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我的母亲：风云日月八千里

──为纪念9.18事变84周年及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闯关东后人家族的真实故事
前言
　　一位母亲的故事，一个闯关东家族的故事，一个与中华民族和祖国血乳相融生死与共的故事，一个在这片多灾多难土地上，万千个家庭都或多或少发生过、存在过经历过的共同的故事。
　　它由我的叙事将那段不能遗忘的历史展开，呈现于读者面前。
　　让人们了解我们的前辈和我们这一代人，跋涉过的荆棘丛生艰难险阻的道路，欢笑伴着泪水，荣誉与屈辱转换，甜蜜交织苦涩，人性与兽性并存，文明与野蛮共生的特殊年代。
　　那多被有意无意淡忘了的朴实苦涩惊心动魄丰富多彩的人生。一个不堪回首却很值得回味，不愿它再现却又绝不能遗忘的历史。
　　祝愿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在走过深重的苦难与屈辱之后，从此走向康庄与光明。祝福中华民族的每个家庭和全体人民，都能够世世平安代代幸福。
　　一位生育了六个孩子的母亲，一位朴实平凡的女性。她热爱饱经创伤的祖国，他热爱受尽磨难的中国人民。她一生只替别人着想，从不追求个人享受，她所要求的仅仅是人生存的最低需求。她以高尚真挚的情怀，把一生默默地奉献给祖国、人民和亲人。纵把中华大辞典中，全部颂扬女性和母亲的词汇，用来赞美这位母亲，也绝不会为过。
　　她就是和于浣非共同养育了六个孩子的，同风雨共患难二十年整的善良的妻子李相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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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作之合
　　于浣非（原名于濯清、亦名于宇飞。笔名甚多）出生在一个没有文化的贫苦劳动人民家庭。他父亲十二岁那年，随同他的爷爷，从河北顺天府农村出去闯关东，历尽无数生死关口，饱尝流落饥寒之苦，最终在松花江边安顿下了一无所有的家。
　　他父亲（于学庆）12岁拜师学艺，一生以编柳条包为业。于浣非的母亲随祖辈从山东闯关东到松花江边，她没有自已的名字。于浣非的母亲与他父亲结婚时只有十七岁，十八岁那年就生了长子于浣非，下面还有两男五女。
　　于学庆人穷志不穷，为改变贫穷，他决心要让儿女读上书，成为有文化知识，对国家有用的人。他靠借债供于浣非读完小学。小学毕业，于浣非便开始了他勤工俭学之路，成为小学教师。半工半读完成了初高中学业。
　　就在他读中学时，父母为他包办了一门童子亲，女人年龄比他大几岁。妻子没文化脾气坏不孝敬父母，不久就离婚。
　　之后于浣非考入哈尔滨医专。在读书期间，他开始文学创作并学习绘画。毕业后回滨县开了一家医院开始行医，同时进入文学创作的活跃期。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吸引于浣非成为先生的信徒，而加入了国民党。孙中山去世他公开发出继承孙中山先生意志的誓言。他此后一生履行着这一誓言。
　　于浣非自幼勤奋好学，在行医的同时，也爱好文学艺术。诗文、绘画、小说、剧本都广泛涉猎。他与友人创办文学刊物，组织文艺社团，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在与李相云认识之前，在滨县己成为有影响的新潮人物。
　　李相云的祖辈也是从山东闯关东到松花江边定居的。她家比于浣非的家富裕一些，但是她的父母也吃尽没有文化的苦头。所以希望让女儿学点文化，送她读了两年私塾，又送她去官学读完初小。李相云能颂读不少唐诗宋词，且相貌漂亮勤劳善良很会操持家务。
　　于浣非和李相云相识后彼此情投意和，二十三岁的李相云就嫁给比她年长八岁的于浣非。郎才女貌，一对新婚夫妇堪称天作之合。
　　婚后他们前往哈尔滨寻求发展。于浣非在哈尔滨与友人创建文学团体，发行文学刊物，成为《哈尔滨晨光报》的主要策划者与撰稿人。发表了大量唤醒民众，开通民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学作品，旗帜鲜明反对军阀卖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
　　他与赵惜梦、陈凝秋、张末元等组建了黑龙江省文坛上的第一个新文学团体“春潮社”，在《哈尔滨晨光》报上出刊《文学》、《文艺》两个周刊。与孔罗荪、陈纪滢等创办文学社团“蓓蕾社”。在《国际协报》出版《蓓蕾》周刊。发表了许多文学作品，为黑龙江新文学兴起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后来他被伍百祥聘为同记商场、同记工场和大罗新百货商场的医药部主任兼广告部主任，成为伍百祥的助手和朋友。他的家就安在同记工场后面的一个院子里。
　　到哈尔滨后，李相云也着手创业，自产自营雪花膏一类的化妆品和卫生用品，以后又主持经营白宫饭店。
　　婚后几年间，他们夫妻恩爱家庭和谐，连续生育了三男一女。
　　从此，李相云把全部心血和情感倾注在丈夫和儿女身上，做好妻子好母亲，直到耗尽一生。

二：铁蹄之下，不甘沦亡，投入反满抗日运动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和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激起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抗日组织、抗日军队风起云涌。当时风华正茂，满腔热血的于浣非，全身心地投入到反满抗日运动中。用他那一支笔，写了许多鼓动中国军民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文章、诗歌、剧本。又联络爱国友人志士，发起哈尔滨商界罢市抵制日货，募捐筹款，用以购买医药和军用品支援马占山江桥抗战和李杜等哈尔滨保卫战。在哈尔滨产生了较强烈地影响。
　　李相云默默地支持丈夫的爱国活动，毫无怨言地承担起养儿育女的责任。她主持经营的白宫饭店成为哈尔滨抗日组织的联络站，也成为掩护地下共产党人的居所。

三：遭日本鬼子抓捕，被抗日组织救出安排入关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4年6月之前，于浣非在哈尔滨与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通力合作坚持救亡反满抗日。
　　为此，1934年6月某一天，遭到日本宪兵队的拘捕，家里也遭受了鬼子兵的搜查。于浣非被捕后，中共地下党和抗日组织立即组织营救，通过内线（打入日本宪兵队的翻译）次日就将于浣非保释出来。当天晚上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抗日爱国人士安排下，带着三个儿子和他的母亲匆忙乘火车离开哈尔滨。途中在时任教员的张末元夫妇家住了几日，然后再换乘火车去北平。到北平是赵惜梦找了两辆汽车去前门火车站接的他们。
　　为躲避日本宪兵的追查，李相云带着只有几个月大的女儿躲到亲戚家。几天后，于浣非的二弟三弟把李相云和女儿并于浣非的小妹，紧急送上去北平的火车。
　　到北平后，她们却不知于浣非的地址，于是去报社登报，刚巧报馆工作人员认识于浣非和赵惜梦，于是写下赵惜梦家地址，一家人终于在北平又团聚了。
　　刚把家人安顿下来，于浣非和赵惜梦就匆匆离开北平去武汉开展新的工作（筹办《大光报》）。
　　此后，以“于宇飞”笔名发表了著名剧本《土龙山》。

四：于浣非的弟妹及其家族
　　于浣非的三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时，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后来又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在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血战之后，被逼退到苏联的西伯利亚。以后被派往莫斯科学习。于浣非的小妹到武汉后，中学还没毕业，也加入共产党随同李贞奔赴延安。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都成为新中国的高级干部。
　　于浣非的大妹夫车献之、四妹夫孙中元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老妹夫段德彰是从江西长征到陕北的红军，一九五五年第一批授衔的将军。二妹夫王寒生在二十年代与赵尚志一起受命帮助国民党建立吉林省党部，后为国民政府的参政员，去台后脱离政界，创立轩辕教。

五：一家老少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前，于毅夫等人发起成立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于浣非积极响应并成为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骨干。他的家人和他妹妹及家人，都加入东北救亡总会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在东北救亡总会成立大会会旗上签名的二百多位抗日志士中，有七位是于浣非的亲人。他们是于浣非及长子于大明，大妹于汝州和丈夫车献之及其长子车世光，二妹于淖汶及其女儿毛毛。
　　东北沦陷后，日寇虎视华北，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让全国人民大失所望，要求政府抗击日寇，收复失地，光复东北的呼声传遍全国。为了宣传抗日唤起民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于浣非和赵惜梦在武汉办了《大光报》。办报经费主要由张学良提供。赵惜梦任报社社长，于浣非担任经理兼广告编辑和撰稿人。
　　刘利锋（音）是二十年代于浣非在哈尔滨支助的孤儿，后来成为朋友。1935年于浣非从北平南下武汉，而刘利锋西行去了延安。1937年《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从北平去延安的刘利锋被派到武汉担任《新华日报》的党代表。《新华日报》印刷厂离于浣非的家仅几十步之遥。刘利锋就暂住在于浣非的家。稍后，刘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来到汉口，仍住在于浣非家里，她与李相云成为好朋友。
　　于浣非把主要精力都投到《大光报》，采编写作还得拉广告，他常到上海、山东、西安等地公务，留家时间很少。西安事变前，为筹集经费，他还专程去西安，在返回武汉的两三天后，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无经费来源《大光报》被迫停刊。
　　为了生计，于浣非到武汉海关搞检役工作。在哈尔滨时肖军肖红己与于浣非及家人熟识。此时肖军和肖红从上海乘船来到武汉，在船上巧遇任检役官的于浣非，经于浣非介绍认识了文学界的友人蒋锡周，才得以让二肖在武汉有了居所。
　　于浣非常年在外面干什么，用什么笔名，发表了哪些作品，很少告诉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儿子对他的了解，许多情况都是亲朋好友转告才知道的。这段时期为了自身的安全，他开始以佚名发表诗歌，散文和抗日剧作。他的诗《我在中国生，我在中国长》被谱曲传唱，收入《爱国诗集》。有的被书局收编进《东北作家文集》。
　　当时由中共党人发起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浣非也以东北作家身份列入发起人名单之中。
　　于浣非在北平到汉口的初期那段时期，以亲历见闻，用他一贯朴实的东北语言，写出了抗日街头剧《鞭子》。为了推出这个活报剧，他邀约一批东北流亡爱国青年排演这出小剧，还亲自扮演那个用鞭子逼女儿卖唱的老头。
　　该剧试演后不久，有几位热心戏剧文化的抗日人士（都远比于浣非年轻），去到汉口于浣非的家，要求读读剧本，于浣非将手稿交与来人，他们读后即表示索要，经同意将手稿带走。此剧一经推出，在全国引起轰动。成为广为流传的抗日街头剧。
　　于浣非历来低调，不计较个人名利，从此不再提及此事。几十年后，被于浣非遗弃的妻子李相云，谈及当年丈夫上街演出《鞭子》剧的情景时，仍抑制不住满怀的激情和自豪。
　　在武汉期间，于浣非的儿子及外甥参加了抗日儿童演出队，读小学的大儿子还自编自演节目，去医院慰问抗日受伤的将士。于浣非的多才多艺的基因遗传给了他的几个子女，在以后的岁月里，都显现出特定的才华。
　　李相云晚年常常念叨那些，在抗战时期交往频繁的，或早已失踪或早已成名的，党内党外的抗日爱国志士的名字。把与他们交往和发生的一些轶闻趣事讲给我听，让我对家史有了一个较真切的认知。

六：不畏艰险不辞辛劳救助难童
　　救助和疏散沦陷区难童的工作十分重要。当时这项工作是国共两党共同关注的，宋美龄、李德全、邓颖超是这项工作的主要组织者。于浣非的大妹于汝洲，从开始就参与了这项艰巨而崇高的工作，并成为重要骨干。她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发起人之一、筹委会成员、理事会理事、宜昌战时接运站接战主任。
　　二妹（于淖汶）也是医生，也参加了救助疏散难童的工作。她们到战区去救助难童并护送到武汉。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前，大批难童急需往大后方撤退。由于日寇逼近，武汉大撤退迫在眼前，水路陆路运力严重不足，交通运输拥挤不堪，数千难童，需要分散成多批护送。每批几十人不等，配有带队的教员和医生，以便照料这些可爱又可怜的孩子们。
　　于浣非担当了第十三批难童的医生兼教员，（另外还有两位女教员）组织率领四、五十名年龄从五岁到十五岁不等的男女孩子，登上撤退工厂设备的轮船。于浣非的家人也成为工作人员随队而行，李相云把自己的孩子和难童们聚在一起同等对待。孩子们的衣食住行、饥饱冷暖、拉屎拉尿都得管到。从汉口逆水航行五天才到达宜昌，在宜昌换小船才能继续西行。到达宜昌后，另两女教师因怀孕数月，工作已难胜任。候船期间，于浣非将几个儿子和难童组成歌咏队，上街演出并到医院慰问受伤抗日将士。他二妹率领的另一批难童也到达宜昌。在宜昌侯船两个多月，直到一九三八年九月才抵达四川重庆。
　　几年来一直和于浣非一家相邻而居的好朋友赵惜梦一家人告别去了昆明。临产的那两位女教员也辞职而去。
　　于浣非一行又换乘两辆军用卡车，饱受颠簸呕吐之苦后，到达四川省会成都，把这些儿童移交给设在成都皇城内的保育院。
　　几年后，读中学的于浣非的二儿子，在学校与几位己是中学生的难童不期而遇，惊喜不已。
　　成都最终成为于浣非一家五年多流亡生涯的终点站。
　　在祖国的大后方，有了一个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相对安定的栖身之地。但是，国难不了，家难怎消？此后许多年，新的一轮又一轮的打击和磨难接踵而至。
　　国难造就了中华民族又一位崇高女性；家难锤炼出人世间再一位伟大母亲。

七：定居成都，为活下去重新创业
　　到成都后只能暂栖旅店安身。在武汉出生的老五，由于流亡途中李相云的劳累和缺乏营养，儿子先天发育不良，一直生病，得不到有效治疗和营养补充，再加上流亡途中的颠沛折磨，到成都后不久，就在祠堂街的旅馆里夭折了。
　　但这并不影响于浣非的爱国热情，一九三九年，他联络在成都的东北藉的文化艺术界的同仁们，在祠堂街的新又新电影院，举办了纪念著名苏俄作家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的活动。以示对红色苏联的敬意，和对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拥护。这也是孙中山先生去世时，他誓言要继承孙中山先生意志的的又一体现。会场中悬挂的高尔基像，就出自于浣非的手笔。他的大儿子是参加纪念活动人中唯一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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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几次变换暂住地，终于在市内青龙街口的广益小学空置的校舍内安居下来。这是因为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小学疏散到西城外去了。于浣非的家就在小学内最后面靠左角的一间教室。安顿下来以后，性刚嫉俗的他，整日在外忙他的救亡事业，一心为国事奔波，却不知生财养家。
　　为了养家糊口，李相云决定重操旧业，租了一间店铺舖，自产自销化妆品和卫生用品，担负起理家创业，哺儿育女的重任，日子过得颇为劳累而拮据。

八：家庭会议，决定即将出世的孩子的命运
　　到成都安定下来之后，李相云又怀上了第六个孩子。这第六个孩子的降生，却成了一家人面临的大问题。为此一家人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议题是：一、是否要这个孩子；二、给这个孩子安排出路。决议是：生下来，送人。
　　于是通过基督教会，（于浣非夫妇早在哈尔滨时，就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找到一户有文化教养的人家，先生当时在成都的一所著名大学任校长，夫妇婚后多年没有生育。他们互相了解后，彼此景仰，成为了朋友。
　　在成都几经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之后的某一天上午，一个男孩从母亲的腹中，挣扎着来到这充满战火硝烟、罪恶累累的人世间。就在他对这陌生世界充满惊恐，发出愤怒哭喊的一瞬间，作为母亲的李相云就再也舍不得将孩子送给别人。
　　从此，这孩子成了这位母亲的最爱，成了她一生最重的负荷，成了她甘愿受尽人间苦难的原动力，成了她期盼美好未来的寄托，成了她在黑夜中倾诉悲痛的最佳对象，成了她在绝望时，能够刚强活下来的重要理由。
　　二十几年以后，这孩子己长大成人，参加了工作，从外地回成都探望母亲。他随同母亲走在街头，迎面过来一对老夫妇，他们热情地和李相云打招呼，并在街边交谈起来。这孩子主动离开远一些，以免影响他们谈话。李相云与二位老夫妇告别后，她告诉小儿子：他们就是当年准备抱养你的校长夫妇，他们刚才还向我询问你的情况。多么可亲可敬的老人呵。要是二十二年前这孩子成为他们的养子，那么这孩子今生将又会是另一番情景了。

九：更新名字，义重于天
　　为人平易慈祥的李相云，文化程度不高却深明大义， 在第六个孩子出生之后，她为自己的五个子女重新起了名字。过去他们叫大明、明明、世明、元龄，是做母亲盼望人世间的光明，国家的清明，而取明字为名。
　　在经历九一八事变，五年多背井离乡的流亡生涯，目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给东北同胞和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的现状，李相云希望把这极不正常的世道纠正过来，她把振兴中华的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所以为自己的孩子重新更名为：正中、正华、正民、正之、正国。联起来就是正中华民之国。之前加个正字，其含意就是，把腐败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名不符实中华民国，纠正为名符其实的、真正的中华人民当家作主之国家。
　　李相云为五个子女取名的爱国之心，义重冲霄，天地可鉴。表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和胆识，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其伟大感人之处，堪比岳母刺字。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统治中国的国民政府的鹰犬嗅觉不灵，户口制度也不严密，否则一旦被追究，灭门之灾难免。
　　几十年来，李相云在遭受苦难，感到压抑悲愤时，就哼唱<松花江上>和<苏武牧羊>这两首悲壮的歌曲，以激励自己，获取生活的力量。

十：抗日救国，再担重任
　　于浣非与在成都的东北藉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总部设在当时的抗战陪都重庆）。于浣非担任东总成都分会的宣传部主任，他还专为东总成都分会设计了一枚会徽。
　　东总成都分会从成立之日就设在于浣非的家中（青龙街119号）。许多爱国抗日人士常在于家进出，偶尔在于家短住几日的也有。李相云在生产经营店铺，挣钱养育五个子女的同时，还常要热情地接待这些来往的客人。他们多为爱国热血青年和中年人，比于浣非夫妇年龄小，所以，来客均尊称于浣非为大哥，尊称李相云为大嫂。他们中有作家、诗人、画家、演员、职员、医生、流亡学生、国民党军人和政府公务员。有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党地下党员。
　　多年来在李相云家的相册中，一直珍藏着他（她）们中一些人的相片，以及一些重大活动的纪念合影照。李相云常常翻开相册对他的老儿子讲述这些人的情况，一一道出他（她）们的姓名，回忆与他们相处的轶闻趣事。这也是她在困苦寂寞之时，与小儿子寻求慰籍的习惯。
　　可惜的是，这许多在白色恐怖中，都敢于保存下来的珍贵历史老照片，却在文化大革命的赤色恐怖中，被付之一炬了。最终只有：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六月，由新华日报馆印行的、封面有毛泽东头像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及中苏文化杂诗社出版的<苏联革命时代的游击战>丛书、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的<日寇暴行实録>等，被珍藏下来。
　　最初，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的会议和联络地点，设在成都东胜街的沙丽文舞厅，舞厅出入的人多，社会各界的人都有，对抗日组织活动有很好的掩护作用。因而一段时间并未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几个月后，发觉有陌生人盯梢，疑是特务，为安全起见，迅速将联络站也转移到于浣非的家中。于家就成了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的一个秘密联络地点。当时东北救亡总会总部的于炳然从重庆来成都指导工作，也在于浣非的家中住过几日。
　　日寇飞机轰炸成都后，于浣非参与四川成都的文化艺术界爱国人士，发起在少城公园举办了一次揭露日寇暴行，唤起民众的大型画展。就连当时只有十岁的三儿子，也到被轰炸现场，用画笔记录下日寇的无耻暴行。于浣非将幼子的作品送去参展，反响很好。
　　在汉口与于浣非家同住在一幢楼的赵惜梦的一家人，一九三八年八月从宜昌同船到重庆后，与于浣非家道别去了昆明，以后又去兰州。赵惜梦先后在两地创办报刊，并邀请于浣非作为报刊在四川的特派记者。于浣非不仅为他撰稿，还到兰州与赵惜梦共谋策划宣传救亡抗日之事。

十一，对肖军的特殊情结
　　肖军到成都后，将鲁迅先生亲笔为他题写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条幅赠予于浣非家。肖军在成都期间，与于家交往频繁，他还常和他的新婚妻子王德芬女士来到于家。他尊称于浣非为大哥，李相云为大嫂。因为肖军皮肤较黑，李相云则昵称他为“黑小伙”。王德芬女士年轻漂亮，李相云曾误以为她是四川大学的女学生。一九四零年，在肖军夫妇决定去延安前，将他们无法携带的物品，一张方桌（桌子底面有墨笔写的肖、王二字），还有一本肖红的日记及杂物等，用木箱和大网篮装着，送到于浣非家存放。
　　原以为肖军夫妇去延安后，会回来取这些东西的，未曾料到，此去竟是他们一生的永别。
　　在抗战胜利于浣非抛妻弃子走了以后的岁月里，李相云的家搬迁了几次，宁可丢掉自家的东西，也要将肖军的东西一件不少地带走。新中国成立后，她一直等待他们的消息。当从报刊得知肖军和几位熟人受批判，她对肖军等人的命运感到担心。但不管怎样，总算又知道了肖军的消息。
　　李相云带着她的老儿子又一次清理了肖军夫妇存放的物品，将因屋子漏雨浸湿而发霉的印刷纸版，搬到院子里曝晒，然后再装入网篮，仍然妥为保存。极希望有一天肖军夫妇能来取走他们的物品。
　　直到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搬离原来较宽的住所，迁往只有一间屋子的住所，窄小的居所己无法存放这些东西，迫不得已，才将已经发霉的纸版，在炉灶中烧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旧家具都淘汰了，唯独将这张底面写有肖王二字的破损的桌子保留下来。
　　一九八零年，报纸上登出一篇写抗日时期肖军在成都的文章，李相云读报后，将肖军在成都时期的一些情况告诉她身边的老儿子，要他写一份补充寄去报社，该报转而将它交给了写那篇文章的作者──车辐。车辐曾热情去信邀约李相云的小儿子一见，因为其它原故，他没能前往见面，从而失去了与肖军取得联系的机会。
　　一九八八年，成都一家报纸上又登了一则消息，八十岁的肖军来成都，与老朋友作家车辐会面后，己经离去的消息。时年已是八十七岁的李相云得知此消息后，微微地笑了一下，她感慨地说：肖军也许以为我们不在成都了。次年李相云就去世了。
　　其实，肖军复出后，曾去过乌鲁木齐，见到于浣非的三儿子（从小就显露美术才华的他，己是新疆师大的美术系教授），并对他说：已搜集整理了抗日战争时期东北作家的资料，准备出一本有关的书，就缺你父亲的资料了。近二十年又过去了，肖军已去世十几年，不知他的遗作是否出版？
　　肖军留下的那张方桌仍被保留下来，虽然它已破烂散架，有些影响观瞻，但见此物，能让人想起父母那段流亡动荡、艰辛苦难又令人荡气回肠，终生难忘的历史。（2011年才将破损不堪的方桌丢弃）
　　肖军此生，常被置于人生长河的波峪浪尖，堪坷一世，褒贬不一。了解历史的人民自有公论。肖军是鲁迅先生的好学生。尽管他也难免有一些人性的弱点，但是，他与鲁迅一样，是中国人之中的硬骨头，不屈从权势，不奴颜媚骨，是具有中华民族最可贵品格的人。

十二，深入民间，救死扶伤
　　抗日战争胜利前的那几年，于浣非在四川省教育厅找了一份差事，名曰：“卫生视察员”，常常到四川各地州县的学校巡视，为学生体检，掌握学生的健康状况，为学生治病也为当地的穷苦百姓看病。他也去藏族、彝族地区为少数民族人民治病，不嫌脏，不怕累，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还随马帮一道徒步翻越鹧鸪山（夹金山）。他那些在艰苦岁月里，为彝、藏百姓治病，与穷苦老百姓打成一片的照片，头扎布巾，脚捆绑带，在野地大口进餐的镜头，就是真实历史的见证。

十三，与车耀先的交往
　　到成都后，于浣非为了继续从事唤起民众的抗日宣传工作，需要有一间安静的写作室。家里太吵，不能写作，他在外租了一间屋子搞创作。后来他的四妹妹来到成都，在祠堂街租下铺面，开了一家书店，楼上就成了于浣非的写作室。
　　他在成都又创作了一个展现沦陷区女性抗日杀敌爱国事迹的剧本<大红鞋>，（该剧本语言朴实，一些习惯语气的风格，与他过去写的<鞭子>的风格酷似）以及许多文稿、演讲稿。（这些剧本、文稿，是小儿子在上世纪50年代从李相云家中的积满尘土的大柳条包里发现的）。
　　这间书店，吸引了众多东北流亡人士和青年学生。他们忧国爱国，常来看书购书，交流信息。书店的兴旺，引起了街对门一家餐馆老板的注意。他常过书店来与这些东北人士交谈，很快与于浣非成了朋友。他就是时任中共地下党四川军委书记，“努力餐”餐厅的老板车耀先。
　　车耀先多次来家约于浣非外出办事，李相云说他像一个小老头。他热心介绍于浣非的大儿子二儿子参加他领导的群众组织<大声社>的活动。又与于浣非李相云商议，把他们的二儿子送去延安。（最终因车耀先被捕而未成行）。车耀先还介绍于浣非大妹妹的独生子去一所本地有名气的中学就读（后来他成为北京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知名教授）。

十四，不畏惧白色恐怖，以公司名义担保，从监狱救出中共女党员
　　抗战期间，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进成都市宁夏街监狱。当时车耀先已被捕，成都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于浣非受邀去重庆见了周恩来。那时李相云经营的太白牙粉公司，在成都西门一带有些名气。于浣非回成都后，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和家人的风险，李相云以太白牙粉公司的名义作为担保，将这位女共产党员袁志杰（音）营救出狱，接到家中调养休息，住有月余。她后被安排去了延安。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审干之时，从北京来的外调人员找到李相云查证此事，方得知袁某己是北京市级一个部门的领导。李相云为她说清楚了这段历史。袁某从此渺无音讯。

十五，抗战胜利，于浣非遗妻弃子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于浣非与几位妹妹及妹夫聚集在成都金牛坝大妹妹（于汝洲）家中，对当时的时局有过一番评议。他们曾经追随孙中山的理想，抗战中从事爱国抗日活动，又在国民政府的机构中供职，现在抗战即将胜利，对未来应作一个展望，并作抉择。李相云静静地在一旁关注着他们议论。
　　在对国、共两党对比以后，于浣非清醒地断言：国民党政府太腐败，不得民心，未来的天下一定是共产党的。其实，这也是在场的所有人的共识。但随后的行动，他们并没有选择新的道路，而继续在腐败的国民政府中谋职，参与对敌占区的接收工作。
　　抗日胜利后，于浣非去重庆，从国民党政府谋取到东北救急总署下一副署长之职，就离开他的家人去了东北。离家前夜，为了旅途的安全，在昏暗灯光下，李相云一针一线地为丈夫的内衣内裤缝上两个布包，用以隐藏钱币和重要的物件。于浣非许诺回到东北安排好后，就接她们母子回东北。第二天，就离家而去。
　　不久后，于浣非的大妹一家人和于浣非的母亲一行，分乘几辆人力车也离家而去，此一去也成为永别。
　　几十年后，九十高龄的于汝洲，从台湾托她在清华大学的独生子转给于浣非子女一封信，她信中谈了她永远无法忘怀的一幕。在一九四五年她们离开成都的那一天，于浣非只有四岁的小儿子紧紧地抱着她的腿，哭叫着不让她走，当黄包车移动后，听到从背后传出哭叫声：我要去找爸爸，我要去找爸爸……她回过头来，见到小小的孩子大声地哭喊着，拼命地追赶着那几辆载着她们一行人的渐渐远去的人力车。
　　被遗弃的子女们早已没有记忆，而追随国民党去了台湾的于浣非的大妹妹，几十年间，却把这悲惨凄楚的一幕，清晰地深深的刻在了她的心中。

十六、国破家散，夫离子亡，李相云连遭沉重打击
　　于浣非离去，李相云成了这五兄妹的唯一依靠。更加艰难的岁月开始了。打击和灾难接二连三地降临，李相云以博大的母爱和坚强的意志，与恶劣的社会环境抗争，用她那矮小的身躯和柔弱的肩膀，奋力撑起这个六口之家。
　　过去李相云主内，丈夫主外，于浣非虽然常年不在家，但涉外之事仍得他斡旋。于浣非的正直、才气、干练，李相云的仁慈、宽厚、简朴，深得友人和邻里的赞许、敬佩。过去家里有一位父亲和丈夫，孩子和妻子会自信许多，轻松许多。
　　现在商店的生产和经营就靠李相云一人里外维持照应。四个大孩子，正分别就读高中、初中、小学，只有最小的儿子还没有上学。学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还有六张嘴要吃要喝，还要付房租。在旧社会，一个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女人，要有怎样的能耐，怎样的坚毅，怎样的精神才能挺得下去。
　　那时号称的公司，其实就是一间铺面的商店，楼上卧室的半间和后面院子一间十来个平方米的屋子当作坊。早前几年，请了两位管供销的先生，还有一个打杂的学徒，丈夫走后，他们都留下来帮助李相云，李相云待他们也如同自己的儿子。产品的生产仍然是她自己操持，配料、过筛、合成都是她自己劳作，早晨天不见亮就起床，晚上十一、二点钟还不能就寝。
　　抗战胜利后，外国洋货和上海货、广州货大量涌入内地，生意日趋衰落，逐渐入不敷出，只好辞退两位员工，只留下一位先生帮助经营。这位先生是川北阆中人，父母早亡，除有一位表兄外，别无亲人。他仅比李相云的长子年长几岁，初中文化，好学又能吃苦，正直本份，作风正派，李相云将技术传授给他。他敬重她的人品，主动要求认她为干妈，成了这个家庭的正式一员，对李相云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成都解放后，他报名参加土改工作队，回来后被选为街道居委会主任，热心公益事业，但仍然在李相云家居住，协助生产经营。
　　直到一九五六年合作化运动，李相云和他都全心身地参加了化工手工业合作社，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入了社。她每天步行几十分钟去城外的合作社上班，早出晚归。这位先生被选入合作社的领导班子，他结婚后有了自己的家，这才离开了干妈的家。几十年，她们一直保存着亲情和友情。
　　于浣非走后就渺无音讯，他没有兑现行前对妻子儿女许下的安顿好后把全家接去的承诺。不过当时国家前途渺茫，内战一触即发，也使他无法实现他的承诺。
　　李相云坚强地一人独挑家庭重担，起早贪黑，如牛负重。日积月累，她双手的皮肤被化学药品灼烧得布满粗糙干硬的裂纹，每天涂抹许多凡士林，皮肤也不能滋润。她晚上在床上抚摸小儿子时，儿子对母亲说：“妈妈把我摸得好疼”。
　　从这段时期开始，晚上不能入睡时，李相云常常给小儿子讲述她的人生的痛苦和艰辛。她讲得最多的就是，由于没有文化，在社会上，在亲戚中，感觉到被人瞧不起。再怎么受苦受累，也难以得到他人承认。在外办事很艰难，吃亏上当，有理也说不清楚。所以她下定决心，自己再苦再累，也一定要让几个孩子把书读出来，今后才能在社会上立得住，站得稳。
　　大儿子、三儿子及女儿学习都很努力，在各自的学校表现很优秀，成绩名列前茅，也是学生组织的活跃分子，令李相云很欣慰。唯有二儿子不肯用功学习，常常和几个纨绔子弟逃学，甚至考试也不去，让李相云很伤心。给他换了几所学校，仍然顽性不改。最后只有停学，让他在家帮助经营生意，但这也收不下他的心。这时，国民党反动派要打内战，欺骗宣传，说是青年学生受一年军训回来可以保送读书或安排工作。他们几个逃学的同学以为这是捷径，相约去受训当兵。当兵也吃不下苦，又逃跑回家，军官追到家里抓人，没处躲藏，被迫又去当兵。后来国民党反动派把他们送去当炮灰，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在祖国的西北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革命军人，二儿子终于走上了正路。现在老了，享受着离休干部的待遇。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大儿子以优异成绩从华西协和高中毕业。他中学时就喜爱写作，英文也好，常常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翻译作品，还尝试电影剧本创作。他的志向是成为一个电影人，去长春电影厂工作。因生病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他日夜等待父亲给他寄路费，以便回东北实现自己的梦想。可许多天过去，毫无音讯，他失望了，连续多天出外找工作未果。
　　由于大儿子的早熟、聪明、优秀，父亲的绝情，以及内战的现实，让他对家庭和国家都绝望了，于是选择了死亡作为抗议和解脱。一天，在外面寻求出路，跑了一整天的他很晚回到家，什么也没说就倒在床上睡去，李相云以为他太疲倦了，没去惊动他。第二天早上叫他起床吃早饭，发现他已不省人事，床头有一个装过安眠药的空药瓶。赶紧把大儿子送去医院抢救，在医院昏迷两天后去世，年仅二十岁。
　　这对李相云的打击太大了，伤心了许多天也不能恢复。当年成都的新闻媒体，对于浣非的大儿子之死，作了醒目报导，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同情。
　　李相云一下就苍老了许多。其实，她在几个月之前，就得到大妹妹寄来的信，告知于浣非己另有女人的消息。于汝洲在信上写道：“嫂子，你快来北平，大哥己经有了另外的女人，他借口说是为了照料母亲，嫂子你快来吧！”
　　为了身边几个子女，李相云默默地吞下泪水，更把全部心血消耗在子女身上。她坚强地挺着，更加奋力劳作，起五更睡半夜，希望把生意做上去，好养活子女，供他们读书。她生存的唯一目标，就是把孩子们培养成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这年，最小的儿子己经上初小了，也懂些事了。小儿子一直是和母同一张床睡觉。不管多晚，李相云在睡前，都要跪在受难的耶酥圣像前作祷告，向耶酥诉说心中的苦痛，以求得到神的帮助。有时候，会用她那凄楚的带些颤抖的低音，轻声哼起<苏武牧羊>和<松花江上>这两首悲壮哀婉的歌。她用这两首歌抒发内心的痛苦，也用这两首歌激励自己的斗志。这是儿子长大之后才明白的母亲的情怀。
　　李相云抑压住内心极大的伤痛，用她那粗糙的手，轻轻拍打着小儿子娇小的肉体，把他带进梦乡。她欣赏着睡梦中儿子平静的小脸时，母亲的心向上慢慢地升腾，直到和圣母的心融为一体。一个家庭可以没有父亲，但绝不能失去母亲，母亲就是孩子们的圣母。

十七，社会同情弱者，上帝之手帮助她
　　大儿子的死被报纸报导后，李相云一家受到好心人的关注。小儿子就读的树德小学的王校长，是同一条街的邻居，也是这条街的保长，他来到李相云家，深表同情，他希望孩子不要辍学，可免除学费，希望能继续在他的学校读书；广益小学是教会学校，吴校长是位基督徒，他也来到李相云家，让小儿子到他的学校读书，也免除学费。对两位老校长的盛情，让困苦无助的李相云感动万分，难以取舍。因为是教友，小儿子又是在那里出生的，所以，最终选择了广益小学。
　　后来，星期天，李相云常常带小儿子到礼拜堂做礼拜。礼拜堂就在广益小学校的门口傍。每次参加礼拜的人有四、五十人，六、七十人不等，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穷人富人都有，他们亲密无间坐在长长的椅子上。传教的牧师和蔼可亲地讲述圣经上的故事，传播着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关爱，要帮助穷人和有困难的人。讲完故事就开始唱歌，集体唱赞美诗，接下来就是表演节目。
　　一个瞎子在信奉上帝以后，眼睛睁开了，见到了光明；一个满脸麻子的有钱女人，在神的指引下，她做了帮助穷人的好事，最后脸上的麻子没有了，变成了漂亮的太太。孩子天真无邪地问母亲：我看见她脸上的麻子是用墨水画的，用水洗了就漂亮了嘛，为什么会是帮助了穷人就变漂亮了呢？母亲赶紧用手捂住小儿子的嘴：不许乱说。
　　做礼拜的会上，也有人提议欢迎某先生唱歌、某太太唱戏助兴的，也做类似击鼓传花的游戏，有时也搞慈善募捐活动，穷人富人各尽所能，慷慨解囊，有时还放无声电影。
　　小儿子此生第一次看电影就是在这间礼拜堂。白墙当幕布，只见房子从小变大，人在街道上走路像是在跳，又像在跑，车像在河里的船，街边的房子迎面飞来，又向两边倒下去……看得人有些头晕目眩。虽然觉得很新奇，但感觉电影既不好看，更让人不好受。等孩子读中学后才知道，那是当年看电影离银幕太近的缘故，房子也没有飞，也没倒，是镜头移动的效果。
　　李相云在失去丈夫和大儿子后，在基督精神的感召下，更忘我劳作，用瘦弱疲惫的身躯，艰辛地支撑着家这片天空，想方设法让剩下的三只小鸟，羽翼逐渐丰满。
　　三儿子在省艺专学画，女儿在华美女中初中读书，为了让他们专心学业，李相云让他们住校，每礼拜天回家一次。这天家里会做有肉的菜，全家人打个牙祭。如果没有吃完，有剩下的肉菜，那就成了小儿子的特权。有时候另外炒点咸菜，装个小瓶子，让女儿带到学校去下饭。母亲成天劳累，有点好吃的她总让她的子女们多吃，她自己只尝尝。

十八，宽容博爱受尊敬，邻里乡亲皆和谐
　　与邻里相处，更体现出李相云的仁慈、善良、博爱、宽容。她一生迁居数次，每一居所之处，从未与他人红过脸，从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宁可自己吃亏，也绝不让别人吃亏。
　　孩子约小朋友上家来玩，她从不反对、不干预、不限制，还提供方便。有一次，一个小孩玩兴奋了，不小心打烂一个瓷瓶，那孩吓着了，她反而安慰他：“没关系，反正那是不用了的，没关系，你们玩”。又一次，一个孩子拿走了儿子爱玩的小皮球，儿子没发现，事后其他孩子来揭发，李相云听到马上告诉那孩子：“算了，让他拿去玩吧”。一个个头比她孩子高一点爱犯愣男孩子，（他们常在一起玩，家长彼此互相敬重），为一小事忽然挥起一拳，把小儿子的鼻血打出来，儿子哭了，那孩子的父亲见状抬手打了他的孩子，牵着他到李相云家道歉。李相云笑道：“小孩子在一起，磕磕碰碰难免的，你别再打他了，过一会他们就又会好的”。但是，有一次在街边游戏，邻家的一个和自己孩子同龄的小男孩被儿子拖倒在地，把耳朵碰出血了，李相云见状马上带他到街对面的诊所去给他上药、包扎，然后嘱咐儿子：“以后要注意，玩耍时别伤着他人”。那孩子父母赶来看到自己儿子的伤口治疗妥当，也说了他们儿子几句，还对李相云表示感谢。有一户街坊邻居，父亲没有固定职业还抽大烟，他家中唯一的儿子与李相云小儿子同龄，常遭他父亲打骂还不给饭吃，孩子站在街边哭。李相云见状就会把他叫过来，给他钱，叫他到街对面的饭馆去吃饭，然后让他背书包上学去。而她自己饿了，却舍不得花几分钱买一个锅魁吃。
　　李相云生产的商品，需要外包装，印刷好后拿回来由家人自己制作。儿子放学回家就帮助母亲糊纸口袋。来家玩耍的孩子，看到小伙伴熟练的把一张纸糊成袋子，他们觉得好玩，就像是学校的劳作课，没经大人同意就动起手来，结果糊出的口袋歪歪斜斜，李相云为他们返工，有的无法返工就只好报废，既耽误了时间，又浪费了材料。李相云不但不责怪他们，还顺势利导地告诉他们：“任何一种看起来简单的劳动，都要先看好了，然后再动手，先别急，多做几次慢慢就会做了。谢谢你们来帮忙。你们现在先把书读好，等以后长大了才好工作”。然后，李相云让儿子和孩子们出去玩去了。
　　李相云经营的公司生产一种治皮肤癣的药水，原料经过熬制取汁后，剩下的药渣，当作废物倒掉了。那时穷苦人很多，生病买不起药，路过的人见到倒掉的深绿色药渣，用碗盛回去给患衬耳寒（腮腺炎）的孩子敷上，竞奇迹般地好了。那年代得腮腺炎的孩子很多，据说此病有传染性。这一发现让药渣成了抢手货，上门求药的不少。从此，每次熬药之后，药渣不再倒掉，而是尽量满足求药的人，分文不取，直至送完。自己的儿子得了衬耳寒也用它糊腮帮处，虽然糊在脸上难看，但疗效奇特，糊上去，凉悠悠的，那火辣疼痛的感觉就逐渐消失，两三天就消肿康复了。街坊邻居有生疮长癣的，有生火眼沙眼的，都可来店铺免费治疗。有的也送他一瓶眼药水或癣药水拿回家去自己用着方便。李相云的博爱、善举深得邻里的敬重。

十九、三儿子画技吸引路人，李相云品格高尚再收义子
　　三儿子在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学习水彩画进步很大，李相云把他的几张乡村风景写生习作用相框装好，放在商铺的橱窗内，吸引了众多路人驻足观偿，称赞不己。树德中学的学生在放学后，三五成群，常常住足观偿许久。
　　北较场黄埔军校的几个年轻的军官，看了这几副写生画后，极为赞叹，打听是谁画的。当知道是李相云的儿子画的，他们请求让他们见见画的作者，其中一位军官几乎隔天就来一次，成了这家的常客。他告诉李相云，他家在河南省，家里只有一位和她同样慈祥年岁相近的母。他是考军校到四川的，他很钦佩她儿子的才华，更喜欢乖巧可爱的小儿子，他在四川没有亲人，请求认李相云为干娘。刚开始李相云没有答应，但是他仍然一两天就去一次，在他请求几次后，李相云见他态度诚恳，也看不出有什么不良动机，就满足了这个身在它乡，内心孤独，报国无门的年轻人的感情需求。
　　从此他来得更勤，有时买些水果糕点，还给小儿子拿来一个皮球，又拿来几发迫击炮炮弹，他把引信拆下，倒出里面的火 药，炮弹的火 药，像切成薄片的铅笔芯。据说火 药医治癞头疮特别好，就把火 药送给街邻去治癞头疮。再将炮弹壳外面漆上彩色油漆成为花瓶。北较场军校常在提督街的国民电影院包园子，他多次带小儿子坐着黄包车去电影院看电影，也请李相云和相好的邻居去看电影。
　　国民党溃败逃跑前，他专程来向李相云告别，感谢从干妈家得到的亲情，他说只要他活着，一定会回来看干妈全家的。他没有食言，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专程从河南老家来成都看望李相云。他穿了一身黑棉衣裤，两手抄在袖子里，一个地道的河南老乡的打扮，谁会看出他过去还是一个企图报国，却走错了路的年轻英俊的国民党军官呢。李相云慈爱地留他吃了饭，问了他这几年的变化，给了他一些善良的忠告和良好的祝愿，又为他母亲准备下礼品，他高高兴兴回河南了。

二十、三儿子参加革命搞学运，小儿子学习经商体验人生
　　成都解放前夕，三儿子在学校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成都民主协进会，整天忙于搞学运，闹学潮。他需要掌握时间，母亲把结婚的纪念手表给了他，他回家的时间更少了。他偶尔晚上回家一次，兴奋地哼着歌，他教妹妹唱，弟弟也跟着学。<你是灯塔>和<团结就是力量>这两首歌，他们就是在成都解放前的黑夜里唱会的。不久三儿子在匆忙中把手表弄丢了，李相云知道后觉得有些可惜，但并未指责儿子，还再三嘱咐，让他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
　　李相云从不操心小儿子的功课，她却有意培养他的生存生活能力，常常让他干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让他自己洗手绢、袜子，让他给她跑跑腿，独立去买些日常生活用品。有时让小儿子跟她一道去批发商店进货，市中心的几个进货点他都可以独自找到。一九四八年底的寒假，小儿子刚八岁时，李相云同意他和邻居的孩子一起合伙做生意。那两个孩子要大一两岁。他们天不亮就从西门出发，在漆黑寒冷的冬夜里，步行到北门城墙边的早市进货，回家天才刚见亮。他们三个小孩在街边摆摊，自主经营一个多月，散伙结账，本钱翻了三倍。李相云刻意让小儿子体验了挣钱的酸甜苦辣。对他今后的自立能力是一次很重要的锻炼。

二十一、担心战乱李相云嘱咐孩子：“没死就要回到家的老地方”
　　一九四九年底，解放军已逼近成都，国民党妄图作垂死挣扎。城内东南西北四门街道的街口，用碗口粗的杉木条修建了栅栏，入夜关闭栅栏的门，由保长、甲长组织的民众自卫队守夜巡逻，禁止通行。满城传说成都要打巷战，说国民党逃跑时要放火烧城，百姓非常害怕。李相云以她自己多年流亡的经验，为儿女作了最坏准备，每人一个背包，内装干粮、水壶、毛巾、一些钱币、两件衣服。反复叮嘱他们：如果打仗房子被炸了、家被烧了，我们被冲散了，只要没有死，就一定要回到家的废墟碰面，不能走远，最少要等一个月，一个月后才可自寻活路。一位母亲在面临大难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儿女，对自己的安危却等闲视之。幸好解放军力促成都和平解放，几十万成都老百姓才躲过一场浩劫。

二十二、成为光荣之家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成都和平解放了。李相云的二儿子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己成为解放军，三儿子在一九五零年也参加解放军。有两个儿子当解放军，李相云成为光荣军属，春天的阳光把她家照亮了。
　　逢年过节她受到政府的优抚，人们敲锣打鼓送来慰问品，有食品、戏票或电影票。她也受到街坊邻居的更加敬重。夫离子丧的阴霾一扫而光，苦尽甘来，她生活的劲头更足了。
　　西藏和平解放的消息公布的那天，逢年过节从不放烟花鞭炮的她，请人买回几大盘鞭炮，用长长的竹竿挂起来，在满大街的震耳欲聋鞭炮声中，首次融入了这一家燃放的鞭炮声，而且持续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左邻右舍，李相云的喜悦和爱国热情可见一般。
　　抗美援朝时期，李相云在女儿就读的成都县中学欢送参军同学的大会上，以学生家长和军属代表的身份，顶着烈日，上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同学们涌跃报名参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博得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掌声。她还让她的小儿子从自己店的商品中，选出几样拿到就读的小学捐献，让小儿子感受爱国之情。

二十三、参加扫盲学习
　　李相云感到生活更有奔头了，为了增长文化知识和经营企业的能力，她响应政府号召，报名参加了文化扫盲学习班。晚上学习回来，在灯光下认真地做作业。这时她己年近五十岁，载着老花眼镜，用粗糙的被墨水染花了的手，一笔一笔地写着字。十二分认真地计算着初小学生都能算出的算数题。不懂就向小儿子请教，做完作业以后还让小儿子给她检查。她对文化学习的认真劲成为小儿子的榜样，促使他上学更努力了。

二十四、沉痛悼念斯大林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当时的世界革命导师，帮助中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斯大林去世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陷入深深地悲痛之中。深受日本侵略者之害的李相云，对苏联和斯大林充满敬意，在关注报纸连续几天的对斯大林的病情报导中，她每日每时充满了担忧。她找出在白色恐怖下珍藏了多年的，1940年苏联出版的画报，满怀深情地注视着扉页上的斯大林那慈祥的肖像，内心为他的平安康复而祈祷。
　　当得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时，李相云表现出少有的难过与痛苦，她把挂在墙上的耶酥的圣像取下，把画报上的斯大林的肖像细心地剪下来，覆盖在耶酥像的上面，把斯大林的遗像挂在商店的正中间，还在像框上沿挂上一块青纱。悼念活动结束，斯大林的遗像一直挂了许久。
　　从此以后，李相云心中的上帝已发生了转换，她再也没有去参加基督教的礼拜活动。而是一心一意地跟着共产党走，按人民政府的法规政策行事，做一个遵纪守法的独立劳动者。她日常教育儿女的口头禅就是：要听党的话，听领导的话，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绝不做违法的事，绝不可犯错误，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国民。

二十五、善于学习和总结生活经验
　　李相云常向她的小儿子传授生活经验。有几条经验在时间上很有超前性，甚至比一些若干年后公布的科研成果还超前了几十年。
　　一是大蒜对肺结核的防治作用。在她的小儿子七、八岁时，她就常常在吃饭时让他吃几瓣生大蒜，说是可以防病，特别是对防治肺结核有效。她说她从小就爱生吃大蒜，她的娘家人中流行着一种病，咳嗽、下午发烧，面色潮红，死了好几个人，到她与于浣非结婚离开娘家以后，她的两位哥哥也被这种病夺去了生命，只有她幸免。后来才知道这种病就是肺结核。李相云回想没有被传染的原因，唯有自己每餐饭都爱吃一头大蒜，而其他人怕蒜的辣味，嫌吃大蒜口臭，最终被染病而丢了性命。所以她让自己的每个孩子从小就养成吃生大蒜的习惯，让所有子女免去了许多传染病的侵害（大蒜素可以防治结核病的科研成果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见诸新闻媒体的）；
　　另一条经验是早晨起床后空腹喝白开水保健法。早晨起床后，李相云总让她的小儿子先喝一杯白开水，她告诉小儿子：这是你爸爸和他的医生朋友们总结出来的。这样可以清洗肠胃，排除体内垃圾，有利身体健康（空腹白开水疗法也流行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服用绿豆汤可以治痢疾，也是她告诉小儿子的。这是中国民间流传的偏方。她的小儿子一两岁时得了腹泻（痢疾），于浣非外出不在成都，李相云去找西医为小儿子治病，两天过去，不见疗效，小儿子己拉得脱水，命在旦夕。一位街坊邻居见状，出一个主意，说是熬绿豆汤喂孩子，作为母亲的李相云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情，依着法子给孩子试试，结果奇迹般地止住了儿子的腹泻，捡回了一条小命。
　　经常吃生大蒜和饮用绿豆汤，用以防病排毒，已经成为李相云子孙的习惯，一直流传至今，对家人后代的身体健康很有益处。

二十六、教育小儿子
　　家有个小闹钟，走走停停很不准时，出于好奇心，小儿子把它拆卸开摆了一桌子。李相云见到后非常惋惜地问他：“为什么把钟拆了？一个还可以用的东西破坏了很可惜的”。儿子脱口而出：“没有破坏，就没有发明”。母亲大吃一惊，看着年仅十岁的小儿子，继而笑了，摸摸他的脸说：“妈妈要你好好读书，以后成为发明家”。
　　为了买一本作业本，小儿子偷偷从装钱的抽屉里拿了五百元（相当改制后的五分钱），晚上，李相云清账时发现少了五百元钱（当时，一天的营业额只有一两万元），就自己坐在那里出神，而后就伤伤心心地抽泣起来。儿子吓得赶紧向妈妈承认错误。她把儿子搂进她的怀里，痛苦地嘱咐他：“妈妈不是心痛这几个钱，妈妈是担心你学坏了，妈妈就没法活了”。从此儿子再没有私自拿过一分钱。母亲的话虽然很轻，却让儿子一辈子不忘。
　　李相云节衣缩食勤劳俭朴一生，但对孩子从不扣，只要是有利孩子学习和健康成长的合理要求，她都尽可能满足。她的小儿子从读小学就喜欢踢球，一九五三年的儿童节前，她花去了四元钱，给儿子买了一个儿童足球，而当时学校伙食费一个月大约才四元五角钱。有了足球让儿子的课余活动和假期生活更加丰富，使他成了街坊邻居孩子们的核心，也使他以后成为学校足球队的队员奠定了基础。
　　为了鼓励儿子热爱科学，李相云还给儿子五元钱，去成都的会府旧货市场，买了一个矿石收音机，让他对学习物理的兴趣更加浓厚。
　　由于儿子从小就喜爱下河游泳，在一次丢失衣裤等到天黑才敢光着屁股回家的教训之后，再每次下河游泳就不脱裤子跳下水，上岸拧干后再穿上回家，从城外回到家时，湿裤子就被穿干了。久而久之，儿子得了关节炎。整个中学时期，每到秋末冬初，下肢关节肿痛，蹲不下去，蹲下去后又站不起来，连晚上了睡觉翻身都很困难。但李相云从不娇惯儿子，鼓励他勇敢战胜病痛，不请病假，坚持学习，坚持体育锻炼。支持儿子参加体育比赛，从不阻拦，不拖后腿，让儿子学会坚强。她带儿子去看医生，一瓶接一瓶地买回鱼肝油叫儿子服用。又四处寻找偏方，把黑豆、黑芝、糯米等炒熟，磨成面，将熬好的牛骨髓油和在一起，制成甜食店里三合泥一样的食品，让儿子每天吃一小碗。又嘱咐儿子多晒太阳。从初中直到高中毕业，一直如此，终于让关节炎远离儿子而去。

二十七、李相云累得病倒了
　　住在李相云家的那位先生去参加土改工作队，完成任务后己返回家，他热心群众工作，被选为居委会主任。虽然他在李相云家住，并参股为商店的股东，与李相云都在商店拿工资，但是，许多时候他是在办理街道群众的事。李相云要养活她的儿子和女儿，供她们读书，很想把生意做大，于是更加拼命地劳作。很快她就累倒了，被诊断为伤寒病。没有钱去住院，只能躺在家的床上听天由命。这时女儿己考上大学去东北读书，小儿子己是成都县中学的初中学生。小儿子从进初中起就住校，每星期六回家一次。李相云怕耽误儿子的功课，不让他请假在家照料她。在她生病期间，商店无人经管只得停业关门。儿子向学校请求改为走读生，他每天把母亲锁在家里去上学，放学回家给母亲热饭、送水。基督教会的教友是一家私人医院的护士，自学掌握了一些医疗知识，出于仁慈和友谊，她一天或两天去李相云家一次，给她量体温，送来治病的药。半个月后李相云的病奇迹般地好了，这位护士谦逊地说这是上帝创造的奇迹。为了感谢仁慈的主，李相云病好以后，更把她的爱布向人间。

二十八、帮助贫困军属，把爱布向人间
　　人民政府号召有困难的军烈属组织互助组生产自救。李相云自己的生活并不富裕，还很拮据，但她认为要响应政府号召，军属更应该帮助军属，他通过军烈属互助会，请求安排一位军属大嫂到她的商店来工作。于是一位面容清瘦、肤色蜡黄的中年妇女经介绍来到李相云家。李相云了解到她的家世和身体有病，就安排她干些力所能及的轻活，对她视同姐妹，相敬如宾，每月工资只比自己的工资少几元钱。对李相云的善意，她再三感谢。李相云告诉她：“我们都是军属，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几个月后，这位军属因病辞职回家。几个月相处的交情，李相云和这位军属成为朋友，还几次带领着她的小儿子去她家看她，逢年过节给她送些食品去。她的家住在城墙边一条低洼窄小的巷内，几乎每下雨就被淹，小屋又湿又黑，常年不进阳光。这真是一位苦命的女性，几年后，她就在家病逝了。

二十九、一九五七年的喜与悲
　　李相云的二儿子是一九四七年离开家的，三儿子是一九五零年离开家的，为了革命工作，这许多年他们都没有回过家，而且也一直都是单身汉。
　　一九五七年春节前他们相约一同回家看望母亲，也顺便解决个人问题。李相云得知两个大儿子要回成都家里过年，高兴得忙着收拾屋子，整理床铺，备下丰盛的食品，竭尽所能迎接离家多年在外的两个儿子归来。
　　这年她的两个儿子，一个二十八岁，一个二十五岁。他俩风华正茂，虽然已转业到地方，仍有一股军人的神韵，让街坊邻居们赞不绝口，李相云的家实实在在地红火了十多天。她每天从合作社下班回家，就忙着调理一家人的生活，每天不论他们多晚回家，她都要等到他们回来，说说话，关心嘱咐，问长问短，方才休息。她讲得最多的就是，要两个儿子好好工作，听党的话，听领导的话，一定不能犯错误。这也是小儿子参加工作之后，她在口头，在通信中对儿子嘱咐得最多的话。可是，谁也想不到，听了党的话，听了领导的话，努力地好好工作，最终仍难免不犯“错误”。怎样做才是听了党的话，听领导的话？什么是错误？错与对的标准为何？几十年过去了，在中国有多少人弄明白了这个人生难题？
　　李相云的小儿子高中快毕业了，学校让填写学生登记表，经过一九五七年的政治运动后，他对于两个哥哥的情况不清楚。就回家问母亲，李相云沉默无语，一脸愁苦，在儿子的一再要求下，她强忍悲痛告诉他，在司法部门工作的二儿子和在大学当教师的三儿子都成了反革命“右派”。这个家庭从过去的光荣军属一下变成了右派家属，从刚刚才过了几年安稳踏实的好日子，一下又堕入了人鬼皆非的境地。
　　其实，数日之前李相云就被通知了此情，可她一直没有告诉身边的小儿子，怕对他造成负面影响。她悄悄地饮下这两坛苦水，当然也没告诉远在长春工作的女儿。但是，己经长大了的小儿子，早己从派出所的户藉警的眼神和口气中，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什么。一生善良的李相云，不得不再一次为自己的儿子背起了沉重的十字架。小儿子还去信指责这两个不争气的右派哥哥，要他们好好接受改造，重新做人。自以为听党的话立场坚定的他，已经与右派分子的哥哥划清了界线，到高中毕业时才知道，他仍难免受到株连，也被打入另册。但他还幼稚而倔强地去问班主任老师，这是为什么？班主任似笑非笑地对他说：“这不是看你的考试成绩”。再没有多余的回答。刚过十七岁的他，当时只觉得天昏地暗，认为是被两个右派哥哥害了，被跑去台湾的父亲害了。
　　不仅仅李相云，她们家的每一个人都得受于浣非的株连，都必须为他赎罪。这个深重的莫须有罪孽，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得以偿清？
　　从此，在共和国灿烂的阳光下，他们全家的每一个人都自觉地走上了赎罪之旅。当然，在这赎罪之途，何止千军万马。从开国元勋，元帅将校，仁人志士，科学家、作家、文艺家，教育工作者、大学生，甚至中学生，都在一夜间变成罪人，成其为赎罪大军的一员。他们中许多人甚至为这莫须有之罪，付出了一生甚至自己的性命。与这些逝去的人相比，李相云一家真算得上不幸中之大幸了。
　　当然，这也是在被蒙蔽了许多年之后，在中国进入新时期之后，才逐渐清醒，逐渐明白过来的。

三十、博大宽厚崇高伟大的母爱支撑起这个破碎的家
　　抗日爱国的丈夫已成为历史反革命，响应号召参加整风的两个儿子已变成右派，李相云和他最小的儿子变成了反动派的家属，女儿在东北，她的境况如何不得而知。仅管还有于浣非的小弟和小妹这样的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但那个时代谁也保不了谁，他们受不受牵连也很难说。所以李相云不让小儿子把家里的境况告诉他们，要说一切都好，报喜不报忧。
　　一九五七年秋天，李相云被合作社劝退了。合作化运动入社时领导美好的许诺没有了（一切生产资料全部交给了生产合作社，全心全意地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社干部许诺说，生、养、死、葬，都由合作社包了），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她，只给发了一个月的工资就让其回家了。她感到很失落。没有了收入（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有三十元，她和小儿子两母子觉得日子过得很知足了），小儿子即将中学毕业，女儿己经结婚且远在东北。
　　为了生活，为了支起这个破碎的家，已经年满五十五岁的李相云决定重操旧业，自谋出路。可全部生产资料早就入了社，两手空空，政策又限制单干（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最终被迫放弃打算。
　　为了弥补空虚，在老朋友的劝导下，李相云将家迁往老朋友的空屋子。这位朋友也是从同一个合作社被劝退的。她的丈夫是一位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军官，早己病逝，留有几间空房出租。她的独子远在内蒙工作，她独居一人，就邀约母亲为伴。就这样，李相云变卖了家产，将家从居住十几年的老房子，搬到只有一间屋子的居所。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将肖军去延安前寄放的物品全部处理掉的缘由。靠过去的积蓄和女儿每月寄来的生活费，让小儿子顺利地从中学毕业。
　　这期间，李相云心里也一直惦念着那两个被划为右派分子远在西北劳动改造的孩子。她常常告诉小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十个指头咬咬哪个都疼，你二哥三哥虽然犯了错误，还要关心他们，多去信开导他们，要他们好好接受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李相云说出的话看似平静，可内心所受的煎熬与痛楚，只有作母亲的自己知道。所以，几乎每个月，小儿子都要遵照母亲的嘱咐，以母亲的口吻给他们写信。每封信的内容都主要是鼓励他们好好接受改造，努力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那时候，成为“牧马人”的两位儿子，是否能感知他们母亲的良苦用心呢？他们能坚强地活下去吗？

三十一、高考被意外被录取
　　被打入另册后，李相云的小儿子已失去升大学的信心。他在学校宿舍悄悄地痛哭了一场，他不明白地责问自己：我有什么错？这么多年，我应该算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对党对祖国真心不二，可是为什么父辈的过错要我们来赎罪？不是讲“有成份而不唯成份，重在表现吗”？（在那个时代，像他这样幼稚的人太多太多）。痛定之后，他决心好好接受党的教育，认真努力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那时一条很流行的口号是：听毛主席的话，活一辈子，改造一辈子。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于是，争取当一名自食其力的，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普通工人，就成为他人生的唯一理想。在相好的同学的鼓励开导下，心里流着泪水，他一边复习功课，一边思考着参加完高考之后的劳动就业。
　　高考一结束，同学们组织勤工俭学，到省图书馆清理被尘封多年的外文图书，编辑图书目录，以便让这些书籍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他有了参加社会劳动的机会。发榜开始，每天都有同学接到录取通知书，参加劳动的同学逐日减少，他们回家作进入大学的准备了。剩下来的同学，又转到一家木材加工厂去劳动。在又热又臭的胶合板车间里，每天劳作八个小时，日工资三角八分，在工厂食堂进餐，每日三餐最省也得四角钱。劳动强度比正式工人的劳动强度大，而工资不足他们工资的一半，就因为他们是学生。美其名曰勤工俭学，待遇和劳动强度，犹如现今的农民工。仅管劳动条件很差，工资如此少，他们仍准备如果考不上大学，好好表现，争取就这样参加正式工作也好。没有接到录取通知就剩下两三个同学了，李相云的小儿子是其中一个。其他几个同学出于友谊和同情，仍陪伴着他继续在工厂劳动。
　　一天，李相云在她的老朋友陪同下，找到儿子劳动的工厂，给他送去一封信，是入学录取通知书，他被录取到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学校。另一个同学家人也为他送来一封录取通知书，他们是被同一所学校录取的。他们都十分意外，（那位同学的父亲是一位国民党军队起义的高级军官，在农村当农民）；所有同学都为我们高兴，但还有一个同学没被录取，（他的爷爷是清末四川保路风潮的组织者之一，他的父亲在成都解放前夕失踪了），我们三人都是被打入另册的，我们决定陪他继续劳动下去。直到有一天，工厂安排我们做装卸工，搬运一整辆大货车的胶合板，在卸货地点，受到货车司机的刁难和污辱，我们愤而向厂方辞去工作，结算了一个多月的打工劳动所得，除了吃饭，没余下一分钱。但让我们对将来进入和认识社会有了一次难忘的经历。

三十二、家被强占，但又失而复得
　　儿子有了继续读书的机会，李相云心中的一块石头也落地了。儿子入学后，李相云又急忙奔向数千里之外的长春，去照料刚生下孩子，又必须工作的女儿。
　　小儿子在学校住校，家里这间屋子就空着，每周六他才能回家看看。大跃进开始后数月，当又一个周六他回到家去，发现自己的家竟然被别人入住了。他家的简陋家具箱柜被堆放在屋子的一角。他被告知，这是因为街道办事处（或派出所）要安置其它拆迁户，叫她让出自己的屋子，再把她安排进了李相云的家。在成都住校的小儿子竟然一点不知情，这立刻让他变成无家可归。
　　由于李相云的政治处境，哪里还敢按<宪法>付予的公民权去讲理。更何况他还是个不懂世事的学生。以后他每次回去取自己物品，只能在别人监视的目光下，拿了东西赶紧走人。发现自己的东西不见了也不敢说不敢问。
　　不久这家的女主人因屋子漏雨，自己上房捡瓦，不填从房顶摔下而亡，她的姐姐和侄女又搬来居住，仍占据着李相云的家。
　　暑期小儿子去到长春将母亲接回成都，原来的屋主返回家里，他们自知理亏，但仍强占半间屋子，只让出半间容纳李相云母子居住。两家人用各自的柜子、桌子、箱子隔开，过起了两家人同居一室，只可闻其声但唯独不可看见对方的最新奇的邻里生活。豪不夸张地说，谁家有人放屁，另一家的人就可闻其声嗅其味。
　　仅管如此，李相云母子与邻居也能和睦相处，晚上躺在床上，两家人不分男女老少，常常唠唠嗑说说话，赶走黑暗与寂寞。
　　就这样，两家男女五、六个人，在同一片房顶下，各住半间屋子，隔着不足两公尺高的用柜子、桌椅、箱子堆成的“墙”，同居了十几年。
　　李相云以她的善良、宽容、真诚，克己、容忍，化解了许多矛盾和危机，赢得了邻里的尊敬。

三十三、非常年代，母爱再放光芒
　　一九六零年，天灾加人祸，使国家陷入极困难时期，食不果腹已成常态。
　　李相云从东北回到成都，见到一年多没见面的变瘦的老邻居老朋友，就问她们：你们病了吗？才得知四川粮食定量低，人都饿瘦了。于是把从东北带回的粮票，给这家几斤给那家几斤，很快就所剩无几。
　　成都数月没供应过肉食了。李相云看见小儿子很消瘦，在五四青年节前一天，特意排长队在餐馆买回一份冷冻厂的红烧鸭子，她一块鸭肉也舍不得吃，全留给周六回家来的儿子吃。小儿子看着消瘦的母亲，让母亲吃，李相云对儿子说：“已经吃过了，这是专门留给你的”。互相推让不下，最终儿子深怀感激之情，在母亲疼爱眼神注视之下，慢慢地品尝完这份不足二两的鸭肉。谁知刚过半夜，他肚痛难忍，腹泻不止，天亮母亲就扶着儿子去医院看急诊，在急诊室已测量不出血压，诊断是食物中毒。赶紧输液。不一会就又送来十几个食物中毒的病人，说是过五四青年节，单位会餐引起食物中毒。
　　李相云为此非常后悔，她反复重复着对了儿子说：“我该先尝尝就好了，也不会让你受这份罪了”。康复后，小儿子想，如果年老的母亲吃下这鸭肉，后果将更加可怕。
　　这年，儿子学校去工厂实习的同学，在工厂食堂用餐，就有二十多人饱受食物中毒之苦。有的工厂因此而几乎停产。
　　次年，在西北某地劳动改造的三儿子获准回家探亲，被强制改造几年，显得疲惫而憔悴，衣着如同穷乡僻壤的老农民。母亲看着心痛不已。不顾自己的衰弱与年老，竭尽全力，倾其所有，每天想法变样地把饭菜弄得可口。在那物资极度匮乏，全国人民都在饿饭的年代，这该多么艰难。为了能让两个消瘦的儿子吃上一顿饺子，李相云用高价买回半个老南瓜和两个鸭蛋，用政府配给她一人一个月的几两菜籽油，煎了两个鸭蛋拌了南瓜馅，从西北农场回来的三儿子，高兴得像个小孩子，围着母亲转来转去。蒸饺做好后母亲自己舍不得吃，她守着两个儿子，欣赏着两个儿子美滋滋地享受的样子，让他们饱餐了一顿，比她自己吃还高兴。她还专门留下几个大饺子，给次日即将返回农场，继续接受改造的三儿子路上当干粮。母爱再一次让受难的孩子增强了活下去的力量。
　　十八年后，中华大地，春回人间，三儿子同许许多多和他一样蒙难而侥幸活下来的人获得再生，他得到落实政策，才又一次回到李相云面前。他虽然被冤屈，专业荒废了二十年，由于他的刻苦与勤奋，他已成为新疆一所大学的教授，在美术专业领域取得较好的成就。而且由于建国前，他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对赶走国民党反动派，迎来成都的和平解放有过革命贡献，他也享受着离休干部的待遇。
　　一九六四年，还在当牧马人的二儿子获准返回成都结婚。李相云把女儿和小儿子每月寄去的生活费，省吃俭用节存的三、四百元，全部拿出给二儿子和媳妇买衣物用品，让他俩尽可能的感受到母爱的温暖。
　　李相云对二儿子、三儿子的鼓励和关爱，让他们坚强地挺过那二十个苦难年头，过着比<牧马人>更牧马人的非人岁月，终于熬到出头的这天。今天他们都享受着离休干部的待遇。他们都有了一个安定和谐的家庭，他们的子女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和事业。

三十四、学韩英母亲，让小儿子离家远行
　　三年很快过去，一九六一年秋季，学校即将进行毕业分配。这时李相云已经六十岁了，头发也变成花白，很希望把小儿子留在身边，娘俩相依为命。可是她的小儿子和另外八位同学被分配去凉山彝族自治州工作。当小儿子把这消息告诉李相云，原以为母亲会很难过，可母亲显得很平静。她反而心平气和地嘱咐儿子要服从分配，到哪儿都是为国家工作。你看人家韩英和她的母亲……当时，成都的电影院正在上映<洪湖赤卫队>，儿子陪同母亲去看了这个电影，被韩英和韩母在牢房中的那场戏深深地打动。
　　经历过抗日战争五年多的流亡生涯，遭遇过夫离子亡多重打击的李相云，深深懂得家与国相比，孰重孰轻。她义无反顾地支持儿子的选择，绝不拖儿子的后腿，让小儿子安心地走上工作岗。她用旧衣服作里子，为儿子去做了一件新棉袄，以抵御山区的寒冬。又为儿子准备了行李，一床旧棉被，一床旧棉毯，和一个女儿留下的小皮箱。还想方设法排队买回一些肉食品，给小儿子增加营养，让他好好地饱餐了几顿。李相云把为儿子准备的行李又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又一遍，对他叮咛再三。
　　按学校统一要求，行李己于前一天送去汽车站附近的旅店，九位同学晚上必须去旅店集中。这是因为他们要在路上转乘两次车，行三天的路程，才能到达凉山州府所在地。而多数同学是第一次离家出远门，为了安全到达目的地，学校要求他们统一行动。
　　临行这天小儿子哪也没去，在家里陪了母亲一整天。
　　秋风习习，天色已黑，在母亲的再一次叮嘱后，儿子要求母亲不要出门送他。小儿子告别深深爱他和他深深爱着的老母亲，看了母亲最后一眼，借着昏暗的路灯光，他清楚看到坚强的母亲立在小院大门口，昏花的一双老眼，已充满晶莹的泪光。他转过身快步地走上大街，向还有一条街路程远的公共汽车站走去。那时公交车少，等了十来分钟也没车来，他不断地回头眺望。
　　忽然，在远处的灯光中，出现一个步履蹒跚行色匆忙的矮小身影，他一眼认出那是母亲，再也忍不住了，大叫一声：妈……！就扑了过去。李相云还是追到公共汽车站来了。饱偿人间苦难，多次经受过与亲人的生离死别，坚毅得令许多人佩服不已的她，为最后一个儿子的离去而近乎崩溃了。她不能再以表面的坚强来掩饰内心深处的痛楚了。
　　从日寇铁蹄下逃亡出来的一个家，奋斗并煎熬了几十年，最终，在异域它乡，还是只剩下她自己一个人，和那半间空空如野的屋子。年迈母亲的一颗心，要撕碎成多少块，才能够追随她那些远离她而去的孩子们的身影啊！

三十五、母亲在，家就永远不会散
　　世上只有妈妈好。一个家庭的核心就是母亲，只要母亲亲在，这个家就不会散，流浪远方的孩子总会有朝一日回到母亲的身边。这是身为母亲的李相云永远不变的信念 。
　　为了在外地的孩子们能有回成都的可能，从一九六一年冬季到一九七七年，李相云又孤独地坚守了十六年。直到基层政府落实中央有关去台人员亲属政策，在凉山工作的小儿子得到允许，先让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调回成都。这时的李相云已经是七十六岁的白发如雪的年迈老人了。这期间小儿子利用探亲假或出差的机会，每年回家看看母亲，这就是对李相云最大安慰。平日里多靠同院善良老邻居的关照，才使她能艰难而又坚强地渡过那十几个漫长的冬夏。。
　　这些年来，当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一批又一批，前国民党人员脱离台湾从海外起义归来的消息，就希望于浣非也能弃暗投明，早日回归祖国。他们却不知道于浣非早己离开人世。
　　在李相云独居成都的日子，院子内的房子因年久失修成为危房。房屋的主人已无力维修房子，只得申请将私房无偿地交给政府的房管部门，由房管所投入资金，将前后两个院子拆了重修，成为公房，然后重新分配，租给原来的住户。房屋的总面积没有增加，但屋子的间数增加了，新安了三户人家进来，造成家里人口多的老住户争抢房屋。李相云年迈体弱，孤寡一人，应有的一小间屋子也被他人强占，家具被堆放露天，她只能寄居在老邻居的屋里。房管所竟听之任之无力解决。
　　小儿子远在凉山，李相云怕影响他的情绪和工作，一直没告诉他。直到数月之后，小儿子的一位同学去看望李相云，才得知情况，出于义愤，从他单位请了几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将强占李相云住房的那家人赶出去，夺回本属于她的屋子。直到又过了半年后，小儿子探亲回家，院内的老邻居将此事告诉他后才知道实情。李相云还一再要求她的小儿子不要去指责那家人，说他们家人多屋窄确有困难，要求他的小儿子一定要搞好邻里关系。儿子遵照母训，从此不提此事，和睦了邻里。
　　一九七九年小儿子从凉山调回成都，一家三代五口就挤住在只有十四个平方的小屋子里。李相云为小儿子回到身边十二万分地高兴，衷心感谢党的政策，感谢政府领导对她的照顾。但是三代人同居一室，太拥挤，太不方便，她就以帮助女儿照料孩子为由，又忍痛离开刚团聚的小儿子去了天津。不久后，成都市政府进一步落实台属政策，街道办派人到李相云家叫填写一份落实去台人员亲属政策申请表，经过办事处上报到区政府，再转报到市委统战部、工交部、最后又转到小儿子工作的单位。再经单位派人调查，又再次上报给工交部和统战部，经会商后再上报到市政府办公厅，最后由市府秘书长主持会议，在一次调剂住房的会上，研究决定分给他一套连厨房在内共二十二个平方大小的居所。整个落实这一政策的过程历时约三年。
　　从一九五九年李相云家的住房被强占，历经二十五年之后，政策的阳光终于又给了她一个新家。多出一间屋子之后，一九八四年李相云从天津返回成都。她终于能住上不会再漏雨的屋子了。
　　值得欣慰的是，一九八一年在天津期间，李相云见到了“九一八”事变后，她的丈夫于浣非与之一道进行抗日活动的老革命陈钟（陈远孚，时任吉林省人大常务副主任），他在北京开会，抽空专程到天津看望李相云的。他仍旧称呼李相云为嫂子。他对于浣非在伪满时期及抗日救亡运动中，对国家、对共产党和人民做的贡献作了充分肯定，建议李相云动员于浣非回来。他不知道于浣非早己去世。次年，了解关心于浣非家人的老革命陈钟以八十二岁高龄与世长辞。

三十六，母亲去世儿女终于聚首在母亲遗像前
　　李相云在成都的这些年，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儿子都分别利用出差或探亲的机会到成都探望母，但她们没有条件相约同时回家，所以，从一九四七年以后，几十年来，兄弟姐妹就从未团聚过。直到他们的母亲李相云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三日去世，他们才得以在母亲的遗像前聚在一起。他们兄弟姐妹四人带着青纱，端着慈母的骨灰盒，在母亲的遗像前照了一张有生以来的第一张合影像。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了。李相云从墙上的像框里，微笑着盯着她的四个儿女，虽然隔着阴阳两界，这对母亲的亡灵，算是人生一世最大的安慰吧。
　　改革开放后，国难已成为历史。国家富强了，人民幸福了，李相云和她的儿女们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在新兴和谐的国度中，过着远比从前安定美好的生活。
　　他们向李相云的在天之灵默默地告慰：“最最亲爱的妈妈，现今世界更光明了，中国已走上康庄富强正道，国难不会再有了，流亡逃难的生离死别不会再有了，政治冤案和迫害不会再有了。我们普通老百姓期盼的能过上的安定平和、丰衣足食的生活，正在成为现实。您一生为之渴求的美好社会正在成为现实。您的遗愿一定会实现。请您的在天之灵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祝福祈祷吧。祝妈妈在天国幸福。

　　写于2007年元月，2015年7月重新修订

衷心感谢雷版的调整集中。再次致以真挚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