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中的黑客与杀毒软件

【7、人工智能中的黑客与杀毒软件】

2023年3月31日《中国科学报》，发表《人人需要黑客思维》一文，引起关注。原因是我们使用电脑是上互联网的，常常打开机时，就出现广告类似的图文，很讨厌，需要马上删去。

这使我们也把此类现象看成“黑客”──类似“良性黑客”；知道要用“杀毒软件”。但即使安装了反病毒软件，也要经常保持更新，检查潜在的恶意软件。如怀疑电脑被“黑客”入侵，采取措施，断开互联网连接，运行病毒扫描，更改密码，或寻求专业人士帮助等，也是麻烦的事情。所以联想到人工智能中的黑客与杀毒软件，是否也很麻烦？而《中国科学报》发表《人人需要黑客思维》，说的是啥呢？

文章说的2023年2月，美国诺顿出版社出版了布鲁斯•施奈尔的著作《黑客思维：权势者如何扭曲了社会的规则，如何将之扳回来》一书。作者施奈尔，是著名密码学家和信息安全技术专家，也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社会政策专业的教授。施奈尔说的“黑客”，是个广义的概念──黑客攻击，不仅发生于计算机的世界里，还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他说黑客攻击，指的是以任何意想不到的方式破坏系统。黑客行为“是系统所允许的破坏系统的活动……是富裕的权势者所做的事，它强化了现存的权力结构”。施奈尔的观点，似乎有点“反动”的成分──即使他说的是“富裕的权势者”。

现在百度搜索已不能查《中国科学报》的这篇文章，可见人工智能中的黑客与杀毒软件，也会是随影随行的。而施奈尔为论证他观点，他是利用自己的网络安全专业背景，较全面地考察了权势者是如何利用金融制度、司法制度、政治制度和认知系统，来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他说：“操纵玩弄接触到的任何系统，都会让其他人承受损失”。

对于人工智能中的黑客和需要杀毒软件，施奈尔告诉读者：苹果和谷歌等技术巨头，为了避掉数十亿美元的税，会先把自己的利润转移到境外的“对公司友好”的国家和地区，然后把“消失了的”美元转到百慕大、开曼群岛和其他安全港。施奈尔还概述了一些大公司为达目的，而利用人的神经过程、攻击人的注意力回路等手法。比如脸书公司，开发的算法，会有意识突出那些激怒用户的内容，因为这有利于强化脸书用户的情感投入程度，反正看热闹的不嫌事大。“任何规则都可能被破坏”，无论是宗教规定的饮食禁忌，还是法律程序。有了技术帮忙，“就可以更频繁、更快、更好地破坏规则”。

施奈尔说：“有了黑客思维，人们对生活和世界的看法会发生巨大转变”──可见他的“黑客思维”，不全是“黑客的思维”，还包括了“反黑客的思维”、“杀毒软件—反病毒软件”，对付无所不在的“黑客”，需要加强监管，并要求大家都遵守规则，且是不易被窜改糊弄的规则。施奈尔指出：“我们需要将社会的规则和法律，变得像计算机一样是可修补的……了解了黑客思维，我们可以重建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来防范和惩治那些钻空子危害社会的人，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改善现存制度、预测和抵挡黑客攻击，建设一个更公平的世界”。

1、国家龙头企业模式

我们使用的电脑，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电脑。我们上的互联网，也不是我们自己从上到下管控的互联网。这一切，应该说类似与“权势者”相连。重建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防范和惩治钻空子危害社会的“权势者”，人工智能大模型、大语言模型类似ChatGPT的生产，从上到下管控的互联网，应该学道路、港口、机场、能源和通信等大部分基础设施项目，政府分配给少数选定的工业企业，即由政府挑选几家大型企业集团，实施类似基建发展重点“国家龙头企业”模式。当然问题是，ChatGPT也有先进和落后的竞争、英文和中文的竞争，而且有“竞争机制”和“计划机制”之间的竞争。

那么印度的“国家龙头企业”模式，类似如何解决基础设施融资约束的呢？为激励“国家龙头企业”建设政府指定的项目，印度仍需要提供补贴，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可见这是一个“科技圈内”问题。

2023年7月16日网易号据环球网报道，印度方面再次出手干预中国企业事务。去年，印度方面要求下架多款中国APP，直接影响了很多民众的正常生活。在5G商务试验中，华为、中兴这类中资公司也都不被允许在印度进行实验。近期印度通讯部暂停批准从中国进口WiFi模组，以至于我国各个企业在印度市场已经延迟了推出产品的步伐。可见，也许如有前印度外交大臣说：“竞争的好处，是印度的大国机遇”。人工智能中的黑客与杀毒，也是参与竞争吗？

据彭博社报道，印度的外包公司，为华尔街银行、硅谷科技巨头、世界最大的航空公司和零售商等全球客户建立软件系统。一直以来，他们不介意工程师的背景，是学化学或采矿的。2023年印度最大的外包商塔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计划在校园招聘有关生成式人工智能46000人，而且印度早就拥有超过500万人的程序员。

正是这个在拥有超过500万程序员的印度，有报道说，该国有一些工程师新人，已开始整夜失眠。原因如2023年3月，高盛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人工智能可以取代相当于3亿个全职工作的岗位，这个问题，对于拥有14亿人口的印度来说更加严峻，比如软件工作的就业机会将减少。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及未来学家杰伦•拉尼尔教授认为：每一个新的人工智能或机器人应用的成功引入，都可能涉及一种新的创造性工作的开始。他说：“作为一名计算机科学家，我不喜欢‘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这个词。事实上，我认为它具有误导性，也许甚至有点危险”。

b、文明是什么？

有人说，被创造出来的最务实立场的人工智能聊天手机视为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生物，那文明是什么？

把人工智能看作是一种合作的方式，而不是一种创造独立、智能生物的技术，可能会使它不那么神秘。因为神秘感，只会使管理不善的可能性变大。像GPT-4这样的大型语言模型，包含了程序处理过的大量文本中，特定词汇如何重合的累积记录。

这个庞大的表格，使系统内在地接近许多语法模式，以及所谓的作者风格等各个方面。当你输入一个由某些词，按一定顺序组成的查询时，你的输入会与模型中的内容相关联。由于关联数十亿条目的复杂性，每次的结果都可能有些不同。它可以使新系统更加以人为中心；而我们对隐私最接近的定义可能是：“独处的权利”。

但在我们不断依赖数字服务的时代，这似乎很古怪。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不被计算机操纵的权利”似乎肯定是正确的，但并没有完全说出我们想要的一切。虚假但看起来很真实的图像、视频等，应该由创造者标明。来自虚拟人的通信，以及旨在操纵人类思维或行动的自动化互动，也应该被贴上标签。目前人工智能工具的黑箱性质，必须结束大模型人工智能系统并不是由明确的想法构成的。

系统“想要什么”没有明确的表述，它在做一件特定的事情时没有标签，比如操纵一个人。试图通过让系统吐出脚本、草图或意图等不必要的项目来打开黑匣子，将涉及建立另一个黑匣子来解释第一个黑匣子──一个无限的倒退。如互联网搜索或社交网络，这种熟悉的安排，被证明有黑暗的一面：由于“网络效应”，少数平台接管了、淘汰了较小的参与者，如地方报纸。更糟糕的是，由于直接的在线体验是免费的，剩下的唯一生意就是兜售影响力。

用户体验到的似乎是一个集体主义的天堂，但他们却被隐秘的、令人上瘾的算法盯上，使人们变得虚荣、烦躁和偏执。数字的东西，通常会与那些希望因制造它而闻名的人联系起来。在这个想法的某些版本中，人们可以为他们创造的东西获得报酬，即使这些东西是通过大模型过滤和重新组合的，而技术中心将因促进人们想要做的事而赚钱。有些人对网上资本主义的想法感到恐惧，但这将是一个更诚实的资本主义──人们熟悉的“免费”安排，已经是一场灾难。

科技界担心人工智能可能成为生存威胁的原因之一是，它可能被用来玩弄人类，就像前一波数字技术那样。考虑到这些新系统的力量和潜在影响，担心可能灭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由于这种危险已得到了广泛的认识，大模型人工智能的到来可能是一个为改善科技行业而进行改革的机会；打开黑匣子只会让模型更有趣。

而且它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语言，这是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类发明，也是我们在这几十万年后仍在探索的发明。

主要的担忧是，工人会被贬低或取代。在公开场合，技术人员有时候会说，在未来几年，从事人工智能工作的人将会有更高的生产力，并会在一个更有生产力的经济中找到新的工作类型。例如，可能成为人工智能程序的提示工程，即一些与人工智能合作或控制人工智能的人。然而在私下里，同样的人经常会说，“不，人工智能将超越这种合作的想法”。今天的会计师、放射科医生、卡车司机、作家、电影导演或音乐家，再也赚不到钱。每一个新的人工智能或机器人应用的成功引入，都可能涉及一种新的创造性工作的开始。

无论大小，这可以帮助缓和向整合大模型的经济的过渡。模型的好坏取决于其输入。只有通过像数据尊严这样的系统，我们才能将模型扩展到新的领域。现在，让大型语言模型写一篇文章，比让程序生成一个互动的虚拟世界要容易得多，因为已有的虚拟世界非常少。

为什么不通过给开发更多虚拟世界的人一个获得声望和收入的机会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强大、恶意的人，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对我们所有人造成巨大伤害。有些人还认为，模型本身可以“越狱”，控制我们的机器或武器，用它们来对付我们。

任何工程设计──汽车、桥梁、建筑──都可能对人造成伤害，但我们却在工程上建立了一个文明。正是通过提高和扩大人类的意识、责任和参与，我们才能使自动化变得安全；反之，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发明当作神秘物品，我们就很难成为好的工程师。

把人工智能看作是一种社会协作的形式，更具有可操作性：它使我们能够进入机房，机房是由人组成的。假设一个邪恶的人，也许在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敌对政府工作，决定通过向所有人发送我们所爱的人被折磨或被绑架的令人信服的视频，来煽动大众的恐慌──在许多情况下，制作这种视频所需的数据，很容易通过社交媒体或其他渠道获得。这让混乱会接踵而来，即使很快就会发现这些视频是伪造的。

我们如何才能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答案很明显：确保数字信息有背景。大多数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网络，以及它所建立的互联网，就其性质而言，是反背景、没有出处的。但去背景化，是数字网络概念本身所固有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没有出处，我们就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人工智能，也没有办法使它们在经济上公平吗？

而这有可能将我们的社会推到边缘，如果一个聊天机器人出现了操纵性、刻薄、怪异或欺骗性的行为，当我们问及原因时，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答案？揭示机器人学习其行为时的来源，将提供一个解释：我们会了解到它借鉴了一部特定的小说，或者一部肥皂剧。

我们可以对这种输出作出不同的反应，并调整模型的输入以改善它。为什么不一直提供这种类型的解释？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应该透露出处，以便优先考虑隐私，但出处通常比对隐私的独家承诺更有利于个人和社会，政策上的挑战也将是实质性的。

但我们需要改变思维方式，并接受艰苦的改造工作。如果坚持过去的想法──包括对人工智能独立可能性的迷恋──我们就有可能以使世界变得更糟的方式使用新技术。如果社会、经济、文化、技术或任何其他活动领域要为人服务，那只能是因为我们决定人享有被服务的特殊地位。这对中华文明，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文明之一。

用一种演化主义的观点来看，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未曾中断直到今天，而且还在朝气蓬勃地发展当中，仅凭这一点即可确信，这一文明一定包含了众多使其能够连续取得成功的基因密码。

尽管人们在分辨何为“好的”虚构之事？何为“坏的”虚假信息？哪些方面可以鼓励支持？哪些方面必须强行禁止？仍然困难重重，但也问题不大。在现实世界无数活生生的具体实践中，文明中那些推动成功的基因密码，仍会被自动激活，让道德准则和法律原则共同生效。

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一个面向全世界的宏伟蓝图。以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作为基本保障，“全员媒体”与“全员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一个全新的背景和局面，另一方面也必将助推以上五大特征的充分体现。

对人工社会智能（ASI），即除了对世界的物理理解，人类还拥有高度的社会智能，一种感知社会事件、推断他人目标和意图并促进社交互动的智能。包括社会感知、心智理论（ToM）和社会交互等子领域。一种基于即时双向价值对齐的模型，可解释人工智能系统：在该系统中，一组机器人通过与人类的即时交互，并通过人类的反馈，推断人类用户的价值目标，同时通过“解释”将其决策过程传达给用户，让用户了解机器人做出判断的价值依据。

文明也有不幸。有人说：如带着伏特加酒精刺激下的亢奋，俄罗斯战士打赢了车臣战争、格鲁吉亚战争，而且从乌克兰手里顺利地收回了克里米亚。或许这一系列的胜利与荣耀，将俄罗斯带进了乌克兰泥潭。所以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这些胜利与荣耀之于俄罗斯，是幸还是不幸？欧洲有句谚语：“剥开一个俄国人的皮，就会看到皮下蒙古人的血脉”。处处要显示自己强大的心态，我们知道没有哪个国家能打败俄罗斯：能打败俄罗斯的，只有俄罗斯自己。

当年沙皇帝国被一炮轰塌、强大苏联一夜解体，提醒我们俄罗斯这个民族，是个容易走极端的民族。

c、共建共享推动全球治理

2023年4月22日观察者网，发表美国布鲁斯金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教授，4月21日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论坛上的主旨发言。李成教授说：“把精准扶贫作为重心，从中国梦到共同富裕，都是非常好的概念”。

李成，1981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1985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自费留学，师从著名的中国研究权威罗伯特•斯卡拉皮诺教授。1995年李成在复旦大学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担任教授和访问学者时，写的书《重新认知中国：改革的动力与困境》，曾是一本畅销书。

他认为：不管是经贸还是其他方面，中国中产收入群体获益于全球化，获益于与西方的交流，但在中国这并不为人所接受。

而在西方有些人当中，则认为共同富裕是反市场、反增长、反全球化的。他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中国的中产阶级进一步扩大，将会更多的推动中国市场改革，推动中国的消费，推动中国的外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驾马车”，他觉得它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他说：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是4亿，而美国总人口才3亿多，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中产阶级或者中等收入群体的国家。未来几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还将从现在的4亿扩大到5亿。到2035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将会扩大到8亿，中国的政策也反映了这种趋势。

在美国，只有最高的20%的收入人口，获利于全球化。不像中国，是所有的收入群体都获利了。感谢中国，在过去几年对全球中产和全球经济的贡献。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它不是一个阶级，应该是指一个群体，是指依靠打工，获得稳定收入的高收入群体和有足够积蓄房产的小规模私企老板群体。

“中产阶级”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社会学提出的概念，并不符合传统的“阶级”定义。它大体是按个人或家庭收入划分，与职业关系不大，称“中等收入群体”比较容易理解（但不严格）。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与统计比复杂，争议不少，这是因为中国各地区发展差距大、城乡差距大。但无论如何，这个群体数量越来越大，既是中国越来越富裕强大的证明，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在中国，不应该出现中产阶级这个词，中产阶级是为选票政治服务的。中产阶层要明白自己的定位，到底是无产者还是有产者。

从阶级的角度，不存在这个阶级，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一切不掌握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的阶层，本质都是无产阶级，但是社会和局势一动荡，马上就打入底层。只要不掌握生产资料的就是无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至多就是中等收入的社会阶层人士。

其它国家，如只有高科技的硅谷才是中产，他们大多是本科以上。无产阶级-劳动时间决定收益：是指依靠打工获得稳定收入的高收入群体。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不取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购买力。中国商品被美国大量购买，不取决美国的购买力，而取决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美国购买中国商品就享受商品的超出价值，买的越多获利越大，因此是美国吃了30多年的中国红利。

中国的发展，给美国续命30多年，到头来还倒打一耙。这真是不可容忍。中产只是无产阶级的头部，也就是兜里相对富足一点的无产阶级。西方使用中产，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利益，所以也就没有自己利益，不会起来斗争的乌合之众。

西方的中产论是抹杀社会的阶级属性，麻痺人民的斗争意志，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阶级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基石，没有斗争的政治研究，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中国哪里有中产阶级？生活富足一点的劳动人民而已。中国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即使发展到中等收入的国民收入水平，也还是第三世界。

由此看“黑客”这个中文词语，皆源自英文hacker。2012年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出品的电影《骇客（Hacker) 》，也已经开始使用骇客一词，显示出中文使用习惯的趋同。实际上，黑客（或骇客）与英文原文Hacker、Cracker等含义不能够达到完全对译，这是中英文语言词汇各自发展中形成的差异。Hacker一词，最初曾指热心于计算机技术、水平高超的电脑高手，尤其是程序设计人员，逐渐区分为白帽、灰帽、黑帽等，其中黑帽实际就是cracker。在媒体报道中，黑客一词常指那些软件骇客。在信息安全里，“黑客”指研究智取计算机安全系统的人员。利用公共通讯网路，如互联网和电话系统，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载入对方系统的被称为黑帽黑客；调试和分析计算机安全系统的白帽黑客（英语：white hat）。

在业余计算机方面，“黑客”指研究修改计算机产品的业余爱好者。1970年代，很多的这些群落聚焦在硬件研究，1980和1990年代，很多的群落聚焦在软件更改（如编写游戏模组、攻克软件版权限制）。即“黑客”是“一种热衷于研究系统和计算机（特别是网络）内部运作的人”，泛指擅长IT技术的电脑高手。真正一流黑客并非整天不学无术，而是会热衷追求某种特殊嗜好，比如研究电话、铁道（模型或者真的）、科幻小说，无线电，或者是计算机。

对一个黑客来说，学会编程是必须的，计算机可以说就是为了编程而设计的，运行程序是计算机的唯一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骇客，他们只会入侵，使用扫描器到处乱扫，用IP炸弹炸人家，毫无目的地入侵，破坏着，他们并无益于电脑技术的发展，反而有害于网络的安全和造成网络瘫痪，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精神损失。中国的蓝客、红客等，1994年以来也因特网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迅猛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方便、自由和无限的财富。

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越来越网络化，并且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娱乐的一部分。可以说，信息时代已经到来，信息已成为物质和能量以外维持人类社会的第三资源，它是未来生活中的重要介质。而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因特网技术的迅速发展，黑客也随之出现。到了今天，黑客在互联网上已经不再是鲜为人知的人物，而是他们已经发展成网络上的一个独特的群体。其实，除了极少数的职业黑客以外，大多数都是业余的黑客。

而黑客其实也和现实中的平常人没有两样，或许他就是一个在普通高中就读的学生。21世纪在网络上很难见到30岁以上的老黑客：许多黑客一般在成家以后都慢慢地在网络上“消失”了。这些人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们为什么要走？其实这些很容易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智的成熟，年轻时候的好奇心逐渐地脱离了他们，他们开始步入稳重期，生理上的体力和精力也开始下降，不再像以前那样怎么熬夜，怎么做都不知道累的时候了。比如开始有了家庭的负担，要为生计和事业奔波。因为黑客这个行业，只有极少数是职业黑客，而很多还是业余的，他们做事等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报酬的。

所以当他们上些年纪以后退出“江湖”也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有很多人对他们的黑客事业的兴趣也会执着一生。黑客在退隐以后一部分可能会去做安全行业，成为安全专家、反黑客专家，继续研究技术。也有一部分人会去做一些与黑客毫无关系的事业。

如1971年卡普尔从耶鲁大学毕业，在80年代中期，卡普尔与盖茨是美国软件业的双子星。1982年创办Lotus公司，并担任CEO。推出个人电脑“杀手级应用”软件Lotus1-2-3。卡普尔是硅谷黑客理念的真正体现：反对公司、不遵循主流精神、富有创造、崇尚出世。

盖茨则是现代黑客的体现，与卡普尔形成鲜明对照。盖茨是反基督的肖像，功利性强，十分入世，追求利益，他的公司也以压制自由而成功，出产丑陋、笨拙、纯粹以商业驱动的产品。与他相比，卡普尔更是一位民间的英雄，而盖茨则是主流社会的英雄。

黑客已经成为那些专门利用电脑网络搞破坏或者恶作剧的人的代名词，要检测电脑是否被黑客入侵，可以参考如类似的步骤：检查性能；安装反病毒软件和防火墙等。“杀毒软件”由国内的老一辈反病毒软件厂商起的名字，后来由于和世界反病毒业接轨统称为“反病毒软件”、“安全防护软件”或“安全软件”。集成防火墙的“互联网安全套装”、“全功能安全套装”等用于消除电脑病毒、特洛伊木马和恶意软件的一类软件，都属于杀毒软件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