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前三十年：1956～1966，两大讲话到四清运动

一：毛泽东两大讲话本来可以指向另外的历史方向
　　1956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发生学生和市民闹事，出现了风波。本来东欧国家共产党执政，是苏联红军战胜德国法西斯带来的结果，它的群众根基不如保持独立性的中国共产党强，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但是，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情绪和事件。
　　这是因为，在意识形态和冷战斗争思维控制下，政治对于社会经济的强力介入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十分紧张。特别是在重工业带动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过程中，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国家的比例失调、文化教育领域关系紧张都是普遍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1956年毛泽东在内部做了《论十大关系》讲话，以特有的东方思维方式，把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党内和党外关系，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等做了纲领性的探索。同时期，1957年，毛泽东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这两篇东西，都是对于当时重工业带来比例失调、社会关系紧张以后党内的相应思考。这实际上，是对于几十年后中国改革时代确立市场关系和法治方向的先声和潜台词。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对于这两篇东西十分关注，并在共产党员的特有创造性上认为大有可为，因此，在写作八大政治报告和一系列相关文件时，大家都有很深的时代紧迫性，认为即使在重工业带来了社会关系和经济比例关系的紧张以后，中国仍然可以靠党的集体创造性，取得类似于解放战争期间党内上下依靠集体智慧和集体创造，迅速战胜反动派的成绩。
　　可以说，毛泽东特有的哲学素养造就了以后中国共产党改正错误的方向，但是，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思考方向正在成为党的一个探索契机，而且轻易地错过了这个契机。
　　冷战局面和意识形态方面控制至上的高度敏感，使得在建国初期我们党还没有条件走上市场化和法制化为主导的改革之路。
　　冷战意味着非此即彼，在两大阵营之间形成了核恐怖下的平衡，在战争高度威胁的紧张政治内部似乎任何对于人权和历史的粗暴中断和为我所用，都不过分。在意识形态上也是如此。本来，在《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有着丰富的东方政治思维，那就是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的灵活性和人文性，但是，1957年以后的国内外形势在党的领导层判断和导向上，被不自觉地倒向了简单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截然对立的思维中。
　　这也就是，1957年以后，我国逐渐进入被意识形态控制的社会进程的背景和原因。

二：为什么说1957年发生了方向的改变
　　重工业主导的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其中就包括文化多样性继承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这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如此。
　　我们党在建立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体制当中，也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但是，经验表明，城市法治工作和知识分子群体问题是工业化时期解决文化多样性和继承性问题的关键。
　　在西方市场化国家，资本集团在保留民族文化问题上，会受到法律和本国知识分子的压力，从而把污染企业和压制民族特性的危机转向国外。
　　但是，新中国情况不同，在急迫的重工业化及其资源都靠国内积压各种关系短期实现的社会主义初期，城市的多样化和文化继承性，被压制了。这必将伴随着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强行划线站队。
　　1957年开始党中央实行开门整风，欢迎以民主的方式对党进行批评。再加上前一年毛泽东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使得知识分子群体非常活跃。在文化和民族性继承上，知识分子是有很多的话要说的。结果是，很多知识分子提的意见没有被善意地理解和接受，而是被后来的反右运动给概念化和政治化了，重工业和冷战思维，使得社会关系极为不正常。
　　1957年反右以后，重工业思维被带到了文化教育领域，人文科学和文艺政策逐渐变成了一花独放和简单的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
　　从1957年反右的文化底蕴破坏来讲，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以来的文人素质，比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革命特殊时期个人表现的义理来源，被阻断了。1957年对于文化界和教育界粗暴的批判，锻造了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建立新的乡村治理结构时，党内资源没有了文化继承性和乡村历史温情，而是只有简单粗暴的命令主义和科层结构，从而为1960年代初的四清运动埋下了伏笔。
　　1964年四清工作中，发现农村在公社化运动中，尽管中央发了工作方法六十条等等内容详尽的具体指导，但是在县以下历来由儒家乡村治理的微观政治被破坏后建立的村干部治理，暴露出人文性高度不足，基层干部作风粗暴，把农民视为工业化载体，被呼来喝去，家庭关系被压制，形成了新的差别。
　　这种差别是在破坏了几千年的中国微观政治基础上发生的，因此，在1958年大跃进失败以后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在历史上发生了族长治理、血缘关系维系乡村时期都不可能发生的饥荒时期人口非正常减少的局面。
　　比如，由于城乡流动被人民公社的社员人身控制所限制，过去千年中农村发生饥荒时期的人员流动和城市救济制度，已经失效。加上农民的个人生活乃至个体人命，在村干部治理的眼中，已经变成数字载体和物理概念。
　　因此，乡村治理的改变，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大量人口减少这样的历史悲剧。以致发展到刘少奇在进行调查时发生了“被写进历史”的恐慌。甚至到了庐山会议期间，发生了彭德怀上书抗争和被错误批判的结局。
　　以后刘少奇派出大批工作队，没有从中共干部的文化来源和民族继承性上去认识，而是从当时高调提出的阶级斗争理论，去发动新的斗争。
　　这一切，都不能不被归根于意识形态至上进行社会控制的方面。

三：党内斗争方式在社会上的运用代替了法治
　　在张春桥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总结性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中有这样一段话：
　　──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
　　1964年四清的时候，刘少奇紧跟毛泽东的阶级斗争部署，提出了领导权不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问题，提出对那些代表资产阶级掌权的人员，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需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无情打击。
　　但是，提出阶级斗争理论的时候，没有进一步对比一下，为什么解放战争期间我们接收那么多的国民党军的俘虏和投诚队伍，也是这样的一个政治转换，为什么没有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打击，那些一天前还是国民党兵的中国人，一下子就成为英勇的解放军战士呢？
　　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军队已经建立了工作队模式，军队中的工作队模式和基因造成了国民党兵在解放军中的转变。
　　工作队模式是战争时期中心工作军事工作在党的领导下的发展，党组织起到了教育和贯彻领导力的作用。只有革命军队有了可靠的根据地和与群众建立血肉联系，才能保证革命的成功和革命党的生存。
　　建国后，同样的建立工作队模式，在打破乡村的儒家治理微观政治结构以后，为什么在村干部治理中发生大批瞒报情况和浮夸虚假信息上报的情况，为什么在基层发生饥荒情况下粗暴限制人身流动，以致发生大批饿死人的事件。
　　这里面，不是一个意识形态控制和批判的问题，不是一个地主富农进入领导班子进行破坏那样简单的判断，而是有着制度方面的原因。张春桥的文章完全是错误的。本来，领导权问题，在新的乡村治理中在新的人民公社结构中，应当是一个引进法治和人权的新的政治理念的问题，而不是靠意识形态控制来解决。
　　可以说，在实现了公有制和集体化以后，由于重工业导向和人为设置城乡隔离制度，在人民公社基础上建立的乡村治理，由于天然垄断了生产过程和消费资源，党组织与群众的关系，并不是鱼水关系，而是党组织成了水，人民群众成了鱼。这一切都是重工业主导的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大跃进的虚报和瞒报就会导致出现村民饥荒而不能逃离的结果，因此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的不正常减少。
　　大跃进造成三年困难时期，在物质上造成了饥荒，在精神上造成了党组织与民众结合的历史传统的丧失。在这方面，党组织的适时退出、意识形态控制的适时退出，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在1962年以后安徽等地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农民自救措施，得到了中央一线领导的默许。这就是人权和法治原则在尊重人的生产权消费权基础上的表现。可是在宏观上，这一点一直得不到承认。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很多地县级干部都认为信息传递和政治能量传递方面出现了问题。针对这一点，毛泽东带头进行了自我批评，还一再提起要发扬历史上的党内民主。
　　七千人大会以后，刘少奇与邓子恢、陈云等一起把中央的工作集中在“经济调整”上，所谓调整，就是在地市级干部层面脱离意识形态，全面贯彻政府本来应有的法治信息工作方式，按照法治和信息正确传递程序工作。这就在客观上减少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
　　这一点表明，从大跃进到四清运动的开展，表明党内的政治能量传递和信息传递的基础──党内信任和共同创造性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一点也直接导致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组织被停止了作用，而代之以各种非正常的组织形式。
　　另外，三年困难以后的恢复时期，农民采取的“三自一包”就是在党组织之外进行的社会自我控制。
　　“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
　　“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三自”是刘少奇在大跃进失败后，主持经济调整工作，恢复了大跃进前的农村经济政策。
　　“一包”即“包产到户”，但不是调整工作的经济政策，是各地部分农村的自发行为，在1962年7月毛泽东明确反对”包产到户“前，各级党委没有多加干预。
　　无论是三自还是一包，这些都脱离了基层党组织的意识形态控制。

四：党的基层组织丧失，从四清运动始
　　四清运动是毛泽东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的产物。代表了意识形态控制的升级。
　　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使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调整”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党的注意力迅速向阶级斗争方面转移。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在国际上有着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背景，在国内则有着党内对“大跃进”严重后果认识的深刻分歧，是和批判党内所谓“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联系在一起的。
　　刘少奇与毛泽东严厉指责的这“三风”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与所谓“黑暗风”的关系更为直接些，与“包产到户”也有不少瓜葛。毛泽东直接指责的虽然是邓子恢、陈云等人，间接的也包括刘少奇。
　　在刘少奇承认错误以后，作为一线领导投入到现实社会主义教育然后是四清的运动中。刘少奇还对桃园大队的“四清”运动发表过一些意见，断言桃园大队党支部基本不是共产党，是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两面政权。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全面部署“反修防修”。会议接受了毛泽东作出的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判断，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为严重的估计。刘少奇完全赞同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并根据自己的新经验有所发挥。他认为，对于农村基层干部，开始不能依靠；在运动中要集中力量，经济、政治、思想、组织都要清，运动至少要搞5年。为了把运动搞深搞透，刘少奇根据他了解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信建议：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在省、地委领导下，集中几千上万工作队员搞一个县，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各地开始照此部署运动。
　　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的基层党组织传统，被中断了。依靠县以上的科层制度和信息传递，刘少奇等一线领导，在三年困难时期以后成功地进行了经济调整工作，而在随后进行的对于县以下干部的不信任、四清运动中，刘少奇通过创立桃园经验，把党组织放在一边，通过访贫问苦成立贫农协会这一些过时的斗争方式，重新把意识形态斗争挑动起来。
　　这表明，人民公社成立时建立的代替传统乡村治理的基层干部体制，完全失效。先是被创造了三自一包的农民抛弃，后是被刘少奇的四清运动所抛弃。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就是一个县以上的法治基础上的政治能量传递过程，和县以下的意识形态控制的实际过程。
　　刘少奇作为一线领导在四清中的方针，与毛泽东要通过运动整一批中央支持三自一包的领导的初衷，是不完全吻合的。因此，四清成为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发生，并导致最终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预演和铺垫。
　　从1956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启发了刘少奇的八大政治报告，到1966年，在四清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出现根本分歧，这之间经历了十年。
　　1956年到1966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是党中央领导集体脱离了正确探索中国国情，搞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的过程，也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内部逐渐出现分歧，最终导致全面内战的过程。
　　这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在国外共产运动的互动中、在国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中，出现了从自我探索经济建设变成了自我走向极端意识形态控制的结果，并导致中央领导高层出现分裂，社会出现全面内战和动乱，这是一个历史进程的真实情况，也是我们今天要重点总结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