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公纪事 英雄无言

　　浦公者，胡春浦（简介附后）。今年乃成都和平解放60周年，谨转此文以兹纪念人和事，并飨读者。

──王君

静潮／文

收官战
　　1949年上半年，国共胜负已见端倪。蒋介石引退，毛泽东进逼。解放区志在必得，国统区人心厌战，此前曾充当抗战大后方，为国贡献巨大的川人更是如此。
　　长江天险被突破，“南北朝”已成幻想。蒋再度看好四川作为基地，决定实施川西大会战和成都大爆破，为撤退台湾及移兵西康乃至缅甸、泰国争取时间。为此，驱动川康地方实力派与共军对阵，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势力积蓄已久的矛盾终于公开化。但是，是不是如今人所言，解放军大兵压境，你降是降，不降也得降呢？
　　显然，持此说者不知何为“收官战”。收官是围棋说法，意指事到最后阶段，而又并非完结。浦公于此番国共在大陆的生死博弈是直接参与者。且既身份特殊，亦与各方当事者源远流长。在当年那盘“棋局”中，作用微妙。而浦公善围棋，渣滓洞难友刘德彬《特殊囚犯》谓其为渣滓洞“棋王”。

获释与“回炉”
　　1949年5月14日，经四川省参议院议长、陆军上将向传义及驻重庆空军第五军区司令晏玉琮等斡旋，西南长官公署长官张群批办，浦公结束了在渣滓洞、白公馆两年领导狱中斗争的生涯。徐远举仍存疑虑，指示特务掌握控制浦公出狱后的行踪，10月更提出政治犯“回炉”。因此，出狱后多半年中，浦公居无定所，辗转成都市区及周边川西各地。他使用各种手段甩掉跟踪，与同事部下商讨对策，与统战对象密谈联络，其间惊险迭出。

“临工委”由来
　　首先，浦公急需了解遭受极大破坏的中共川西地方党组织现状。1947年，中共四川省委撤离，所属川康特委和川东临委分别负责川西、西康和川东。1948年，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因暴动失败阵亡，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数月后叛变；1949年，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委员华健被捕后相继招供，另一成员马识途避往香港。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破坏殆尽。浦公及其战友的组织关系不在四川地方党。1946年底国共分裂前，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张友渔传达周恩来“紧急应变”的指示。此后，原属南方局、周恩来及董必武直接领导的罗、田、胡三人成立小组，独立活动，准备利用多年上层统战关系的积累策应正面战场，实施军事策反。
　　6月初，浦公从重庆回到成都，见到罗髫渔和先期出狱的田一平等战友。按照中共组织原则，被捕者自动失去党籍，获释后需经审查方可决定是否恢复。浦公原拟去香港找组织关系，罗、田极力劝其留下，一起坚持斗争。于是拋开个人得失，退掉机票，投入工作。
　　此前，1949年春末，鉴于四川党群龙无首，罗髫渔提议成立“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易野源赴港，将此计划由《大公报》交潘汉年转中央。后得传达：不必在香港久等，先回去工作。中央批示和意见，另设法转告。此时已是9月。浦公得知该提议后，认为有必要成立临时性组织，以应付瞬息万变的复杂形势。于是，推罗髫渔为书记，田、胡、易分别负责宣传、组织和联络工作。因尚无中央批示，经浦公建议，“临工委”性质被定为：一、临时机构．一到解放即停止活动，听候组织处理。二、不发展新党员，只联系因故失掉关系的党外人士。三、重点在策反，利用外围组织针对社会上层人士和青年、学生开展工作。
　　（未完待续）

附：
　　胡春浦，四川渠县人，1913年生。1931年到上海读大学时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并与共产党组织建立联系；1935年在上海白色恐怖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央保卫部“特科”的情报训练后，长期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四川等地活动。1939年，在汉口受中共长江局叶剑英、李克农派遣，由湖北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返回四川，长期从事国民党党、政和社会各界上层军政人员的情报、统战工作；以后直接受中共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其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帮助四川省国民党党部主任黄季陆处理党务，并任黄季陆开办“群生公司”的总经理；与四川“袍哥组织”也有关联。因参与宋庆龄、李宗仁等策划的“小民革”进行“反蒋”活动被发现，于1947年10月在成都被捕。后即押解至重庆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在狱中组织过对敌斗争。由于没有暴露其共产党员身份，于1949年“国共二次和谈”时被国民党当局释放。旋即投入成都和平解放的工作。
　　1983年3月病逝于成都，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顾问。全国政协会议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引自百度词条

不二人选





当时国民党方面在蓉的兵力部署，大致可分为蒋系（胡宗南部）和川系，总员额在30万左右。胡部又分嫡系（李文）和非嫡系（李振），川系又分亲蒋（杨森、孙震、王陵基）和厌蒋（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两派。临工委成立后，浦公积极利用各种关系，对以上部队开展策反。先谈与刘邓潘的关系。





川西大地主、头号袍哥刘文彩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长兄和大邑刘氏家族族长。浦公因之与刘文彩偶有交往，将其作为发展、巩固刘氏家族为统战对象的重要环节。并长期在大邑崇庆灌县一带与刘氏家族系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曾任成都市长的陈离是邓锡侯亲信，1938年在湖北抗战前线与浦公结识，交情深厚，政治倾向接近。浦公籍此洞悉前四川省主席邓锡侯意图。关于陈离此人的重要性，下文会专门讲到。







与浦公渊源最久的，还是刘湘系统。刘湘死后，唐式遵、王陵基、王瓒绪、潘文华继承衣钵。前两位亲蒋到底，1949年底，唐在西康殒命，王在四川被俘；王瓒绪游移不定；潘文华对蒋，既想拉近乎，又想保实力。1939年浦公转达的周恩来建议，就是针对潘的。内战期间，蒋把潘几乎搞垮，只余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空衔。潘恨蒋入骨，因兵微将寡，蒋不以为意。浦公利用1937年在刘湘武德学友会打下的人脉关系，对潘部施加影响。





共产党方面，如浦公这般同时对刘邓潘施加影响者，在1949年的四川，恐怕还没有第二个。当年彭县龙兴寺衮衮诸公，谁最能代表中共，由此可见。







刘邓潘之外





刘邓潘号召力虽大，实力却有限，充其量不过5万人枪：潘近乎光杆，刘部远在西康，只有邓的九十五军能支撑一时，但要面对的是20余万蒋系胡部及川系亲蒋派。而对刘邓潘之外的力量，浦公有必要，也有可能展开上层统战工作。





浦公1938年在湖北抗战前线结识的中共秘密党员刘景素是川鄂边区绥靖主任公署孙震的妻舅。十六兵团副司令董长安则是孙震资格最老的副手。刘、董奉浦公授意，借孙震（老孙）将权力移交其侄孙元良（小孙），人心惶惶之际，联络部署，策动起义。





两次险致长征红军于死地的川军名将郭勋祺是潘文华部下，1947年内战中被俘，转而倾向中共。潜回成都后，经田一平等介绍，结识浦公，进而受命做其同学、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等人的工作，争取其起义。





在陈离弟弟家中，浦公与川西补给区司令曾庆集会面。该补给区属于国军联勤系统，其所管辖的辎重特别是汽车、汽油，对于蜀道难的四川而言，重要性自不待言。曾自此与临工委接上关系，对后来的成都护城起过独特作用。之所以与陈离有关，是因为曾的本家公公曾学圃是陈离的老乡，与浦公同为中央特科成员，长期奉命在陈离身边工作。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即成都黄埔），也是浦公派人打入策反的一支力量。后来，该校几个分队在奉命撤往云南途中，共计14000人在四川境内起义。值得一提的是，军史专家陈宇就是通过搜集成都黄埔学生起义材料，才顺藤摸瓜发现：原来浦公及临工委做过那么多，那么大的事情，却被埋没多年。





向传义是浦公密友王彦立的姑父。当蒋介石面请这位自己安插在川军20多年的代表去台湾时，对方婉言谢绝。向议长豪华的公馆成为掩护浦公的绝好所在。



浦公自然不会忘记挽留堪称自己恩师的黄季陆（当时黄已卸任四川省党部主任）。最终，黄未去台湾，也不留成都，而是去了香港，耐人寻味。

未完待续

成都护城

浦公通过熊倬云（省会警察局二分局局长，军统蓉站副站长）的关系、与成都市民众自卫总队专职副总队长（市长冷寅东挂名总队长）乔曾希建立了联系。多次与他谈话，帮助他认清形势、前途，坚定弃暗投明的决心。通过乔，把民众自卫总队3万多人的地方武裝，置于中共控制之下。以后虽经蒋介石、王陵基等多次利诱，乔始终没有动摇。在成都和平解放中，自卫总队和浦公通过熊倬云控制約刑警从等一起，对保护成都市的机关、厂矿、人民生命财产．起到应起的作用。





两个“临工委”





毋庸讳言，1949年的成都，存在两个共产党的“临工委”。一是浦公等人的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致力和平起义及成都护城；一是中共川康边临工委留蓉工作部（实际为独立工作，用其名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王逸平47年前为浦公大有字号职员，49年末王由泸县返成都前，浦公曾专赴泸县接谈。），提出过成都大暴动的计划。





成都大暴动？是的，没有搞错。国民党要搞爆破，共产党要搞暴动。所幸都没实现，否则成都何存？大暴动的提议者，也就是此前“炮打黄埔楼”和“活捉蒋介石”的提议者，即共产党方面的吕振修和国民党方面的杨晒轩。





据曾庆集回忆：刘邓潘起义之后，听说准备全城暴动，驱逐胡宗南残部。罗广文已准备起义，职权已交与师长谢某。谢某有三个师兵力，会在城外策应。曾顿起狐疑，认为谢资历甚浅，刚刚升为师长，罗绝无可能授权此人。胡部人马众多，暴动无异以卵击石。于是要求见谢，谢来了，同来者还有“地下党组织的一位吕同志”（即吕振修）。曾又要求见由谢指挥的三位师长，这次谢与“师长”均杳如黄鹤。与胡宗南关系密切者则听说：邓锡侯部杨晒轩要以六个排的兵力控制成都市两座建筑，与十万胡部决一死战。





一切彷佛1932年四川军阀成都巷战的重演，然而更加荒唐。大暴动一说，倒是证明“炮打”完全可能，因为符合吕的心理。其实，为什么会有1948年到1949年的“大破坏”？原因就是四川地方党组织负责人的盲动。先是祸起川东《挺进报》事件，把共产党基层组织办的报纸放到国民党高官的桌上，名曰“攻心战”，最终却被当时仍很强大的敌人几乎连根拔除。继之川康蒲华辅明知敌人搜捕，还要开会布置暴动，否则很快就要解放，做什么都来不及了。浦公当时在狱中听说《挺进报》的事，就对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





怎么办？曾庆集的按兵不动，缘为“因为这与川西地下党（浦公所属之“临工委”—笔者注）要我保卫成都不受破坏的指示相违背”。大暴动无声无息，甚至都没出现在吕振修的回忆文章中。都是“收官”惹的祸？

未完待续

两个“刘邓”

显然，吕振修知道什么宜说，什么不宜说。毕竟他做的事情比较简单。然而，另外有些事情就搞得复杂多了，因为牵扯二野刘邓，特别是在邓小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





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国民党的“刘邓”（刘文辉、邓锡侯）之所以起义，是因为共产党的“刘邓”（刘伯承、邓小平）做了工作。周恩来铺垫在前，刘邓特别是邓政委布置在后。其证据就是二野派来情报人员黄实与邓锡侯接洽。黄实，邓锡侯部九十五军军长黄隐之侄，早期共产党员（后脱党）黄慕颜之子。后来还有章浩然、朱德钦等部队情报人员衔命来找刘邓，本质上同是一个问题。在拥护刘邓潘起义的通电中，黄隐排名第一，陈离则榜上无名。黄隐俨然成为仅次于刘邓潘的第四号起义将领。为此这里要专门谈谈陈离。







自20年代起，陈离思想左倾，一直亲共，共产党搞暴动把他的部队拉走，他因掩护共产党被撤职多次。对此，中共高层心知肚明。“有问题，找陈离──他是我党老朋友”，是在川工作的地下党人或去川找共产党关系的亲共人士在中共负责人口中常听到的一句话。蒲华辅被捕案牵出陈离，随后又搜到陈离给蒲开的通行证，可谓“通敌有据”。然邓锡侯死保陈离，仅以撤职隐居了事。此事说明陈离与共产党，与邓锡侯是何等关系！而黄隐呢？其实，黄隐是很诚恳的，他在回忆文章中明言：在黄实来之前，自己与共产党此前并无瓜葛。起义是大势所趋。至于通电排名座次，争的人不会少。陈离身为“党外布尔什维克”，还在乎那个？乐得让出做个人情。唯其淡泊、不争，才能与浦公交情甚笃。





要说此刘邓对彼刘邓没有威慑力或感召力，那不是事实。可是，要说彼刘邓对此刘邓言听计从，继而一切服从二野情报处派来的几人安排，是否也与事实有相当距离呢？黄实只能找其叔黄隐，因为与陈离搭不上话（恐怕也无意分功），除此别无关系。可是如果不找黄隐，二野情报处计将安出？收官战呀！







中共代表





12月初，隐蔽在广汉机场的浦公得知，守备机场部队奉命往彭县方面开拔，于是随行。途中，邓部谢德堪师守备团徐团长持邓锡侯密电来见，大意为：立即派人将胡某护送新繁九十五军军部。浦公估计是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策划着如何不失时机地扩大策反工作的范围。随后就是刘邓潘彭县起义，这段经历详见浦公遗文，不再赘述。下面讲一些文中没有提到的事情。

据浦公去世后生平传略记载，刘文辉、邓锡侯曾约其会面。浦公向二人进一步分析了形势，宣传了“刘邓文告”的精神，晓以大义。此时，邓的态度逐渐明朗。那么，邓锡侯为什么给人以犹犹豫豫，首鼠两端的印象？以往材料多称邓当时与保定军校同学李宗仁有联系，幻想合作搞非蒋非共的“第三势力”。其实，民革、民盟何尝不想成为“第三势力”？以北平方式著称的傅作义，不是也给蒋介石（通过蒋派来的说客）和毛泽东递上过内容惊人相似，只是把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词对调的建议书吗？人称“水晶猴子”的邓锡侯，一下子成为全国各政治势力争取的对象，怎能不快活，不忙活？另一证据是，这么多号称给刘邓做过工作的人，回忆文章中却难以见到刘邓只言片语。现在看来，估计首先是自己有难言之隐，其次才是距离刘邓较远，听不清楚人家说什么吧？刘邓潘通电迟迟不能发出，最后不得不玩弄顽童把戏，倒填日期。此中甘苦，一言难尽，非持“大军压境不降也降”论者能知也！





对于彭县起义中各党派的代表人物，有的书上开列了这样的名单，中共代表朱德钦，民革代表陈离，民盟代表潘大逵。浦公自己只说过一句：“我只和陈离保持个别联系。”身在隐蔽战线，注定不能事事时时在前，此为人尽皆知的浅显道理；这也才符合中共最高代表的身份。

收获

刘、邓起义通电发出之后，进一步怎样扩大影响，争取更多部队起义，并还要尽可能有把握地鉴別真假起义，防止破坏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坚定邓锡侯、刘文辉的意志和替他制定决策。这些，都是只有浦公在陈离协助下考虑的问题。





北京方面对于通电迟发是很有意见的，似乎也在考察刘邓的决心。时间一天天过去，复电就是不来。8天、9天，10天……





12月21日，董宋珩率十六兵团宣布起义。此前，老孙孙震被裹挟上飞机去台；此后，小孙孙元良观察数日，认为形势不妙，化装去台。董部起义，对胡宗南震动很大。因为他对刘邓潘本不抱希望，却没想到亲蒋的孙震集团也会出事。胡无心恋战，随后飞离成都。此前的13日，蒋介石已飞离成都。不过，近年来有发现称胡宗南系共谍。然则倘若如此，非但刘邓贺数十万大军不必挥师西进，浦公等也大可不必殚精竭虑，策动胡部起义了。蒋介石布置的固守西南，以求谋变的“成都决战”显属天下第一“玩笑”。



12月23日，曾庆集部率部起义。12月24日，此前派人与陈离接洽的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率部起义。

同日，朱德复电来到。有书描写，此时刘文辉才请出中共代表胡春浦向诸将领讲话。不论真假，倒也符合规矩。尘埃落定，确实该露面了。





12月25日，此前与郭勋祺及临工委易野源联系的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率部起义。至此，由临工委及浦公联系的各部队及民国地方各级政要均告起义。顺便说明的是，根据吕振修的文章，曾庆集部起义归功于川西边临工委。不过，曾本人似乎不那么认为。







有惊无险





12月26日，成都送来情报，胡宗南第三军盛文潜逃，成都成为真空。浦公立即返回成都，得悉王缵绪已打出“治总”旗号，招兵买马，扬言要接管成都市。邓锡侯的参谋长牛范九向浦公忿忿地说：你们的“保总” （川西人民保卫军，司令员郭勋祺．政委胡春浦）布告也贴满成都市，言下之意，邓锡侯起义是白费气力。





浦公迅速从罗髫渔、田一平同志处了解了情况。十二月初，罗．田二人去仁寿，见了二野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建议，应立即派先遣小组返回成都，做好两件急要的工作，迎接解放。一是，把党领导的军队的旗帜亮由来，号召军民；二是，出刊党报，宣传党的政策，瓦解反动派的军心，安定成都市民心。易野源立即回去，成立了“西川人民保卫军”以郭勋祺为司令员，罗忠信为副司令员（民盟盟员），胡春浦为政委。同时了解到郭是在被俘后，经过教育，由二野的首长同意，交代了给他有特殊任务回四川的。王缵绪的“治总”，是王临时凑合七零八落的军官、政客进行投机活动的。西康雅安刘元煊已起义，他的部队团旅以上．都派有公开的党代表，（杨景凡同志当时被派在名山，是雅安的前线，面向成都）加紧组织、教育工作，准备反击向西康溃逃的部队和四川伪保卫团。浦公把这些情况转告了邓锡侯和刘文辉，同时抓紧了保卫成都市的工作。既然“保总”的安民告示已出，他认为应该立即加紧确保成都市真空时期的治安秩序的工作，保护一切军政机关的档案、物资、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是贯彻“刘邓文告”的中心任务。由“临工委”负责移交给我十八兵团的二十多万人的武器、輜重，新津机场的部分未及起飞的飞机和地面设施都点交给解放军部队。

暗流涌动



12月底，浦公会见了一位重要人物──前川康特委成员，即将担任已经取得政权的中共川西区党委组织副部长的马识途。据说，会面涉及共产党地下组织后顿起诡异，以至不欢而散，详情不得而知。此后，马识途所在的位置及其个人的行为，决定了临工委及数以万计四川中共地下党员和跟随人士的命运。

有一个对比是：浦公在遗文中提到“（12月）27日（贺龙）派李井泉、张经武、杜心源及马识途等同志先入城，商量迎接入城办法。决定30日入城。”，而在马长达50万字的回忆录甚至没有提及“刘邓潘起义”，自然更没有浦公。





此前，临工委派出两路人马，分别与贺龙部与刘邓部接洽，这才得知：刘邓所率二野只到简阳，不进成都。进入成都的是贺龙所率华北野战军十八兵团，即马识途所在部队。





12月30日，十八兵团在司令员贺龙、政委李井泉、政治部主任胡耀邦率领下，进入成都。有说法称，浦公当时与贺龙同在一辆吉普车上。两天后，他即将在新社会度过他的后半生，即另外的34年。是年，浦公36岁。







英雄无言



特工也好，间谍也罢，不论叫什么，这个行当有最高标准吗？孙子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其实，这何尝不是战争的最高境界？



那么，换一个角度。作为一介平民，战争降临，对于国家，对于军人，对于有能有权的强势者，最高的要求是什么？老百姓云：保境安民！



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标准如何翻新，就算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者是西风压倒东风。能做到上述两条，不过11个字的人，都称得上两个字：英雄。



千年锦官城，得以完好保留。20余万放下武器的前政权人员，得以安居乐业（至少一个短时期如此）。唯一可比的是古都北平解放，不过其复杂程度和人员规模仍逊于成都。



浦公写过一篇不长的回忆，将彭县起义的内幕一一道出。也许正由于此，除了发表在发行量极小的内部刊物《四川党史资料》之外，再未出现在各种回忆成都解放的文集里，以至连子女都未读过。2001年，彭州市政协编辑《彭州文史资料刘邓潘起义专辑》，收入此文。不过，此书的发行量恐怕比早已停刊的《四川党史资料》更小。是的，英雄无言。



英雄已经老去。晚年多病的浦公在成都度过余生，住着一方不大的院落和一间不大的病房，至今也住着一块不大的墓地，恰如一个普通的成都市民那样。



成都已经变化，老城拆去大半，让过来人无法识别。一个失去记忆的城市，一段涂抹不清的历史。如此这般，倒也必然。可是，后人呢，今人呢，你们还要继续无言下去吗？

附：

　胡春浦，四川渠县人，1913年生。1931年到上海读大学时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并与共产党组织建立联系；1935年在上海白色恐怖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央保卫部“特科”的情报训练后，长期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四川等地活动。1939年，在汉口受中共长江局叶剑英、李克农派遣，由湖北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返回四川，长期从事国民党党、政和社会各界上层军政人员的情报、统战工作；以后直接受中共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其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帮助四川省国民党党部主任黄季陆处理党务，并任黄季陆开办“群生公司”的总经理；与四川“袍哥组织”也有关联。因参与宋庆龄、李宗仁等策划的“小民革”进行“反蒋”活动被发现，于1947年10月在成都被捕。后即押解至重庆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在狱中组织过对敌斗争。由于没有暴露其共产党员身份，于1949年“国共二次和谈”时被国民党当局释放。旋即投入成都和平解放的工作。

1983年3月病逝于成都，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顾问。全国政协会议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引自百度词条

楼主致歉。因发表时文字受限，不得已分成若干部分。

王君:好！文中可能有误，不是“第二集团军”，而是从“第二十二集团军第45军”。见过胡春浦的mc43210  提供

本文源自 巴蜀论坛 之：

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167