖一每年都要向朱镕基汇报工作数次。他回忆道：“我每次向他汇报工作时，他只听实话，要求言之有物，言之有据。他不听空话，如果工作汇报没有数据和事实，汇报就会被他打断。”“而且，他的要求标准很高。比如，当我汇报说我们学院在某些方面已经在国内处于领先，或根据某项排名为第一时，他总是不满足，屡次对我说，那个不算数，要做‘公认的第一’。”
　　工作上追求严谨，平时生活中，钱颖一则一向是风趣、亲和的。某网站的一位科技频道主编，曾参加过清华经管学院主办的“媒体下午茶”，感叹钱院长能放下身段，没有架子，跟媒体打成一片。
　　更为难得的一点是，作为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钱颖一一向淡泊名利，对物质并没有太多的追求，日子过得十分简单。清华大学的一位毕业生跟我说，有一次，他在校园中偶遇钱院长，看到他下班后只身一人，踩着一辆自行车匆匆而过，心里是很触动的。
　　在外人眼里，钱颖一投身教育的同时，其实付出了巨大的机会成本和代价。在他就任院长之前的20多年里，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国际国内的经济学专业学术期刊上。但上任院长后，他一心扑在学院工作上，只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上发表了若干篇有关大学教育的学术论文。平心而论，如果钱颖一继续投身经济学的学术研究，那么这十年来，他能够在经济学领域获得何等研究成果，未尝可知。
　　对此，吴敬琏教授也公开感叹过：“这些年来，颖一忙于清华经管学院的院务管理，无疑减少了他用在经济学上的精力，也减少了我们从他的经济学研究中得到的享受，但是我们收获了一位教育学家。”
　　说钱颖一心中不遗憾，那是假的。细数当年他交往的老师、身边的同事，哪一个不是经济学界如雷贯耳的人物。但是我问他，后悔吗？他几乎没有犹豫：从来没后悔过。
　　“如果我继续研究经济学，不好说取得多么大的成就，但肯定比现在多。”钱颖一说：“我跟国外的多位顶级经济学家聊过，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说我的选择不对，因为他们都知道，中国的教育改革特别重要。”
　　就在此次采访前，2016年12月4日，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刚刚将首次颁发的“2016年中国经济学奖”授予钱颖一（注：2016年中国经济学奖为首次颁发；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和长江商学院教授许成钢共同获奖），以表彰他“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消息传来，他意外之余深感欣喜。这个奖表彰的内容是他十几年前的学术研究工作，他拿到这个大奖，的确实至名归。
　　在颁奖仪式上，钱颖一仍不忘用自己的经验，告诫研究者在学术探寻的道路上应该有更高的境界：“我们中国人对解决问题非常热衷，也很急切。但是，在基本道理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忙于解决问题就往往会出错。急功近利会因小失大，取近失远。而科学殿堂的根基是由没有功利，只为探索世界奥秘，追求真理的人搭建的。”他在此引用了爱因斯坦的话。
　　到2016年底已是钱颖一担任院长的第四个任期的一半。在教育行业耕耘十余载，回顾钱颖一实践现代教育理念的过程中，有些改革成功了，有些改革搁浅了，还有不少事干不成。钱颖一抱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情结，但这方面他很看得开。他感到欣慰的是，经过这么多年，自己还仍然是一个“把一些事儿干成的理想主义者”。
　　尽管改革之路颇多艰辛，这么多年来，周旋于教学、行政工作、改革之中，钱颖一也修炼出了他的处世哲学：“做事要循序渐进，逐步推动，而且要始终如一地推动。目标是理性的、激进的，但是执行是要人性的、渐进的。方法是温和的，但是累计的结果是要显著的。”
　　让人敬佩的一点是，无论遭遇什么困难，钱颖一总是怀抱一腔热情。在采访中，他跟我们说，此前，经管学院领先推出的《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一课很快将在清华大学全校范围内开出，在全国也具有可复制性，这让他很兴奋。但是他并不满足，就在一个月之前，学院又召开了关于批判性思维教育的研讨会，“我们的这门课还要提升，要搞出更高水平来。”推动教育改革，钱颖一永远在路上。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十年前在2007年1月1日刊出的题为“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化的新舵手”的△财经栏目专访。钱颖一说：“这些年来，我们已经不提“国际化”了，因为我们早就实现了英文授课、率先获得了AACSB和EUQIS这两大国际顶尖的商学院认证，又在去年国际EMBA项目获得全球排名全球第一，等等。所以，我们已经超越“国际化”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学院的教育改革与学院的全球战略融为一体。”
　　的确，清华经管学院的这十年变化很大。不过，谈起经管学院的未来，钱颖一仍然同十年前一样，兴致勃勃，意气风发，充满希望。
　　（部分内容参考《大学的改革》，钱颖一著，中信出版社，2016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