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前三十年：“数字出干部”的前身──大跃进剖析

一：党领导的大跃进综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58年大跃进，是中国在一五计划以后有了一定工业底子以后，自己摸索工业化道路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1953──1957年，中国的一五时期，从苏联引进了156个工业项目。这在客观上使得新中国工业化规律本应按照从农轻重的次序逐渐发展，一下变成资金技术密集的重工业打头的挤占农业、轻工业空间的局面。
　　重工业项目带动的工业化，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一下子拥有了上百个现代化技术和资金配套的大型项目，按照重工业的本性，按照它与农业和轻工业的关系，在市场体制下本来是在国内资金积累和市场人才积累的基础上，在面向世界技术资源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应当与最先进的生产制度、金融制度等衔接才能符合它的规律。这里面，原先没有政党的因素在里面。在马克思主义的成熟社会主义理论中，市场的充分发展为计划经济提供了足够的大数据以后，才会有政党因素，即政党是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意义上参加到大工业的社会所有过程中。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因此可以说，在历史性的1958年，中国共产党从落后的中国面临的工业化任务和一下子刚刚建立的先进工业化现实来说，它所要发展的由既有重工业牵头建立国内工业──它所蕴含的辐射面之广、对于组织驾驭要求深度等等，都超出了当时党的原有运作能力之上。
　　党的原有运作能力是，在革命时期的主要工作──军事工作中，党通过基层的支部建在连上和工作队、战斗队、宣传队等群众工作模式早已成熟。
　　但是，在抗美援朝暴露出现代战争实际上比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和资源物质组织能力以后，中国共产党急切地要在新中国尽快实现工业化，甚至是打破惯例，按照先重工业后轻工业农业的次序进行发展，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政党，忽视了自己的历史经验，在政治上也是按照先重工业后轻工业农业的次序进行工作方式的转换，因此出现了大跃进这样的全面的错误，就是非常不应该的。
　　实际上，中国的明清两代在农业与轻工业的世界化方面是有着很看好的历史底蕴的，比如中国的出口丝绸带动的东部沿海地区的蚕业和缫丝业。就是到了民国时期，中国沿海的民族缫丝工业密集的出口基地建设，也预示着新中国一旦率先发展与农业商业化种植衔接的轻工业出口，就可以顺畅地为中国的重工业提供良好的农轻重发展基础。
　　1950年中国的抗美援朝打乱了中国历史继承的对外格局，使中国不得不对苏联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在引进156个工业项目以后，中国在工业管理中沿用了苏联一长制的工业管理方法，对于工业管理不实行党组织的支部建在基层那样的中国特色。
　　但是，在与重工业配套的轻工业现代农业的建设上，却在沿用土地改革经验动用社会与党组织结合的方式，在工商业改造和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后，实行了自上而下的命令工作方式，即在与社会结合紧密的轻工业消费领域和农业领域实行了重工业都没有实行的党组织命令式管理。
　　轻工业和农业本来是与社会联系紧密的领域，也是城乡结合和衔接的地带，但是为了配合对于农业化的强制命令和集中化管理，新中国在行政上实行城市户口粮油统一配给的隔离城乡政策。
　　在这种重工业带动的轻工业没有市场依托和农业没有与城市的正常价格关系的基础上，中国原有的党组织运作方式被极大地扭曲了。如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党组织运作方式比较，有几个方面扭曲了，第一，大跃进期间，核心组织从军队的基层工作示范作用，变成了重工业项目当中的一长制。众所周知，一长制是排斥党组织的基层作用的。因此，在大跃进期间，已有的引进苏联工业项目，并没有为作为外围的轻工业和农业领域的社会进程提供政治示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论是红军还是八路军解放军，都在作为战斗队同时，还是工作队，而同时军队民主在支部建在连上是有一定的示范作用的。第二，大跃进期间，在城乡结合领域进行运作的党的基层组织都把工业化简单地理解为数字和指标，把这些表面的东西作为高度社会化、高度市场化、高度概念化的东西进行追求。第三，党的政治局、书记处和各省党的一把手，都没有意识到在所有制转换当中的群众运动方式，并不适合搞现代农业和与城乡结合有关的轻工业。

二：大跃进之前，党内斗争围绕数字的发端
　　大跃进之前从经济领域发生过几次党内斗争，都是毛泽东从政治上看问题首先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发起的。例如解放初期统一税制问题和批周恩来反冒进问题上，都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薄一波在1952—1953年主持修订的新税制，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引发了一场新税制风波。那么，这次税制调整到底有什么问题，以至于在政治上造成一场轩然大波呢？
　　薄一波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协助中财委主任陈云主持工作。调整公私关系，即调整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是建国初期调整工商业的核心内容。1949年，全国私营工业有12.3万户，职工164万余人，占全国工业职工总数的54.6％，生产总值68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3.2％。私营工业在全国轻工业产品产量中，棉纱占46％，棉布占40％，面粉、卷烟、火柴均占80％。1950年，全国私营商业共有402万户，从业人员662万人。就私营商品销售额而言，批发占全国76％，零售占83.5％。私营工商业，已成为新中国经济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按照工业化的农轻重次序发展的惯例，轻工业中的私营企业应当能够提供重工业成长所依托的快速运转资金提供税收支持的基础作用，特别是，一旦轻工业和农业在与重工业的关系上有一个市场方面制约，就会自动导致按照比例发展重工业的经济不冒进不失控的良好结果，这正是后来国务院苦苦追求的目标。可以说薄一波在统一税制问题上，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的能够达到的效果后来终止了，也被政治化了。
　　几年后，在消灭了全国私营工业和私营商业以后，在周恩来领导国务院制定二五计划和反冒进工作中，充分表明，一旦没有了多种所有制下的轻工业和农业的制约，重工业思维就会导致数字出干部、数字出政绩的党内现象。
　　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他在有关钢产量等一系列指标上都留有余地。并且在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表明了这方面的精神。周恩来还于1956年11月10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做了《关于1957年度计划的报告》，这份报告主张：“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一下的，不然站不稳”，发展速度“可以放慢一点”，“数量上的增长稍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
　　薄一波的新税制和周恩来的反冒进，被党内高层无情批判，后来都被政治化，这成为新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于干部考察中数字出政治、数字倒干部的先例。
　　其实，按照工业化规律办事，对于重工业带动的工业化进程本能地加以多种所有化和按比例发展方面的限制，是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党的领导人本应当坚持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但是，1956年的反冒进和八大会议上周恩来的正确主张，却没有坚持下来，没有成为党内的主流。这都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工业化问题上，犯了当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王明左倾主义同样的错误，即用正规战、用大城市暴动来进行中国的革命，今天，毛泽东不自觉地采取压国务院、压周恩来的大跃进工作方法和方式。用什么来压，就是用数字政治化的手段。
　　周恩来分别在1956年1月20日知识分子会议上以及30日政协二届二次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就已经告诫避免超越现实条件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接着1月下旬国务院召集计划和财经会议主要解决冒进计划的问题。2月6日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等开会对他们说:各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要压一压。2月8日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他郑重地叮嘱大家: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特别是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什么不好。
　　反冒进必须抓住的要害关键，是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这一点周恩来等人有清醒的认识。1956年2月10日周恩来果断压缩基本建设投资，但是到4月中旬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齐头并进还是造成了钢材、水泥、木材等物资供应严重不足。4月10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当机立断压缩基建规模并强调，即使是重点项目也要实事求是，有的没有材料只好不建。
　　在周恩来的一生中他与毛泽东意见相左、发生正面冲突是很少见的。但在压缩基建规模这一要害问题上我们见到了这一罕见现象:1956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20亿基本建设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又亲自去找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件事标志着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与冒进情绪的主要支持者毛泽东面对面地进行思想交锋:不仅有当面的争论发表不同意见而且还有会后的抗诉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而且还将抗诉提升到伦理道德的高度──从良心上不能同意。可见其当仁不让坚持与抗争的不肯妥协的坚定态度。

三：搞工业与搞革命，党的运作方式鉴别
　　前面说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是先从正规的城市工人运动起家的，面对国民党的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又首先提出大城市暴动的军事路线等等，这些都被证明其中有违反中国国情的成分，是照抄照搬了苏联的经验。
　　正是因为有了血的教训以后，以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代表，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在建立根据地当中，军队不但是战斗队而且是做群众工作的工作队并以此建立基层党组织运作方式的一整套运作方式。
　　抛开抗日战争面对的敌人是国际背景的日本帝国主义，需要依靠国际大背景最终与民族一起取得胜利之外。在与国民党政权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在正确了的路线确立以后充分得以发挥。比如，在动态的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中，无论是军队工作还是地下工作，无论是与根据地士绅和民主党各派进行的统战工作，还是在农村访贫问苦进行土改工作等等，中国共产党的基层支部工作是最优秀的。这一点连蒋介石都十分佩服。同样是受到苏联建党的影响，国民党的组织最多到了县一级，就无法将组织力量贯彻下去。而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不但可以渗透到农民和工人当中，而且可以在大学生、知识界当中进行自组织、自批评、自纯洁。
　　从某种意义上，国民党的党内腐败和与政权结合以后的派系纷争，反衬出中国共产党在结合中国农民的底层民主和经济平等方面的追求建立的工作方式，是一种扁平式的与中心军事工作结合的有效性和创造性。解放战争时期，各个野战军和新建立的后勤、中小城市和农村工作中，大量的干部都对中心工作进行了创新。本来，中央计划五年时间完成的歼灭蒋介石军队的任务，在三年时间中就完成了。
　　相反，在解放后的工业化建设时期，首先，中央对于各大区联合起来的财经工作中，原有的干部临机处置和所谓分散主义进行了整治。在1953年的新税制风波中，毛泽东运用中工业化中的重工业思维，提出要批评分散主义，进而把各个部门因为与私营经济的互动而采取的民主措施，上升到政治和阶级对立的高度进行上纲上线。以后又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本建立以后，在工业化速度和指标上一再进行政治化和概念化操作，把国务院的独立经济工作进行路线化和情绪化。把本来应当由人大会议和宪法程序批准的预算和投资等严肃的法律程序变成了党内政治斗争的载体。
　　这些斗争，提前为大跃进期间中国大批党的干部成为浮夸、虚报、和隐瞒实情的政治怪人。大跃进是党的干部、党的运作方式出现极大错误，是类似于当年左倾机会主义牺牲和丧失江西根据地一样的大错误大倒退。
　　当年，江西根据地丧失，红军指战员都对没有坚持三湾改编以后红军在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下，有效发挥军事民主和政治民主的传统，感到痛心。这才有了遵义会议。
　　而大跃进期间的大批干部不唯实不唯民，而只是唯上只是唯数字，造成中国的工业化运动变成了一场左倾概念和唯心主义大表现，造成以后党内分裂和上层出现分歧的根源，实在是值得认真总结。

四：“数字出干部”的前身──大跃进剖析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提到加强党内民主的精神。这是因为大跃进期间，上级领导压制下层干部的反应真实情况的声音，已经造成七千人大会上中层干部群体的普遍呼声。
　　但是，问题的根源在于数字出干部数字出政绩的党内体制上，此时重新提党内民主已经无法起到解决问题的根本作用了。
　　在1958年初毛泽东把周恩来的反冒进问题政治化，甚至提到与右派只差五十米的高度，逼迫周恩来做检查。以后又通过种种党内运动和高压批判运动，使得国务院在经济工作中被架空，为了做到堵住1957年给党提意见时关于“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言论之口，让各省书记挂帅，实行党管经济，在各个系统各个省甚至公社都设工业、商业、农业领导。
　　1958年1月，毛泽东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里，毛要求各级领导对经济指标采取“两本帐”的做法：“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必须完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望完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基础。”按照“两本帐”制度，上一级的“期望完成帐”是下一级的“必须完成帐”，这样一级一级下来，层层加码，等到了基层，基层的计划指标势必大大高于中央的第一本帐即中央的实际要求。这等于是鼓励、乃至规定下面的人制造高指标，而这种高指标可以是虚的，完不成也不要紧。
　　“大跃进”中的吹牛浮夸有当年的《人民日报》报道为证：土高炉日产千吨钢铁，一亩地打出万斤粮食，……牛皮一个比一个吹得大。其实，当时连很多小孩子也知道有些“卫星”是假的；奇怪的是，多数成年人并不认为那是错的。“文化大革命”中揭发出的“三反言论”中，有不少是对“三面红旗”、“三年困难时期”（官方对大饥荒的称呼）的批评，有人讲“困难时期”他见到过饿死人。许多过来人都知道这些是真话，但仍然把这些话视为“三反言论”，认为说话的人“思想反动”，“思想落后”。那个时代让人回想起来就是如此不可思议：明知某句话是谎言，但不认为它错；明知某句话说的是事实，但却不认为它对。“下面”对“上面”说假话，“上面”也对“下面”说假话，但上下两方都不觉得自己被欺骗，彼此都明白对方在说假话，但都没有负罪感，而是心安理得，甚至理直气壮。要是有人说了真话，也明知人家说的是真话，说假话的人不但不惭愧，反而去责怪说真话的人，似乎说真话是错的，而讲假话反倒是对的。
　　所以问题的根源还得在工业社会党的领导体制中去找。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党对于在中国搞工业化的道路，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那就是面向世界搞开放，面向体制搞改革。用多种体制和市场的力量控制经济比例和人民生活消费与经济的关系，用宪法和预算管理的方法，把党的领导限制在大政方针和干部管理上。
　　因此，市场的力量和法治的力量是保证工业社会不出现偏差的基本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党怎样在大工业的从上至下的信息传递和领导力执行方式当中建立微观政治机制，从而保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机制在社会中建立。
　　2014年，在进入十二五计划第四年执行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从重数字重数据，发展到要求重质量、重效益、重长远。这一方面有赖于干部队伍思想转变和指导经济的方式转化，另一方面如何在社会主义价值基础上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各种市场主体，就成为今天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各级组织自主创新工作方式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这方面，历史经验永远值得汲取和研究。

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